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斗“孤儿”：练这个，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八角笼，对边直径9.14米，高1.8米。拳手戴着拳套，五指分开，在笼中角斗。除了把对手击倒，让他降服，你几乎退无可退。它是MMA（综合格斗运动）顶级赛事UFC使用的标准器械，也是所有格斗士心中的战场。

一群来自四川凉山、阿坝等山区的孩子，大多数是“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成都一家俱乐部免费收留、养育，踏上未来通往UFC的漫长征途。

铁笼子里有他们的梦。一个脱离贫穷的梦，一个希望获得归属感、获得尊严的梦。肌肉和伤疤让他们勇敢，闪闪发光的金腰带，照亮改变命运的希望。

7月20日，一段视频将他们推向公众视线。

“笼中，两只困兽。厮杀，无处可逃。你的武器，只有你的身体。没人在乎你的出身，降服，是唯一的目的。”这是国内一档格斗栏目的介绍。有人觉得，十几岁的孩子本该是接受教育的年龄，却被送上格斗赛场。有人觉得，可能这样的梦过于残酷，但对于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有什么比没有一个家更残酷呢？

人们看到这些孩子的苦难和恐惧，也看到斗志和温情。

唯一没看到的，就是后退。

舆论漩涡中的孩子

视频发出来的时候，俱乐部已经从成都大本营来到阿坝州州府马尔康。

“我正忙比赛的事，没细看，我还转发了。”俱乐部运营总监朱光辉说，如果没这场风波，他应该正专心准备8月8日在马尔康举办的一场MMA挑战赛。

很多队员也转发了。接触过这项运动的人，对铁笼子并不陌生。他们没有想到，十几岁的孩子在笼子里拳脚相向、缠绕争斗，击中了人们的视觉神经，产生不适感。“家里只有洋芋”，从一个大凉山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又引起无限悲悯。

一夜之间，“格斗孤儿”四个字登上各大媒体头条。质疑声接踵而至，俱乐部被扣上很多帽子，“非法收养”、“利用孤儿谋利”、“剥夺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人身控制”等等。很快就有消息称，凉山民政部门将安排当地未成年人重返学校。

视频中“吃洋芋”的男孩小伍，彝族，来自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他比其他孩子更黑一些，训练时，汗珠一滴一滴顺着脖子往下流，他没有伸手擦，继续出拳，打在手靶上，发出一声又一声闷响。

三年前，奶奶把他送来俱乐部。他训练十分刻苦，用心琢磨每个动作，现在已经是队长。他的照片高高地挂在训练馆的墙上，双手叉腰，露出六块神气的腹肌。

“我就说错那一句话，他们就给放出来。我后面说干爹对我们很好，他们都剪了。有些人把干爹说得很坏似的，我好讨厌他们。”小伍后悔在那次采访里说了“很难、很累”，现在不管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累。

几个出了热痱子不能参加训练的孩子，坐在场馆门口放风。教练何小慧说，他们休息一般都在馆里，现在怕有记者突然闯进来，主动要求在这儿盯着。

马尔康的酒店房间越来越紧张。除了来看比赛的、旅游的，还有来调查的公安机关，采访的媒体，以及来领孩子的家长和政府机构。网上的舆论慢慢平息，这些孩子却面临命运被改写的处境。

“他们特别怕我接电话。一来电话就问，是不是谁又要回家了？”何小慧说。

“我来练这个，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回老家也可能像他们一样吸毒、打工，我不想回去。”小伍口中的他们，是他的父母。

毒品伴随着他整个童年。小块的（毒品）10块钱、20块钱，大的100块钱，他说到毒品，就像提起一件日用品那样漫不经心。

他经常把毒品藏起来，妈妈犯毒瘾时会一直求他，他看不下去，只能给。

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爸爸出去打工，就剩他和哥哥在家，自己做饭、洗衣服。“我会调香料。先把料炒了然后放水，炒鸡蛋、加点蔬菜、洋葱。我小时候看着我爸学的。”

