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余雅琴
今年的春节长假显得过于漫长，在绝大多数人都选择蛰伏在家的同时，打工阶层可能不得不踏上背井离乡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加剧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同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步伐差距。但是，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些挣扎在中国南方最基层的生产线上的工人中的一部分，正是被我们在网络上嘲笑和消费的“杀马特”。
打开“快手”app，我们不难发现另外一个中国。尽管受到不少诟病，但是不可否认，“快手”的崛起让我们身处城市的人看见了一个意外的乡村。也是在这股风潮的推动下，本来已经销声匿迹的“杀马特“又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提及“杀马特”，我们的第一反应恐怕都是报以戏谑式的嘲笑，这似乎也是城市人群对“乡村非主流”的最常见的反映，在文化优势的心理指导下，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杀马特”的土味审美和他们夸张的表达。
在网络搜索“杀马特”这个词，弹出来的词条会显示该词源于英文单词smart,意思为时尚的、聪明的。2008年，年仅12岁的罗福兴偶然将英文“smart”翻译成了带有“山寨”色彩的“杀马特”，这个群体从小众渐渐走向了大众的视野。罗福兴自封“杀马特教父”，一时间拥有无数拥趸。
原始的大部分杀马特都留着五颜六色的长发，画着很浓的妆；穿一些很个性的服装，戴着稀奇古怪的首饰；喜欢自拍，在网吧的摄像头前做些奇怪的动作；自称是一个集潮流、视觉、杀马特为一系的群体。至于中国的“杀马特”家族，已与摇滚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喜欢模仿视觉系的服饰、化妆罢了。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另类甚至是怪诞的青年形象，这群另类青年正不停不断挑战大家的审美神经，他们被称为“杀马特家族”。
“杀马特”在巅峰时期人数据说达到20万，但随着他们的兴起，网络平台又掀起对“杀马特”的“围追堵截”，遭到看不惯这个群体进行各种辱骂甚至线下的殴打。此后，“杀马特”渐渐从大众的视野消失，变成了一个“都市传说”一般的存在，直到直播平台的兴起。
在一些社会学家那里，“杀马特”具有很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很好地研究对象。有文章认为：
“杀马特显然已不单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青年族群，更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进而被强势话语贴上了寄居者和越轨者的标签。城市精英在与杀马特形成社会阶层差序的同时，也赋予了其集体性的污名。对杀马特的普遍敌意仍然复刻了城市管理之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陈旧逻辑。”
尽管众说纷纭，生活中我们几乎很难看见这群活跃在网络上的人群的存在，“杀马特”是谁，他们活跃在哪里，如何生活？带着同普通人类似的疑问，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艺术家李一凡跟踪多年拍摄了纪录片《我爱杀马特》。
近日，广东时代美术馆首映了这部作品的长片版本，将这个我们在网络上熟悉，在现实中陌生的群体展示出来。
李一凡、罗福兴和一位真实存在的“杀马特”（从左到右）
新京报：《我爱杀马特》的缘起是什么？我最早知道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一个短片。其实这个片子90后的观众应该都很有共鸣，我们这一代青春期就流行所谓“非主流”了。
李一凡：根据我的研究，2003、2004年开始流行“非主流”，一个叫“劲舞团”的游戏开始流行，当时玩这个游戏的人很多，不论城乡，由此派生出不少玩游戏的“家族”。但是在2007年左右，“非主流”群体就发生了变化，就有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乡村非主流”。
“非主流”在此时发生了分野，城市里的“非主流”开始玩豆瓣等网站，不断地去寻找更有个性的东西。农村或者一些落后一点地方的“非主流”没有条件GET到这个潮流，他们就开始往夸张的地方去发展，所谓“乡村非主流”延伸出各种各样的不同流派的“家族”
“杀马特”其实是个小“家族”，是一个叫罗福兴的人发起的，结果突然就在“乡村非主流”的圈子爆红，吸引了很多家族靠近，比如“葬爱”、“残血”、“视觉系”、“皇族”……这些都属于气质相近的“家族”，后来被统称为“杀马特”。
新京报：你是如何了解到“杀马特”，并想要拍纪录片的？
