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媒体与往事，大家与回忆，文字里的新闻岁月，新闻里的实践方法，荣耀往昔，启迪当下。澎湃评论部出品。本文与《读书会：我们的快乐大本营》，均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为澎湃撰写的系列文章。
我和学生们的聚餐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具体时间已记不得，只记得聚餐会和读书会相伴相生。但聚餐会的起因并不因为读书会，而是我的导师王中（1914-1994，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编者注）留给我的“遗产”。
那时我由王中老师指导读研究生（1979年秋-1982年夏），隔三差五去王中老师家。有一次临到吃饭时，王中老师说：“陪我吃饭。”王中老师家长年请一名保姆，烧的是老家山东菜，七、八碗，称不上丰盛，但足以让我垂涎了。那时，我一天三顿吃食堂，早吃腻了。在老师家吃了几次以后，我脸皮也厚了，到了吃饭时间，不等王中老师招呼，坐下拿起筷子就吃。王中老师扒了几口饭就不吃了，坐在一旁，点起一根烟，笑眯眯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王中老师家客人多，人来人往，到了吃饭时间，就留客人吃饭，有时还特地打电话，让我陪客人吃饭。这实在是快乐的时光。由己及人，到90年代后期，一个月一次，我请同学们到家里聚餐。买几样卤菜，我下厨房烧几样菜，大家吃得有滋有味，桌面上所有菜都横扫一空。开始时，聚餐还找个理由，比如节日、学生生日，到大家吃上瘾了，“嘴上没有味，来个聚餐会”。聚餐开始，同学们齐声高喊：“吃穷李老师，干杯！”
聚餐，本来是我们小圈圈内部的自娱自乐，却因为李金铨老师的故事而名骚海内外。李金铨老师是我老朋友。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时，请我去当访问学者（1990年秋），对我的照应无微不至，后来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当教授，是海内外公认的传播学大家，是我很崇敬的一名学者。记得2003年春，他来上海讲学，我当然得热情招待。刚好那天，我们有聚餐会，我就请他来我家和同学们见见面。我知道李金铨老师很能喝酒，就拿了四瓶好酒。聚餐会上，出于对李老师的敬重，同学们都轮流向他敬酒。我叮嘱一名很能喝酒的女学生多多关照李老师，陪他喝几杯。席间，那名女学生坐在李老师旁边，负责给他倒酒，陪他多喝了几杯。那天李老师兴致很高，来者不拒，一口一杯，确实喝了不少，但实在是很平常的聚餐。不久，有人添油加醋编出“李金铨酒醉小美女”的故事，风传海内外。同时“李良荣经常下厨给学生烧菜，烧得一手好菜”的故事也传到各地。
其实，会烧菜是上海男人的本色，并不稀罕。复旦大学教师在家里买、汰、烧全承包很普遍。八、九十年代，国年路上有露天菜场，四周全是复旦教工宿舍。早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拎着菜篮子在菜摊前挑挑拣拣的校、系领导、大牌教授多的是。我曾形容，一个巴掌搧过去，可能打到一个名教授，三个副教授。当时我担任新闻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七点钟上菜场买菜，常常遇见顶头上司、副校长严绍宗，两人一边买菜，一边谈工作。
