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熊丙奇
近日，某机构发布《2022 中国职业教育行业报告》显示，2021 年职业教育一级市场共发生 61 笔融资，融资总金额超过78亿元，融资数量与总金额均超过2020年；该机构还预测，到2022年，我国职业教育市场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到2024年，有望达到1.2万亿规模。
“双减”前中小学学科类培训火爆一时，市场规模也不到万亿。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14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为42891亿元。如果职业教育市场规模真达到万亿级别，意味着老百姓以及社会为职业教育的支出，会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四分之一。
谁来为这万亿职业教育市场买单？是老百姓，还是企业？如果是老百姓，发展职业教育需要老百姓掏这么多钱，能把职业教育发展起来吗？又有多少老百姓愿意为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买单？如果是企业，有多少企业愿意为职业教育投入这么多经费？
发展职业教育，经费无非来自财政拨款、学生缴费、企业（社会力量）投入。资本、机构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市场收入将主要来自学生收费，以及为学校、企业提供课程建设、实习实训、校区合作等第三方管理、服务的管理、服务收费。
面向学生的收费，包括举办职业院校的学费收入、开展技能培训的培训收入、开展升学考试培训的收入等。不管提高哪一项收入，都存在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提高学费收入，意味着学生是自己掏钱接受学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将依靠更多民办职业院校提供。这是和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背离的，我国为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已经实施中职免学费以及中职国家助学金政策。如果出现中高职的民办规模、占比增加，学生上中高职需要自己掏更高学费的现象，那我国职业院校的吸引力会更低、招生会更加困难。职业教育的地位本来就低，还需要学生自己掏钱上职校，如何吸引优秀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民办比重偏低的原因——因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民办职业院校招生很难。
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民办教育在校生规模结构中，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只占4.5%。
提高技能培训收入，则意味着职业院校的技能培训不到位，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之后，还要接受技能培训。这会引发对职业院校培养质量的质疑。
从就业角度看，有部分求职者为提高就业竞争能力，会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但是，任何培训支出，都意味着求职者（家庭）的培训支出负担。培训支出负担过大，会挤占家庭的正常消费，要减轻培训支出负担，就需要提高职业院校的教育质量，以减少学生的职业培训需求，以及推进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如由企业向新入职人员提供免费入职培训、向农民工提供免费公益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需是存在的，但别指望“全民培训”、“高收费培训”。职业培训机构也不要有做千亿产值企业的美梦，抛开技能培训本身就细分化不说，出现这样的培训企业，一定是整体职业教育出了问题。
国家正在推进建立的职教高度制度，被认为是扩大职业教育市场规模的重大“利好”。必须指出，就是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通过职教高考录取，也很难扭转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增加普高招生、减少中职招生，还会是家长的诉求，以及接下来各地发展高中教育的一大趋势，但围绕职教高考的培训很难出现火爆局面。
为职业院校办学，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供第三方管理、服务，这也会是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一种经营模式。但要做大这一“生意”也很难。现实中存在的职校学生实习乱象，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近年来，一些职业院校就充当“劳务中介”角色，把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送到企业实习，从中收取劳务输出管理费。
这表明，学校并不重视培养质量，希望这些职业院校花钱购买提高培养质量的服务很难；同时，校企合作还存在以学生填补用工荒的问题，这严重阻碍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短板”，要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政府必须加大投入，政府不增加投入而依靠社会力量来发展职业教育，很可能导致“短板”更短。用产业化思路来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也是行不通的，这也是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的资本和机构，需要有的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