五百年文教传奇 教育路迈步至今
广州大学城航拍图，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教育路一带的药洲遗址，千年书香缭绕。
九曜坊一带曾有许多书院。
教育路附近的药洲遗址，墙上文字古色古香。
执信学校（今执信中学）旧影。（广州市教育局供图）
广州市第三中学的校道旧影。 （广州市教育局供图）
20世纪50年代，培英中学的典尺楼。 (广州市教育局供图）
学生在图书馆阅读，窗里窗外都是风景。
中山大学 孙中山1924年创立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定名国立中山大学。鲁迅、郭沫若、冯友兰等曾在中大任教。
华南师范大学 创办于1933年，师范教育史可溯源至1921年创建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广州大学 2000年由广州师范学院、广州教育学院、原广州大学等五所高校合并组建而成。
华南农业大学 1952年，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等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可溯至1918年成立的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正式组建于1952年，为新中国“四大工学院”之一。
读懂广州第四十七期 让城市留住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粤韵周刊》，与您一起领略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领略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与您一起在历史的光照下，读懂今天，读懂广州，由此坚定文化自信。 广州北京路商圈有一条教育路，长约500米，看似普通，却藏着广州持续数百年的文教传奇。自明代以来，教育路一带一直是广东最高文教官署的所在地，明代提学道署、清代学政署、民国时代的教育委员会及现今广州市教育局都位于此。钟灵毓秀，文化积淀深厚。漫步这一带，书坊街、铭贤坊、九曜坊、药洲遗址、大小马站书院群、原教育路小学校门……历史似乎从时光隧道中迎面走来。 策划/读懂广州工作室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忠安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庄小龙、陈忧子、骆昌威、王维宣（除署名外） 明清 辉煌记忆 广东最高文教中枢入驻药洲 受尊为“南国传经地”“文宗” 从越秀区大南路大南门处往北，穿过书坊街，便是教育路起点，往北与中山路交界的地方就是终点。在广东的教育史上，这里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明清省级教育主管机构设于药洲 明正统二年（1437年），广州始设提学，这是主管广东文教的最高官员。嘉靖元年（1522年），也就是距今500年前，广东提学道署入驻今教育路古药洲一带，清沿用明制，驻地不变，只是将名字改为提督学政署，主管官员简称学政。 明代提学道署、清代提督学政署都选址今教育路古药洲一带，并非偶然。五代时南汉建立者刘岩命人开凿一个大人工湖，叫仙湖，也称西湖。湖中小岛遍植鲜花珍药，相传刘岩常常在岛上聚集方士，炼制药丹，“药洲”之名由此而来。宋代以后，药洲成为文人雅士泛舟吟诗的胜地。理学始祖周敦颐曾寓居于此，后人们在湖畔建濂溪书院，以示对他的尊敬；爱石成癖的大书画家米芾也曾慕名而来，欣然题字“药洲”。明朝时，“药洲春晓”入选羊城八景。因此，从翰林院走出来的博学大儒把一省的文教枢纽机构设在这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提学道署和提督学政署先后是明清主管广东一省文化教育行政的地方官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甚至地位还高一点。明代岭南诗人叶春在《咏薬洲》里用“南国传经地”来称颂此地的崇高地位。清代提督学政署也被看作是“系通一省文风”的教化中枢，所以受尊为“文宗”，是清代广东地方文坛的至尊。清代学政主管任务十分纷繁，涉及思想、文化、教育、出版和文物等各种地方文教工作。据清代学者黄本骥的《清代官职表》所载，学政“除负责监察学校学生之学业行动外，兼管所辖地方一切有关教化、文物、学术之事”。 提督学政署在教育界极受尊崇，历次科举考试中秀才、举人者都有赖学政署核定、推荐、公榜，故而是学子翘首仰望的地方文教最高机构。这一点，也可从附近学校林立的盛景中得到佐证。 广东学政满腹经纶阵容鼎盛 教育主管官员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兴教办学。明初，朱元璋将元代已经纳入官学体制的书院制度废除，专一扶持官学，府、州、县都办起了官学，取得了“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的成就。学宫属于当时的官学，广州历史上有广府学宫、番禺学宫和南海学宫三大学宫。前两者始建于宋；番禺学宫则建于明洪武三年，作为明清两代的番禺县学，被称作“岭南第一学府”。 虽然官学盛况空前，但明朝前期，书院发展进入百年沉寂。明朝建立后的137年中，广州仅有一所新书院开张，就是明正统二年（1437年）开办的崇正书院，而恰恰在前一年，也即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设立了提学官一职。明朝后期，随着朝廷对书院政策的松动，书院开始发展；也随着王（守仁）湛（若水）之学的广泛传播，更多的学者兼官员投入到书院的发展中来。不少提学官也希望有一番作为，在官学之外另建书院就是其选择之一，这使得明代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新的格局。据统计,明代广东有两百多所书院,数量居全国前三位。到明代,广东的文教水平已接近于中原及江南地区。 在清代，学政都是由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个个满腹经纶。因为广东被视为“人文所萃”之地，又是富庶之地，所以广东学政的资望、官秩又较其他省份高，名声显赫者甚众，不仅有状元、榜眼、探花级别的，如邓钟岳、陈德华等，还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像惠士奇、翁方纲、钱大昕等，堪称阵容鼎盛。历任各级教育主管官员悉心经营，培养了大批后起之秀，使远在岭南的广州成为全国闻名的学术中心之一。 提学官、学政也承接亲自讲学授徒的传统。