说我烧得一手好菜，实在言过其实。我只是烧家常粗菜。开始时，以“老四样”打底：葱烤大排、笋干烧肉、油爆虾、干煸带鱼，加上现买的熟鸡、酱鸭，都是大荤，浓油赤酱。后来稍稍精细些，萝卜烧芋头、干煸白鲳、芹菜炒墨鱼、五香牛肉、醋溜带鱼，也是宁波土菜。早期，葱烤大排是学生最爱，每次烧30块以上。学生们还鼓动我去五角场开饭店，店名都想好了：李教授大排店。后来，萝卜烧芋头成学生最爱，称它为“新闻学概论”，那是我自创的，花费不多，但费时费工。满满一大锅，上桌5分钟抢光。
尽管粗菜土菜 ，学生们确实爱吃，学生形容每个人“扶着墙进来，扶着墙出去”：晚上聚餐，学生们肯定不吃中饭，饿得扶墙进；吃得太撑了，扶着墙回。吃剩的菜全部打包带走，真正“光盘”，有几个同学还恳请大家嘴下留情，让他多带点回去，“我宿舍的伙伴还眼巴巴等我带东西回去。”
烧菜，基本上是我一个人。但同学们喜欢“帮厨”。早上陪我出去买菜，菜太多太重，我扛不动，得请学生帮忙，一般两三名学生。我先领他们去菜场附近早餐店吃一顿，豆浆、油条、生煎、锅贴，吃饱喝足去菜场。“帮厨”的另一个活是端菜上桌。学生站在锅前看我怎么烧，学点手艺，但主要是可以尝鲜，煎大排，先吃第一块再上桌，煎鱼先吃几条再端上。这些年聚餐，我掌握了学生的饮食“规律”：瘦的比胖的更能吃，荤的比素的更受欢迎，味重的比清淡的更受青睐。餐前，男同学都告诫自己：酒不能喝太多，女同学会告诫自己：肉不能吃太多。但一开席，早就把告诫抛到九霄云外，今天吃了，明天再说，只比谁吃得多，谁喝得多。
聚餐会，最疯的时候是新姑爷（女婿）、新媳妇第一次来我家。我的学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学生们找的男朋友、女朋友都得上我家，让同学们点评过。这当然不过是找个借口，凑凑热闹。但新姑爷上门，必须不醉不归，新媳妇不饱不归。餐桌上，大家猛干杯，猛夹菜。饭后唱歌跳舞，新姑爷、新媳妇跟着一起疯，那就算是进入李门大家庭了。
早期聚餐，只有10来名学生，一桌就够了。到后来，我指导的学生越来越多，一到聚餐，在校生就20来名，毕业的学生闻讯也赶来蹭吃蹭喝，家里容不下了，就形成“制度化”：一年两次去酒店大聚餐。一次是6月底左右，由刚毕业学生主办“谢师宴”，请所有学生都过来。名为“谢师”，实则我向全体学生推介刚毕业的学生，要已工作的师姐师兄多多关照，再介绍新考入小师妹小师弟。另一次是年终辞旧迎新聚餐会，默许带家属，这是最热闹的，许多外地工作的毕业生都千里迢迢赶来赴会。大家都盛装出席，尤其结了婚有孩子的学生都精心打扮自己的孩子向同门亮相，在台上表演；新进来的学生都备好节目，唱歌跳舞，向师兄师姐一展新同学的风采，一片欢腾。随着学生逐年增加，年终的聚餐会从六、七桌到2019年最后一次聚餐十桌。名义上年终聚餐会由我和夫人请大家，但每次我结账，都由经济宽裕的同学抢先支付了。可惜，疫情爆发后，这样的欢聚会不得不停了。
酒店里的菜肴当然比家宴丰盛得多，精细得多。早期，在我家里聚餐，确实出于省钱考虑；到后期，我不差钱了，在饭店请大家刷一顿无所谓。但学生还是更愿意到家里聚餐。一听说来家里，没有不到的。我知道，那并非我烧的菜有多美味，而是可以自由自在。饭桌上，谈笑风生；饭后一起神侃，无论年龄大小，学位高低，说古论今，纵论天下，谈梦想，谈生活，谈欢乐，谈忧伤，谈成功，谈挫折。大家敞开心扉，扯开一切伪装，坦露心声。
家里聚餐，桌面上有20来道菜，除了几样现成买的，大部分是我现烧的。那倒不是图省钱，而是图新鲜。烧一桌子菜，忙碌一整天，毕竟还是挺累的。等菜烧完，我坐上桌子，扒几口就不吃，只是静静地看着同学们肆无忌惮地尽情地吃，尽情地喝，尽情地说，尽情地倾诉，尽情地享受快乐时光。
然而，此刻，我比谁都快乐。我尽情地享受着学生们的快乐。
快乐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