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时期的龙婉芸，当时随中山大学从粤北坪石转移到粤东梅县时所摄。
百岁老人、中山大学中文系退休资料员龙婉芸先生近影。
□黄天骥
在教育系统中，教职员工，都是学校这个大家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教师而言，对学生的教育培养，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高等院校。教授、名师的指导，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大学，学生要取得进步，更重要的还是靠自觉地、刻苦地、创造性地学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电脑还未通行。大学生要到图书馆或资料室借阅图书，搜集资料。因此，图书馆员和资料员，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业务水平。他们默默地工作，为各个学科师生的学习和教学科研，作出贡献。
今年，是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员龙婉芸先生的一百岁寿辰。她的子女，编印了《百岁百福》图册以示庆祝，在图中，展现出龙先生在不同时期的一百帧照片。我仔细观看，龙先生在工作各个时期的身影，也陆续地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是在1952年考进中大中文系学习的，在康乐园，我看见过许多名师大家，但从读大一学生开始，接触最多的，反而是龙先生。细看“百福图”，那时，她应是在第三排第四行那幅的模样吧!转眼间，龙先生已步入百岁老人的行列了。
我进入中大以来，常到中文系资料室借书和学习。在资料室里，龙先生是工作时间最长，也是最忙碌的人。购买图书，借还图书，搜集资料，剪贴装订报刊，订阅各种杂志，报销各种费用，往往由龙先生“一脚踢”(粤语“包办”的意思)。每天，在资料室里，上班最早的是她，下班最迟的也是她，只见她每天勤勤恳恳，等到学生教师全都离开后，才谨慎地关好窗户，锁上资料室的门。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每次到资料室看书，就看到一位娟秀瘦小的资料员，脚步轻快，态度和蔼。如果我要借阅什么图书，却不知道它放哪一个书架，便向她请教，她麻利得很，一下子就在几万册的图书中，替我把需要的书，找了出来。同学们都很佩服她，她就是龙婉芸，大家都称她为龙老师。我知道她是广州人，便用广州人尊称对方的称谓，喊她为龙先生(龙siung。)这一喊，一直喊了七十年。
我在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和龙先生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大姐。后来又知道，原来，在解放初，她便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系，是纯粹的语言学科方面的学术人才。而且，在语言学专业方面，水平很高。语言学教研室好些老师，在私下说:据知，王力教授曾经认为，龙先生在大学攻读时的业务水平，一点都不比她的先生黄家教老师逊色。当我听到了教师们对龙先生的评价，便向系总支书记建议:“语言组教师不多，功课繁重，而语言学科是中文系的半边天。大家都认为，该把龙婉芸调到语言组任教，最为合适。”谁知书记竟把我叱责一通，说我多管闲事，不知高低，又说人事问题，轮不到我这小辈置喙。我受到批评，满肚子不愉快，但只好讪讪地走开。后来才知道，这位总支书记，其实也是想把龙先生调任到教师编制的，但语言组内，却有人强烈反对，因而无法推进。对此，我想龙先生也未尝不有所了解的吧!但令我钦佩的是，她的工作情绪，丝毫不受影响，她只管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把整个图书资料室管理得有条不紊。
中文系在龙老师退休以前，随着办公地点和课室的更换，资料室搬了又搬，资料室工作人员，走了一位又一位，只有龙先生一个人坚持到退休的年纪。凡是刮风下雨的晚上，龙先生担心资料室的门窗没有关好，总会摸黑冒雨回到系里查看；凡是要购买大批量图书，她便以瘦小的身躯，扛着、抱着、用单车推着，大汗淋漓地把重重的书籍，带回资料室。最让人感动的是，在上世纪，她主动和广州的新华书店建立了联系，当出版社有新书出版，而这书对某老师或某些学生适用的，她便主动通知有关读者，或代读者购买。79级的刘中国同学，如今还记得:“同学康乐园时光，资料室龙婉芸老师，推荐过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我即从她手里买了一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刘中国在毕业后做出很好的成果。同样，多少年来，许多教师或备课，或写论文和专著，在寻找资料时，无不得到龙先生的帮助，可以说，许多研究成果，里面有着龙先生的劳绩。中文系师生都晓得:在中文系工作的几十年中，她一直把资料室看成自己的家。“润物细无声”，她的工作似乎很平凡，却为全系师生的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很熟悉龙先生，对她十分钦佩。因为，她一面要照顾四个从两岁至十一岁未成年的孩子，而且在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的时期，负担了极其繁重的家务，这才让她的丈夫黄家教教授，有可能全心全意地进行教学和科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另一面，她又全心全意投入中文系图书资料室的工作，配合着师生的教学科研，从各方面做出不为人知的努力。