学政惠士奇以学生和门徒众多而著名，何梦瑶、劳孝舆、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品、吴世忠和吴秋时等，都受教于惠士奇而成名，称“惠门八子弟”。学政翁方纲常在药洲九曜石古榕树下为学生讲学。这些提学官、学政对培养广东人才发挥了示范作用，也对明清时期广州的教育发展起了相当的推动。 近代 求新求变 陈澧著书广涉历算乐律音韵 “东塾学派”从此流衍中原 清朝末年，延续几个朝代的八股取士暴露出众多弊端，走向没落，求新求变的理念愈来愈盛。加上西学东渐之风对广州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阮元、张之洞等对教育情有独钟的地方大员的支持下，有别于传统官学和书院的新型教育机构学海堂、广雅书院等相继出现，为广东教育近现代化转型打下基础。 学海堂、东塾学派讲求实学 曾担任过山东、浙江学政的阮元，本身文化修养就很广博深厚，对教育也极其重视。1820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书院，主张书院教育“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意思是书院是为了奖励品德好和学问好的人，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学海堂成为晚清广东学术文化中心，不但汇聚了一批广东经学名家，而且培养出一批批岭南文化的中坚人物。 阮元重视实学的教育理念自然贯彻于学海堂的教育之中。与过去的书院不同，学海堂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所授课程除经文史学研究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博物等。学海堂培养出众多思想界、教育界的新锐人物，有“南粤先贤”之称的邹伯奇、“睁眼看世界”的梁廷柑、倡导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等，溯其师承，源头都在学海堂。 以学海堂学长陈澧为带头人的“东塾学派”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登上教育舞台的。陈澧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除了赴京赶考外，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他并无显赫家世与家学渊源，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主要得益于当时广东浓厚的学术氛围。 陈澧是货真价实的“学霸”，古文、算学、天文、地理、音韵、乐律无不涉猎，尤其擅长训诂与考据学。不过，就是这样的饱学之士，还花了19年时间走科举之路，多次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科举失意的陈澧转为推崇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张通经方能致用，极力摒弃空疏学风，讲求实学，认为读书必须弄通道理，反对讲经学者只求训释考据，而不阐明义理的治学态度。这体现在学术中，就是缥缈空洞的玄谈之论让位给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学问。 陈澧是晚清学术集大成的人物，一生著作120余种，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东塾读书记》，内容广涉清代汉学、朱学之争，以及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学、历算乐律等，对经、史、子及前代文字学著作作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前后花去陈澧30年时间，也是奠定其本人学术地位的巨著，助力广东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学术重镇。 陈澧培养了一大批晚清能臣俊彦，如廖廷相、文廷式、梁鼎芬、冯浚光等。他的学术成就以及树立的学风在此后几十年承传不绝，影响全国。就如同张之洞所说，“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 直至近代，陈澧仍备受学人推崇。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陈澧专写一章，详尽论述，特别是肯定他在调和汉学和宋学、开辟新学风方面“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 洋务派创广州第一家外语“培训班” 长期以来，广州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上地位特殊，与海外交流频繁。清末，中国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新式教育机构，一向开风气之先的广州再次站到了潮头。 为了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1864年6月，清政府洋务派在朝天街建成广州同文馆（今朝天小学校址）。广州同文馆一开始就模仿西方近代学校制度，成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之一。随着形势发展，只教英语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广州同文馆又开办了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课程，并最终发展成教授5门外语的专门学校。广州同文馆最初学制3年，后来学制增至8年。课程设置除了外文，还有算学、化学、天文、物理、万国公法、世界史地等。广州同文馆从1864年一直办到1911年，培养了不少外语专门人才，在广东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广东法政学堂是全国第二所法政学堂 清政府洋务派先后在广州开设多所新式学校。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兴办广东实学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效仿近代学校。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将其改名为广东博学馆，又在其基础上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在张之洞支持下，广东学政汪鸣銮与广西学政李殿林联合奏请朝廷创立广雅书院。