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1993年第一期《农家女百事通》，泛黄的纸张被情感、致富、法律各种栏目填满。“第一次试笔”栏目里女孩的文字有些稚嫩，这是读者来信投稿被编辑成的文章。往后十余年，谢丽华带领编辑部先后开设主编信箱、春子姐姐信箱、大姐信箱，用来刊登读者来信，信札从广袤的农村地带寄往编辑部。信中的文字有时缺乏章法逻辑，但全是农村女性的心声。李芬想读书，处女膜使云华发愁，丽琴不知道怎么购买肥料，婚姻又是为什么会让人苦恼。在隐隐作痛的生活里，情绪和疑问都缺乏出口。写信的女人和回信的女人
“我很敬佩你，可是你把女人都教坏，说离家出走就离家出走，你们是什么意思？想要干什么？”19年前，谢丽华收到了来自高月琴前夫的信。男人在信中说，妻子不在家里相夫教子，反而离家出走，是缺少家庭责任。他指责谢丽华是罪魁祸首。那时38岁的高月琴从安徽巢湖第二次跑到北京。谢丽华邀请她到自己创办的“打工妹之家”组织工作的5个月前，高月琴前夫的信跟着追了过来。高月琴与谢丽华结缘于一本名为《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农家女百事通》创刊于1993年，是中国妇联下属的一本面向农村妇女的杂志，在创刊伊始，谢丽华就决定这本杂志要以农家女为主角，因此杂志设立了书信栏目，刊登农村妇女来信，也鼓励她们写作投稿。遇见《农家女百事通》是1998年，33岁的高月琴照常去邮局，偶然看到了一本97年的《农家女百事通》二月刊，“一本孤零零地睡在那儿，我看到‘农家女’三个字，觉得好亲切，就把它买下来了。我问邮局还有吗？他说不好卖，就这一本，这最后一本卖完就不卖了。”
《农家女百事通》杂志封面
当天晚上，看完杂志她当即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高月琴成长在安徽巢湖的村落里，十四五岁的高月琴觉得上学是一件读也行，不读也行的事情，为了帮哥哥带侄子，初中一年级她便辍学。十七八岁时，她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插秧，割稻。农村的女孩没有自由，“活动不自由，选择不自由，什么选择都没有，除了在家里做家务种地，什么主也做不了”。19岁时，父母给她安排了结婚对象。无济于事的吵闹后，她决定逃婚。出发去芜湖的汽车是一天一趟，从芜湖到上海的船票是六块八毛，钱是自己摸鱼摸虾、一毛两毛存起来的，那天的船是下午五六点出发。同村里大部分的女孩默默接受了父母的安排。高月琴说女孩们嫁汉就像穿衣吃饭，没有太多的想法，可为什么自己会逃婚，她迟疑了，“也可能是我的想法多了些吧。”她顿了顿，“琼瑶、三毛、席慕容，这些人的书看多了想法不就多了吗？”高月琴说自己“肯定”、“肯定”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她爱看《三言两拍》、四大名著，喜欢毕淑敏。从学校出来后高月琴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为了去村里的老师家借书看，她帮着老师家割豆插秧。逃到上海的她当了半个月保姆，父母无奈将婚约解除，还赔了一笔彩礼。逃婚的目的已经达到，她又回了家。而当同龄人家的孩子纷纷上小学后，她成了那个在村子里晃荡、独身在家的耻辱，最后只好为了结婚而结婚。婚后高月琴同丈夫一起做油漆工程，看书的习惯没有停止。城市的旧书摊、县城的新华书店、报刊门市部、邮局都是她爱去的场所。起初她以为婚姻里的两个人是平等的，可当她被不平等对待的时又冒出很多疑问，无人倾听她的内心世界。她写信问主编谢丽华，“为什么我在农村爱看书反而会被别人嘲笑？打麻将的人反而理直气壮？”那时候，谢丽华要求编辑部凡信必回，她觉得，这些农家女中，“有的人寄出了一封信，却寄托着她们生与死的人生抉择。”谢丽华给高月琴回了信，并在下一期将信登在了杂志上。创办《农家女》杂志的那一年，谢丽华42岁。她有着精英女性的履历，在北京长大，就读于北京师大一附中，18岁入伍，19岁写诗、写剧本，在部队里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军旅诗人。退伍后进入全国妇联，8年中国妇女报社的记者生涯，一路升到副主编。她有着充沛的精力，很长一段时间，她习惯于晚上9点入睡，凌晨3点自然醒，4点起床工作，到上班前，她已经工作了4小时。谢丽华去年刚过完70岁的生日，一米五几的小个子留着耳上短发，她说话洪亮有力，总能把事情精确到年月日，两个小时的聊天里，谢丽华只喝了一口水。