李一凡：我是在 2012年前后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杀马特”的资料。当时的感觉首先是很吃惊，超出了我的想象。单说“非主流”，在我教学的四川美院并不少见，不过就是头发染个颜色什么的。但当我突然看见那种极其夸张的头发形状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
我当时认为社会好像发生了变化，社会底层自己长出了一种自觉性，它很有意地抵抗我外部的“景观社会”，他在抵抗一种主流审美，这点挺厉害的。生长出这种东西可不简单，糟践自己来抵抗主流。那时候觉得从主流审美这个角度来说，“杀马特”是有问题，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审美的宽容度大一些。
于是我开始寻找真实的杀马特，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群体，但是我到处找，甚至找到QQ群、空间、贴吧……都进不去，没人理我。我开始以为是我年龄太大了，说话的方式人家感觉不对。 于是我请我的一些学生去接触这个群体，但也不行。
很多年以后罗福兴告诉我，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进群。这是一个审核群，审核的时候要看QQ空间的，一看QQ空间里面这个人头发没搞，服饰也没有，根本就不鸟你。于是我们只能在网上看到有“杀马特”的存在。
新京报：2008年之后，“杀马特”似乎就变成了一个“都市传说”。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没有人见过他们。
李一凡：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到处问，问到一个理发馆，理发馆的人说知道一些从广西到广东打工的人，但是不知道行踪，线索就断了。偶然的机会，深圳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人认识罗福兴。我们就开车跑到深圳边上的龙岗，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
罗福兴那个时候已经好多年不留头发了，但还出没在网络上。2015年快手、抖音等平台让“杀马特”有机会再次出现在网络上，有种“解封”的意思。也有一些媒体采访罗福兴。
但是罗福兴见到我们还是很紧张，我们一行三个人，罗福兴只和我谈，让其他人离开，他带我在一个小宾馆开了钟点房谈话。我能感觉到他对不同身份的人还是很警惕的。
新京报：他这种恐惧是来源于身份的差异，还是他知道外界对他的看法？
李一凡：都有，2013年以后“杀马特”有点被全社会打击，被认为低俗、庸俗和恶俗。 不论是网络还是现实生活中，他们都遭遇了不少恶意，甚至有人会打他们。另外我觉得罗福兴对于不熟悉的阶层，不熟悉的人，挺警惕的。这其实也是“杀马特”的特点：大部分是最底层的工人，普遍也没什么文化，一般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就是我们说“普工”。
罗福兴在展览现场。
那天和他聊了半天，效果还不错，就这么开始了拍摄。最初，我照着那种一般拍纪录片的方式拍：有个中心人物，导演的视点盯在这个人物身上，看他怎么行动，和什么人交往，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隔了几天发现这样不行，他和这个群体的其他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联结。这个所谓的 “杀马特教父”只是网络上的符号，是一个“人设”，现实生活中，罗福兴是一个挺普通的人。他告诉我们以前龙岗不少杀马特，但是随着一些工厂搬出去，也很难找到这群人。他只能把网上一些还在玩的朋友介绍给我们。
这些人很难找的，找到了也未必见我们。有一次，我们几乎都跑到惠州见一个人，他不愿意出来，以前我们是那种“同城代打（打手）”，自己最近在网上比较嚣张，会有人要来收拾他。 他死活不愿意见我们，给我们发了一个“葬爱十大杰出青年”，说让我们不要打他，去打这些人……
后来，我们在东莞清溪碰见一个以前也玩“杀马特”的女孩，告诉我们东莞石排镇有一个溜冰场还聚集不少人，我们才见到自然状态下“野生”的“杀马特”，他们都是一些年纪特别小的孩子。罗福兴之前介绍的都已经不是那个打扮了。
我自以为对深圳很熟悉，我一开始所了解的深圳是南山、蛇口、福田等一些地方，这时的深圳干净也很舒服，还很高科技。后来，我开始接触一些城中村，像白石洲、草铺、清水河，这时候感觉到深圳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了，像是有了第二个身份。但是当我们进入工业区，我才发现另外一个与此前毫无关系的深圳。
富士康一个小孩跟罗福兴争论，他说深圳的高楼建得太少，还没有贵阳多。结果吵了半天，他既没有去过贵阳也没有真正在深圳市区待过。坐火车经过的时候他见过贵阳的高房子，在深圳则一直住在工厂。很多人都是这样，大巴把他们从老家直接拉到工厂门口，他们再也没出来过，等于被隔离了。
他们的工作一个月就休息一天，一天12个小时工作，一般晚上10点之后才下班。他根本没机会出来到社会上，只有在工业区才看得到这群人。
新京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杀马特”不是一般意义上农村或者小镇留守的“无所事事”的青年人，他们其实是在生产夹缝里面的人。