1888年，广雅书院成立，大力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革新，成为清末广东最为重要的书院。 1905年，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广东法政学堂，是全国第二所法政学堂，光绪钦点状元夏同龢出任学堂监督。最初校址设在今教育路附近的学署内。1907年，学堂迁至当时的天官里后街（后改为“法政路”），投入巨资，修建校舍与花园，学堂建筑“美轮美奂，蔚然大观”，开设的课程有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对当时的官员来说，这些课程真如天书一般，看得人头昏眼花，让他们恨不得拔腿就跑。然而“拔腿就跑”只能想想而已，地方官员如果逃避入学考试，或者考上了又找借口不入学，都要停职查办、强迫入学。辛亥革命后，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并入国立广东大学。 不过，这些官办新学始终在传统的限制下“求变”，最终没能顺利演变为现代意义的学校。但是，它们为广东教育近现代化转型打下基础，培养的大批人才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显著力量。 二十世纪初 领风气之先 广州开“六三三学制”先河 陆续普及全国沿用至今 辛亥革命前后，广州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教育的发展。当时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前身为广雅书院）初具现代中学雏形，成为全省甚至全国教育典范。广东率先实施的“六三三学制”更是陆续普及全国。 执信中学率先实施“六三三”学制 1921年，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成立，推进现代小学教育。起先，很多家长不愿意将孩子送入新式学校，他们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更看不惯男女同校。为此，广州成立“巡回教员”制度，也就是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讲授新知识，重点是教手工课和珠算。半年后，家长看到孩子能书善画，还学会了打算盘，渐渐也就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这一时期的广州教育，最值得说的还是学制改革。1912年，民国政府参照日本学制，将中学修业年限定为四年。但这种学制很快受到各方诟病，实行不到10年就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开始讨论修改学制，要求各地酝酿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1921年，广东省新学制系统研究会在广州成立，很快讨论制定出新学制方案，建议小学为六年，中学由过去的四年延长到六年，分初、高两级，各三年。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六三三”学制。当时在各地提交的方案中，全国教育联合会认为广东的“六三三”学制设置更适合学生心理和生理实际发展情况，就将其确定为国家学制。因这一年是旧历壬戌年，又称“壬戌学制”。 实施“六三三”学制，广州占了先机。当时参与制定方案的恰好有广州私立执信学校（成立于1921年，今执信中学）的校董。执信学校率先采用全新学制，先招齐了小学六个年级和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高中开设大学预科、家政科、师范科三科，在全国率先推行“六三三”学制。 建石牌大学园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一大批优秀青年聚集于广州。这一时期，广州高等教育、专业教育崭露头角，中山大学等一批高校创立，今五山、石牌一带的大学园区成形。广州跻身全国三大教育强市，当年形成的教育理念有不少流行至今。 其中最有名的是孙中山1924年创办的“文武”两所学校，一所是黄埔军校，另一所就是今天的中山大学。1924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升格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7月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浓缩到这两所学校的校训中，其中，国立广东大学的校训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意思就是学习要广泛涉猎，要有针对性地提问请教，要学会周全地思考，要明辨形成清晰的判断力，还要用学习得来的知识和思想指导实践。 中山大学之外，另一所在广州令人瞩目的大学就是岭南大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界曾经流传一句话：“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钟荣光是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与美国名牌大学互相承认学位、交换留学生，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1927年，钟荣光等岭大师生经过不懈努力，将岭南大学从美国教会手中收回，归中国人自办，钟荣光任第一任华人校长。在任期间，钟荣光明确提出“学术第一”的原则，把岭南大学建成拥有文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现代学科的综合性大学。20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与国立中山大学相关专业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等。 此外，广州在美术教育方面也走在时代前列。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就是代表之一，这是华南第一所公立美术学校。1922年，在许崇清的提议下，胡根天创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胡根天非常重视基础教育，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用现代方法教授基础技艺，设置了系统、规范的课程。