上世纪90年代初，妇联鼓励记者创办新刊，增加营收。谢丽华原本打定主意去办一本叫《单身世界》的杂志，读者可以在里面交友，广告也会劈天盖地地飞来。但她递交的《单身世界》策划书很快被否决，领导说这本杂志有违传统文化，“不过有一本《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都批下来了，但没人愿意承办。”那时候的谢丽华有做一番事业的野心，想自主做一件文化产品，因此不管是什么杂志，事在人为，她觉得都能够办好。虽然如此，对这份“又农又女”的杂志，她最初并没有什么信心，在第一、二本杂志的封面上，她甚至遮遮掩掩地把刊名中的“农家女”去掉，只剩下“百事通”三个字。“在此之前，我不像现在一样觉得农村妇女是一座没有被开采的矿山，她们身上有无限的潜能，只要给她们机会她们就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现在的想法是跟这些人接触了之后才有的。”她的想法很快产生了变化。寄往地安门西大街的信
中国妇女报社位于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报社四楼安置着《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三十多年前，一封封农村妇女的来信涌入杂志社的信箱里。山东韩庄村的韩庆丽在杂志的“第一次试笔”栏目下讪讪地写下：
当你们看到这篇不怎么样的文章一定会笑我的，因为我怕别人笑，所以是偷偷写的。我，农村女孩子，19岁，幼稚，可笑，天真，特纯，特蠢......
四川泸县的李芬刚上初中，疲于家务劳作，她写信求助：“其实我还想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那已经是一场梦，一种幻想。阿姨，您能为我想想办法吗？”甘肃酒泉的东东苦于婚姻的折磨，在信中问道：“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自杀吗？”她们在情感、婚姻、生育、权益的漩涡当中挣扎，反复述说着遭遇的不公与绝望，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信件成了她们倾诉排解的渠道。90年代，一部摩托罗拉要价2万，买一斤猪肉需要2块钱，8毛钱能打一斤豆油，寄一封信只要8分钱。有的读者用孩子的作业本作信纸，把带着油烟味儿的信寄到了平安里。编辑部把原汁原味的信刊登了出来，信里甚至会保留一些错别字。“这是为了拉近他们的距离，你看看这样子的都能写，你们一定能行，鼓励她们都来写几笔。”在来往的信里，读者们述说苦闷与忧愁，她们或是投稿写作，或是寻求帮助，或是表达自己的想法，编辑部则在回信里给以慰藉或解决方法。2004年，已婚7年的云华在信中控诉：我很难过，这该死的处女膜让我的第一次恋爱化为泡影，难道我的婚姻也要葬送在这层膜上吗？谢丽华安慰她：
云华小妹，你好!读你的信让我感慨万千，真没想到一个生活在21世纪并已婚七年的女人，还在为“处女膜”的事而“非常烦恼”。我真的要为“造物主”的不公而愤怒了，为什么单单让女人有这么个东西,而让男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呢？你问过你的丈夫没有，他的“第一次”见红没有？还有你那个初恋的男友，他结婚生子后有没有象你一样的自责、愧疚呢？我说这些并非是鼓励女人不珍惜自己的“第一次”，而要看到附加在处女膜上那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专门束缚女人的贞操观。我很欣赏冰心老人的那句名言:“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大道理不能不讲，但你可能要的是具体的指点。我想你能够做到的就是自己解放自己，一定要从处女膜情结中解放出来，就像爬山时脚崴了，割草时手割破了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也不证明你错了，没什么可以忏悔的。如果为此丈夫提出离婚，那就随他便吧。我们自己首先要重新评价自己，我们是人，是个大写的人，是个独立的人，是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人。而处女膜是人身上最没用的东西，它既不能影响你的生理，又不能影响你的吃喝，何必为此而自寻烦恼呢?