小伍讲得很认真，目光坚定，嗓音粗粝。在他脸上，几乎看不到生活辗轧过来的痕迹，直到提起妈妈去世，他流泪了，那时他才10岁。

几天前，教练何小慧告诉他，家里可能要把他接回去。他听完，撩起背心把脸蒙住。

在这个挂满荣誉、英雄、勇士标语的地方，“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哭”。

何小慧说，新闻发了之后，凉山的几个孩子家里承受不住压力。有几个已经接回去了，有的还在周旋。俱乐部不会强行留谁，有监护人来接，就把孩子健康平安地送到他们手里。

五岁时，小伍上过一次学，但听不懂汉语，很快退学。他哥哥念到五年级也不念了，天天逃课，他觉得那儿教得不好，也无心学习。

爸爸后来为了两个儿子，把毒戒了，打工回家时，会买米面。爸爸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吃洋芋。洋芋就是土豆，他的家乡特木里镇，号称全县马铃薯第一镇。

“我感觉洋芋很好吃，我现在都想吃了，而且吃一两个就饱了。”

小伍很喜欢这里，他担心有人跟家里说他在这里不好，就打电话给爸爸解释。三年里，他没回过凉山，家人来看过几次，春节也在俱乐部过。他觉得现在回去，让别人看到自己弱的方面，会说爸妈离婚这些，会被欺负，被看不起。

“我来练这个，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梦想。”小伍说。

问到梦想，所有孩子的答案全都是UFC，无一例外。

最封闭的赛场，最开放的规则

13岁的小勇已经没有机会像小伍那样，实现UFC的梦想了。半个多月前，他被俱乐部淘汰，这次去马尔康看比赛的人里，没有他。

7月的成都，穿不透云层的太阳，照在腐烂的水果皮和菜叶子上，发出的味道弥漫在潮湿的空气里。这里是郫县沙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距成都市中心30公里。汽车在白色大棚之间拐来拐去，最终停在一根国旗旗杆下，眼前四个红色大字——恩波格斗。

现在，这个训练馆的门口还挂着四块牌子——中国恩波综合格斗俱乐部、四川省恩波武术俱乐部、四川省红缨枪双节棍研究会、阿坝州散打队。队员有70多个，以18岁为界，分为少年组和成年组。

老板叫恩波，56岁，藏族。17年前，他组建了阿坝州第一家武术散打队，后发展成MMA俱乐部，前后一共收留过400多个孩子，免费在这里吃穿住，外出的话，都是集体行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恩波介绍：“最早第一批孩子是通过凉山州民政局招进来的。在这之前我们散打队就存在了，就是想实现一点武术梦、英雄梦。”

现在，俱乐部的队员还会参加体制内的比赛。全运会、省运会，还有一些青少年比赛。

“和平年代更需要崇尚英雄！”场馆在冷冻仓库顶层，四处挂着横幅。关公手持青龙偃月刀的木雕立在门口，将近两人高。荣誉室里，摆满了奖杯和奖牌。

小勇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短暂的格斗生涯。

馆里的铁笼比UFC的要小一些。第一次进去实战训练的时候，小勇很紧张，“感觉没地方逃了”。前两局打平，第三局输了，“有点儿想哭。”

小勇话不多，回答不上来的时候，就低下头抠手。他经常跑到半山腰的寨子里玩，奶奶下山路上找不到他，一路走一路喊。奶奶是小勇后爸的母亲，自己还有两个亲孙子要带。小勇的妈妈改嫁后外出打工，没再回过村子。

小勇儿时喜欢看《武林风》，后来喜欢上MMA——最封闭的赛场，最开放的规则。

“这才是男人应该玩儿的运动。”李男是成都一家格斗俱乐部的业余组教练，到他这儿来练的，有警察、律师、学生、骨科医生，还有些女孩子，练防身。

MMA包括拳击、巴西柔术、泰拳、摔跤、散打等很多种技术，按体重划分不同级别，在铁笼子里对抗。拍垫子代表认输，如果谁也没KO谁，裁判就靠点数分出胜负。

“笼子关上那一瞬间，没怎么打过的都会害怕，而且很压抑。”

他觉得，每个人都是从弱小开始的，这个运动练的就是这个，场地就这么大，要想尽各种办法克敌。

“泰森也不是说一上来就谁都不怕，就得多练，打实战。任何的一切，都只能通过这个笼子，看你比赛的表现。”李男说。

这就是格斗的世界。“荣誉室”里的奖杯有多耀眼，选手就得面对多大的压力。并不是说有多势利，但每个人眼里只看得见赢家。

《摔跤吧！爸爸》，不如“干爹”