他还专门派人到国外订制了10多个石膏像，确保素描课程的规范化。可以说，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开了广东现代美术教育先河，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奠定了基础。 当代 立德树人 在校大学生数量全国第一 大学城成为教育“新地标” 江海穿行的城市，总有一种开放的气息和宽容的怀抱，让更多人愿意为她驻足停留。如今的教育路虽没有了提督学政署，但依然是人们感受广州教育文化的“打卡”点。 教育路一带曾聚集数以百计宗祠书院 从中山五路往南走，教育路一旁是列入广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的何氏书院，书院对面便是药洲遗址。药洲遗址隔壁是建于1937年的南方剧院，再往前走便是教育路与西湖路交界的十字路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市建设时，清代学政署所在地被一分为四，东西向马路就是今天的西湖路，南北向的马路为教育路。 俗话说：“龙藏流水井，马站清水桥”，说的就是教育路、西湖路一带龙藏街、流水井和大、小马站曾经聚集了数以百计的宗祠书院。广州市教育局对面的庐江书院旧址就位于流水井29号。该书院建于1808年，已有200多年历史，2018年变身岭南金融博物馆。 教育路69号是原教育路小学，建于1927年，毗邻广州市教育局。这所学校也有近百年历史。2019年6月，教育路小学并入回民小学。 千年商都、百年花市，教育路、西湖路一带曾是广州人逛花市的胜地。广州花市的形成可追溯到明朝；20世纪初，年宵花市逐渐形成。从农历腊月二十八直至除夕夜，广州人每年必到花市“行花街”，这是“老广州”的风俗习惯，尤其是教育路、西湖路花市享有“百年花市”的美誉。 辉煌的过去沉淀在都市的喧嚣中，但仍绽放着光芒。作为今天的教育主管部门，广州市教育局仍扎根于此，立德树人、立德育人，着力构建“公平卓越、活力创新、开放包容”的教育新体系。 如今，广州基础教育质优均衡。今年9月，广州新投入使用96所公办学校/校（园）区，一批民办学校迎来“转公”后首个学期，基础教育公办学位扩容达14.5万个。 开放包容是广州的城市文化，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才落户广州，这也决定了广州教育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来满足对于培养人的需求。广州采用集团化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整个“十三五”期间，广州新增基础教育学校482所，学位34.45万个。 截至2022年3月，全市基础教育阶段共成立教育集团131个，涵盖中小学幼儿园各学段，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有书读”。其中，21个教育集团被评为省级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培育对象，位居全省第一。 广州职业教育全国领先。两年前，广汽本田一线工匠——24岁的曾俊钦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上台领奖。这个荣誉是对一线劳动者和技术工人的最高肯定。曾俊钦的成功，与公司给予的成长机会分不开，也跟其学校给予的技能竞赛平台密不可分。此前，曾俊钦是广州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从入校前迷恋打游戏的男孩，到毕业时获得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再到踏入社会实现技能报国之梦：他的成长历程是广州职业技能教育领跑全国的一个缩影。 在大学城，四年可以读“很多个大学” 如今，广州集结了广东全省97%的国家重点学科、80%的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南方高校最密集的城市，在校大学生规模位居全国之首。 据广州教育局数据，2022年，广州地区普通高校数有84所，在校生共有154.9万人，拥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7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城，教育之城。 2001年初春，番禺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共4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响亮的名字——“广州大学城”诞生。来自全国的年轻学子在这里启航。庄楷是在广州大学城就读的大四学生，他说，他一踏入大学城，就喜欢上了这里。整个大学城的资源都是可以共享的，他平常可以去隔壁学校听自己感兴趣的讲座，也可以去其学校聆听音乐、欣赏艺术。“其实，我读的不是一所大学，而是很多所大学。” 广州大学城提升计划主要编制者、规划专家袁奇峰教授曾表示，广州大学城是全国大学城建设热潮中较后的一个，但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与广东经济发展十分契合。如今，广州大学城汇聚了12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约18万人，成为全国最大的大学城。 2022年9月1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广州南沙开学开班。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获批的首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机构，成为广州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缩影。 教育因城市而盛，城市因教育而兴。一直以来，广州教育在不断的改革中追求公平卓越、活力创新、开放包容，共同谱写广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花药氛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时来犯斗牛。 ——宋·许彦先 喧之沧海日，烂若赤城霞。草木谁能状，诗书信有华。 ——清·陈澧 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清·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