李一凡：是的，“杀马特”不是乡村的产物，“杀马特”是从工业区里面出来的。甚至不是城乡接合部，完全是工业区的产物。 我们认识的“杀马特”很多、拍到的也很多，做了深入采访的大概有七八十个。
我们采访到的“杀马特”普遍都是留守儿童，也就是我们说的打工二代。他们普遍很早就辍学了，十四五岁就外出打工很正常。辍学的原因很多，有因为穷的，有些不完全是，主要觉得上学没有意义，反正都要出去打工。感觉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就无所谓，既然上学也是受苦，还不如早点挣钱。
“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2019
因为很小就出来打工，他们有很多压力需要去释放，在工厂工作的那种强度，如果不是一个很强烈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到。比如我们头发里面一丝红色，对于他们是绝对看不见的。一个孩子跟我说有时候自己从流水线下来后，一两个小时耳朵是听不见的，得慢慢恢复。他们的视觉系统需要很强的刺激性。
留守儿童往往会感觉缺乏存在感。他们和我说自己想要被看见，需要被关注。只要是关注就行，哪怕这种关注是一种“鄙视”。他们不少人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早些年买票也不方便，种种原因有父母甚至几年都不回来。等到父母开始回乡的时候，他们又出去打工了。他们普遍缺乏家庭的温暖，想要得到这种被关注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上的需要。
这种强烈的东西是具有吸引力的，一些工厂女孩也只喜欢这种弄头发的男孩，她们看不上流水线上跟她一样工作的男孩，觉得没出息又不浪漫。弄了头发，就会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弄出来以后就觉得好看、刺激。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群人出来之后年纪小，很多人一到广东来就受骗、受欺负。弄个头发，给人感觉有点社会，就不会受欺负。
通过网络，类似的审美把这群人自然地聚集在一起。类似的身世和经历让他们找到了有共同语言的人，他们互相安慰，甚至彼此介绍工作。某个意义上，形成了一个以发型为符号的小“乌托邦”。这给人一种安慰，自己是如此渺小，但是弄个头发什么的就让人不看也不行。
他们太弱小了，太需要证明存在感。他们的遭遇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刚到广东行李就没了，说好来接的亲戚也找不到了，身无分文等等。很多人出来很久都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去银行，甚至不知道怎么回家，他们对外部世界是恐惧的。
“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2019
我记得第一次去那个溜冰场的时候，那些小孩顶着头发：那个自如、那个骄傲、那个快乐啊，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很好看的，是美的。这颠覆了我一开始说的“自我糟践”论。溜冰场上的快乐震慑了我，那是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
我于是开始反省，我们是不是把美限定得太窄了？这种中产的审美观让我觉得很羞耻，原来我们对美的宽容度那么低，而且越专业的人就越低。我们习惯把事物分成三六九等，这个世界太不宽容了。
新京报：也有一些其他表现和关注中国“亚文化”的纪录片和文字，但我感觉大部分作者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人群，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意思。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你的这部作品不同，是真的在试图寻求一种和这个群体的共情。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一凡：我们今天做作品不能把自己当成外国人，像个游客。在自己的语境里就必须要做深入。今天的艺术生产为什么那么多毛病，恐怕原因就是我们模仿外国艺术家，以“游客”的心态做作品。我们对自己的语境其实是可以了解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意进入，把“杀马特”像人一样看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怪动物。他们也要上班，是很普通的工人，当这么看待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不同。
我经历了一个特别漫长的发现过程，我们第一轮拍摄大概经历了四个月，以深圳为中心四处做采访，知道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充分。原因是，他们的谈话里在工厂的内容其实要多过于他们的头发，因为这才是他们痛苦的部分。我感到自己并不了解工厂的状况，进入工厂拍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就决定到“杀马特”最多的地方待一阵子看看，我、罗福兴和乌鸦和一个学生就住进了石排镇。