更令人钦佩的是，她对系里的教师十分关怀。在经济困难时期，学校的农场，有时会给教工分配一些食物，如小鱼蔬果之类。在物资奇缺的年代，教工们分派得到这些东西，便如获至宝，像过节一样髙兴。有一回，方孝岳教授也分到了一份小鱼。但方老先生远在校外，龙先生便替他领取了应得的一份，先把小鱼清洗处理干净，并用自家凭票购买仅有的一点食油，把小鱼煎好。跟着，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尽快坐公交车，把煎好的“宝贝”，从康乐园送到文明路方老先生的家中。这敬重老人先人后己的无私举动，让大家感动不已。要知道，那时夜里坐公交车往返市区，很不方便，何况她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嗷嗷待哺。但是，为帮助方老先生，她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还记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1961年的某一天，黄家教老师约我们几位喜爱打乒乓球的青年老师，晚上到他家里，用收音机收听26届世乒赛中国队对日本队争夺冠军的广播。当我们听到徐寅生连续以十二大板，战胜日本的“秘密武器”星野展弥，获得世界冠军时，拍掌大叫，兴高采烈。比赛有了结果，大家正想离开。谁知黄老师叫我们留下，然后，龙先生捧出了她的“秘密武器”，那是一大盘玉米、红薯、花生等热气腾腾的食品，放在桌上，慷慨饷客。这些东西，是他们一家，利用课余时间，为应付粮食供应紧张，在屋前屋后种了出来，以备不时之需的。现在，龙先生把当时“备荒备战为人民”的物资，拿去来招待我们，作为夜宵，是知道我们几个年青教师，粮票不足，顿顿半饥半饱。面对香喷喷的玉米红薯， 我们喜出望外，其诱惑力，一点不逊于听到徐寅生的连击十二大板。后来，离开了龙先生的家，大家忽然发觉，怎么当晚完全不见他们家里的几个小朋友?仔细一想，肯定是龙先生夫妇，事先作了安排，免得孩子们争着和叔叔分享，只让我们饥肠辘辘的叔叔吃个痛快。而龙先生夫妇把后辈视为亲人的情谊，一直让我们感念至今。
1969年，我们一起到粤北天堂山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工作十分艰苦，挑挑抬抬，把衣服都磨损了。龙先生竟把当时被认为属于自家贵重私有财产的“胜家牌”缝衣车，抬上高山，供大家使用。她还不顾疲劳，在劳动之余，经常替“五七战士”缝补衣服。许多人的衣服，被担挑磨损，被树枝刮破，都请龙先生想方设法，硬是把破烂衣服修补妥帖。当大家在傍晚享受片刻闲暇，坐下聊天时，听到龙先生的缝衣车，轧轧地响个不停，就知道她正为“五七战士”们辛勤加班工作。
在1969年12月，“干校连长”指派龙先生、罗锡诗和我，负责制作元旦游行的“献礼作品”。我们领到任务，绞尽脑汁，爬山越岒，弄来了近两米见方的木板，进行装饰。龙先生机智地找来了类似险峻山峰的干枯树皮，钉在木板上；并且黏上立体的小茅棚、小人像等。我们还在木板后面安装上小电泡，弄来干电池，通电后让这件“作品”闪闪发亮。制成后，“中大五七干校”的“战士”，抬着这玩意参加坪石元旦大游行，竟大受欢迎，县委高度表扬我们的创意，还专门留下放在展览馆展出。这一次和龙先生的合作，让我认识到她具有很高的才华。如果让她从事教学工作，必然也绰绰有余。
几十年过去，目前，在中文系现存的教师中，我算最早认识龙先生的吧!在创办“刊授指导”时期，我请已经退休的龙先生，重新参加工作，并请她负责抄录学员名册，制成卡片。当年学员人数众多，工作难度极大，龙先生又率领一批人员，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推进了大学普及教育的开展。
几十年过去，龙先生为中大中文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山先生嘱咐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按我的理解，由于每人处境不同，机遇不同，不可能每人都能做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只要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中，踏踏实实地工作，为群众谋利益，受群众所欢迎，这就是做了大事，做了实实在在的大事。龙先生在工作期间，默默地为教育事业耕耘，时间最长，做得最好，被评为中山大学三八红旗手。我们的资料室，在她退休前，没有主任，她也没有名位，但人人都知道，她就是资料室的负责人。我在中大学习和工作，整整七十年，从来没听到有人对龙先生的工作有任何意见，无论是学生，教师，都记得龙先生，说到她时，无一不表示赞扬和敬仰。这就是比什么都要贵重的口碑!是在中文系师生心中建立的丰碑!
谨在龙婉芸先生百岁大寿的时候，向她致以诚挚的祝福!也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向在平凡岗位努力的从事教育员工，致以敬意。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戏曲与诗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