普凤琴在信上抱怨，自己想要一份自己的事业，丈夫却不让她干。谢丽华回信告诉她，一定要走出家门：
我认为男人们不愿让女人走出家门，其实质就是怕失去女人，因为在他们的深层意识里，妻子是属于自己的，就像自己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他要好好保管她。从信上看，无疑，你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你爱学习，爱听音乐，爱思考，而且你还想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这些都是现代女人应具备的，在相对封闭的农村，你能做到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再往前跨一步你遇到的困难就会更多，这，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当普凤琴写信时，她的丈夫不以为意：中国这么大，农民那么多，谁在乎你的一封信？谢丽华在信中说：你告诉他，我在乎，我在乎每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你还要告诉你的丈夫，如果他愿意，也可以让他给我写封信，让他对我以上的观点发表一下看法，我们来共同探讨探讨“为什么农村妇女走出家门这么难”这个话题。8年的记者生涯里，谢丽华来往于城乡，在采访与走访中她发现了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我们所获得的权益基本上是城市的女性，你到农村去会发现很多还是属于那种封建半封建的状态，随夫居，生儿防老，不生儿子的农村妇女还是抬不起头来，或者出现婚姻悲剧，妇女的问题非常突出。”今年，老读者把谢丽华当年的话翻了出来，把这些“主编心语”放到“头条”上，隔三差五分享给她，因为20年前写的话“现在回头看，真的还一点儿不过时”。为什么不过时？谢丽华解释道：“不过时就在于我是摸着地皮往前走的，这个地是万物生长，它再生长出什么也是这块土地。”翻阅信件，妇女们在文字里亲切地称谢丽华为“谢大姐”、“谢阿姨”，来信的需求千奇百怪。丽琴想买EM菌来改变地里粮食的产量，却联系不到卖EM菌的公司，她在信中请求“谢阿姨”帮她给这家公司转寄100元买EM菌。2001年5月，晓瑜只打了1个市内电话、10个郊区电话，却交了42元的话费，到电信局查询无果后，她写信询问，“当我们感到自己的电话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办？”玉梅因种地没有本钱，又无人做担保，而无法贷款，她写信求助谢丽华帮她联系银行信用社，为她提供贷款10000元。信上的要求她没有迁就，而是写信举例子告诉她们要靠自己，不是伸手去要。信纸上的女性之声
做了18年的主编，写了18年的“主编心语”，写了1年的“大姐信箱”，为农村妇女办一本刊物，编辑不需要显露文学才华，需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把自己当作一个农家大嫂或者农家大姐，把说的话让读者听明白。1994年，杂志还是32开小本，廉价泛黄的纸张上用镂空宋体字打印出大大的标题：女儿 该不该养老？这样的主题探讨的灵感其实源于收到的大量来信。很多读者提出:有女无儿算不算“五保户”？儿子可以娶妻进门，女儿为什么非得出嫁？结了婚的女儿能不能在户口、责任田，以及财产继承方面与儿子享受同等的待遇?编辑部认为这类问题很复杂，既有观念问题，也有法律问题，同时还牵涉到各地的户籍管理、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然而它决不应被视作不可更改、天经地义。编辑部选登了4篇与女儿养老有关的来稿，并推出“女儿该不该养老”的专题讨论。河北刘季庄村的裴小勇为了赡养父母，结婚后未将户口迁至夫家，可村干部分地时却擅自注销了她的土地，并强令她迁至夫家。她写信询问编辑部：“他们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结了婚的女子可不可以将户口留在娘家？”此后，编辑部接连策划了一系列专题讨论：“娶丈夫行吗？”“男女平等只是写在纸上吗？”也是在这一年，为了迎接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编辑部联合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征文。在收到的近百篇论文里，有五篇是出自农村妇女。祁连山脚下的樊欣兰耗费两个月写出了一篇近2000字的论文。她在文章《农村妇女教育与妇女地位》中提出：“要解决农村妇女尤其是山村妇女的地位，我认为关键是要从教育抓起，提高妇女文化素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给妇女以就业的机会……”
谢丽华与樊兴兰的合影