“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2019
石排镇可以说到处都是工厂，甚至整条街都开满小工厂，这是为何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杀马特”，大工厂的要求严格，不许有这样的头发，也不允许工人文身。这群孩子就聚集到了东莞石排或汕头澄海。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小工厂，要求比较低。
这次时代美术馆展览有一个部分是展示他们自己拍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要进工厂是很难的，于是就付费征集工人自己去拍。罗福兴在快手上发出去以后，很多工人拍。买了700多条，展示了400条。当然因为大厂拿出手机拍要罚款，所以主要是小厂的视频多。
新京报：他们处在中国生产线的末端，保障是不是也更低一些？
李一凡：当然。大厂其实是没有“杀马特”的，像富士康这种地方都不会有，因为他们进不去。他们要进富士康之前就得把头发染回去或者索性剃了才可以。“杀马特”主要还是分布在沿海的各种小厂，挣扎在小流水线上。大厂需要各种各样的补充，就有了小的配件厂，类似这样的产业末端是“杀马特”最主要的生存环境。
“杀马特”的分布也有变化，以前广西、河南是最多的，广东客家地区也不少，其次是安徽、江西、湖南这些地方。现在就基本集中到云南、贵州、四川的彝族地区。可以这么说，“杀马特”开始来自更加贫穷的地方，这和地区间的贫穷分布是有关系的。
网上黑杀马特的人也很多，这群孩子没有能力去反抗，自己也难受和害怕。他们不再确定自己的审美是正确的，既然那么多人嘲笑自己，应该就是有问题的，那就放弃好了。他们真的处在一个完全劣势，没有能力也不想反抗的境地。
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部分关于“杀马特”的视频，一些歌曲都不是他们制作的，都是一些戏仿和“黑粉”， 我们以为是他们，但其实所谓的数字霸权让他们和我们分隔得很开。算法永远不会推送真实的“杀马特”给我们看。
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看到周围的人放弃做“杀马特”，自己也就放弃了。何况工厂给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多。后来发展到连警察都会管他们，顶着那样的头发租房都租不到。后来渐渐就开始特别少的人在做了，一直坚持的人很少。
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生代的“杀马特”，一方面他们受到上一代哥哥姐姐的影响，因为打工阶层很多都是一个带一个出来的。还有就是直播的出现。
2015年算是一个拐点，“快手”出现后，有些人发现直播的形式既能解决孤独感还可以博取眼球。有人通过这个聊天，也有了家族感。甚至不少人通过这个赚到钱，有人因此把“杀马特”当成了事业。
《我爱杀马特》，李一凡，2019，单屏彩色有声影像，125分钟，影像截屏，图片由艺术家和广东时代美术馆惠允
新京报：我们城市里面的人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去解决所谓存在感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李一凡：对，有时候自我强大的话，存在感不需要被证明，但“杀马特”太弱小。“杀马特”好像有个自我组织，但只是以头发为符号连接起来的群体。他们其实只是关心个人的事情，制造一个幻觉，让自己不再那么容易感到受伤。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经常觉得“杀马特”是他们的保护装置。一遇到让自己感到挫败没有自信的事情，它张开就可以保护自己。这部纪录片也许不太像通常意义的纪录片，那些纪录片会有导演的视点，引导观众。我这部是没有导演视点的。基本上是“杀马特”讲“杀马特”的故事。
我之前拍的那个短片可能还是以他们的“头发”作为一个切入点，自从我去了石排镇，对工厂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加重了这部分。我还增加了这群人今天的处境，比如做直播，返乡以后的状况。
罗福兴接受采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会说小时候不懂事，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这种话。他很难审视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这群人在社会上是没有机会说话的，也无法有机会去讲述自己，那么我们就给他们这个机会。我们把“杀马特”当成一个正常普通人的故事，这是一个 “祛魅”的过程。当他们讲到发型的部分，我也有机会理解审美这件事，后来剪辑的阶段，我甚至觉得这些头发并不难看，因为我开始真的理解他们的想法。
现场采访丨戴安琪
音频整理丨郑汀兰
撰文丨余雅琴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