谢丽华趁着去西北出差的机会，前往甘肃永昌县寻找樊兴兰，希望见一见这位西北女人。从永昌县城关镇到直峡山村，谢丽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见到樊兴兰的那天，她头上蒙着甘肃农村妇女常裹的头布，只露出一双小眼睛。樊兴兰的妈妈见到谢丽华后，赶忙去田里把她叫了回来，她却直径跑回闺房，换好干净的衣裳才肯出来见谢丽华。樊兴兰房间里的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齐全的《农家女百事通》，每一本都翻完做了笔记。在农村的文化沙漠当中，这本杂志对她来说是甘露。世妇会前后，谢丽华走遍了五大洲。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印度，孟加拉，韩国，越南，不同于国内杂志彼时流行的三点式、比基尼，越露越潮流，她发现自己所关注的事情完全跟世界接轨。杂志社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谢丽华带着这些农村妇女的问题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谢丽华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她认识到自己是和全世界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真正要做的是，让劳动妇女有尊严，让她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提升空间。”去北京的列车
从1994年开始，杂志社每年举办一次通讯员培训，更多的农村妇女被汇聚到了北京。编辑部从收到的信中筛选出能说的、写作顺畅的、有想法的妇女，邀请她们到北京交流、培训，教授她们如何找选题，如何写作，什么是性别平等，如何应对家庭暴力。王树霞第一次去北京参加通讯员班是1997年3月7号。家人把她送到了市里，她再坐汽车到达省城太原，又坐上79块钱一人的火车硬座，摇摇晃晃到达了北京。那时候村里面的女孩最爱穿红毛项衣，到了大城市看上去却很土气。她便跟同去的姐妹到商场里买了大花项衣。在北京，她第一次化妆，第一次看见公园里的情侣拉着手，第一次去菜市口的地下室报道，第一次登长城，第一次五点多起床看升国旗。回到家后，她迫不及待地告诉姐妹们北京的生活，让她们也去北京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狭窄。“每个人的胸怀格局应该大大的，但只有你走出去后才能打开。要多阅读，多写作，要多练。就像风铃一样的，我不断地传播这些，从1997年回来到现在，从没有停止过。”1996年，谢丽华创办了“打工妹之家”公益组织，为前往北京打工的女孩们提供紧急救助基金和法律援助。1998年，她又创立了“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开设种植、养殖、创业、经营等短训班。谢丽华回忆，那时候在昌平小汤山的“农家女”学校里，农村妇女们想学什么都能够学到，是一件很乌托邦的事情。
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培训班
1998年，33岁的高月琴跟前夫协议离婚后，第一次去北京。她瞒着家里人，带着一本《农家女百事通》，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去了北京，心里却暗暗发誓不再回去。“那时候是很冒险的。除了这本杂志和一个老乡的电话号码，没有其他联系方式。”她找到老乡，白天做油漆工人，晚上跟几个室友挤在八里庄的民房里。屋子又暗又小，但她非常开心。“我觉得那完全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你想做什么，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阻拦你，没有人挖苦，没有人打击你。”彼时，“打工妹之家”已经运行了两年，高月琴想多获得一些学习的机会，在工作之余请假去参加“打工妹之家”的活动。小汤山的“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正在修建，因为高月琴是油漆工，她主动提出帮学校漆书柜、大门。一个月之后学校给了她800块钱，她没要，捐给了学校。半年后前夫带着孩子来北京找了她两趟，赌咒发誓说要改。不忍孩子的年幼可怜，她回家又待了四年。2003年高月琴第二次离家进京。呆在家的四年里，面对前夫反复的家庭暴力，她接受不了，“因为我在北京的半年里，接触了很多新的东西，包括一些理念，我就更不能接受了。”9月份的一天，她正在北京的工地上刷漆，谢丽华打了一通电话，邀请她去“打工妹之家”工作。高月琴接到电话后非常惊讶，连忙回绝：“我做不了，我不行，谢老师，我真不行。”“你怎么就觉得你不行，我就觉得你行，你为什么那么不自信？为什么这么否定自己？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你行。”
高月琴给小学生做性安全教育培训
2003年，樊兴兰，在信纸上论述农村妇女地位的西北女人也去了北京。作为发言的嘉宾，她被杂志社邀请前去参加杂志办刊十周年庆祝会。谢丽华记得她的口音特别重，但她坚持要发言，为此还学了普通话。樊兴兰后来在当地的妇联兼职写稿，又在县城里创办了家政公司。如果没去“打工妹之家”，高月琴觉得自己会做一辈子油漆工。后来她在公益机构里负责“农家女书社”的项目，也给妇女们搞参与式的培训，让妇女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很多村庄里的妇女没有名字，是孩子他妈、是谁家的媳妇。高月琴便开展了“叫出自己的名字”的活动，让村里面的妇女们喊出自己的名字。从甘肃到山西，从山西到河北，她总是在火车上，村里面的姐妹也调侃叫她“火车姐”。这些年她独身一人，原本喜欢唱歌、摄影的她又喜欢上了写诗和吉他，跟朋友一块去拍新疆的赛里木湖，伊犁的杏花，霞浦的滩涂，坝上的秋色。她说，“我现在多自在，想干嘛就干嘛，干嘛要找个人来管自己？”谢丽华在对话中五次提到高月琴，语气上扬而激动，“她在我们这儿受了20多年的熏陶，现在比我还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