成都郫县的训练馆如今空空荡荡。

“90多号人都过去（马尔康）了，厨子也过去了，只剩我一个看家。”留下看家的师傅姓宋，是这里的管理员。

宋师傅说，孩子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佛龛前拜佛，然后再下楼吃早饭。这是恩波定的规矩。在这里，所有孩子都喊他“干爹”。

俱乐部的规章制度，红底白字贴在墙上。第一条写着，在训练、比赛和日常生活中无条件服从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和安排，努力提高技战术水平，为国争光。

小勇不喜欢这些规矩。他喜欢摔跤教练若尔曼，“她对我很好。”

教练何小慧说，“有些小孩子很调皮，但他更怕你骂他。被教练骂了，那么多人在那儿，就你被骂，你啥感想？”

何小慧是她的汉族名字，也来自凉山。初中进了体校，一路筛选到四川省拳击队。她说，孩子有三个月考察期，检查有没有传染病，身体条件好不好，筛选合格的才留下。

“宋叔叔，给我看下电视嘛。”在成都，自由活动时间，只要不乱扔垃圾，乖乖听话，宋师傅就给他们看电视。他说，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些家里管不了就送过来，一到训练就说“教练我要上厕所”，一上厕所就跑去玩了。

他记得，电影《摔跤吧！爸爸》公映的第二天，恩波把所有孩子拉到成都电影院。

电影里，两个女儿在巷子里奔跑，在田野奔跑，一段浓郁印度风的音乐响起，传来童声：“我们的人生就像一辆不幸报废的汽车，而爸爸啊，您就是把这辆车开废掉的司机。爸爸您对我们太残酷，我们快要累死了。”

小伍特别喜欢这个电影，从电影院回来，他又在师兄的手机里看了两遍。“那个爸爸特别伟大，我们干爹没有他那么凶巴巴的，他就这一点不如我干爹。”

他盼着和电影里的两个孩子一样，一步一步走向竞技巅峰，为国家争得荣誉。

在干爹这里，孩子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动物园，第一次吃西餐。顿顿有牛肉，有鸡蛋，还有小伙伴。

大概没有谁打算用学业改变命运。很多孩子刚来时，连汉语都听不懂，只会藏语或彝族话。同一个班里，文化水平相差很大。

“我有点不喜欢上课，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读书好会奖励棒棒糖、笔那些，我没得过。我考试一般得10分20分，成绩在班里最低。”小伍说。

恩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俱乐部曾找过几所附近的小学和初中，想解决孩子们的读书问题。学校方面觉得孩子来自阿坝和凉山，没有暂住证和居住证，文化成绩也不好，曾经送去过5个，又退回来了。

恩波不想提学校的名字，他说至少找了三家。有的学校最后提到如果要来的话，一个学生要交3万、5万的保证金，“还要派3个老师，每一天接送，怎么可能呢？”

恩波说，当时他没有找过教育局反映，觉得孩子在这之前已经失学了，“我能够让他们学习，我觉得我的良心还做的可以。”

俱乐部的课表上，每周一三五晚有文化课，周日有国学课。一个孩子在作文里写着——

“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对我说借点钱我有用，然后我借了他，他说明天还。到了明天他又说一个星期后还，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很久至今未还，然后就吵架了，我给他打了一顿。现在我们俩的友谊已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也不说话了。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我们俩应该互相心平气和地聊一下，换位思考。”

自始至终，小勇一次都没笑过。

“韧带不得行（当地方言），你回去吧。”管理员告诉他的时候，他又有点儿想哭。他想念俱乐部，想念小伙伴。

奶奶站在两米之外看着他，问她理解孙子吗，她摇摇头。小勇嘴巴抿起来，转过头，眼睛望向远处的大山。河水从他家门前流过，街道寂静无声。他曾经从这里离开，去了成都。问他是不是不想再回来，孩子点了下头“嗯”，但如今还是回来了。

“不想笑。没什么好开心的。”

每年只去看一次弟弟

小勇的家住在阿坝州黑水县，他的同乡拉波12岁了，还在学拼音。拉波7岁时来到俱乐部，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

见到陌生人搭话，拉波举起左胳膊挡住脸，把头埋进碗里，筷子使劲扒拉，呼噜呼噜地吃。旁边的男孩子眉心有个疤，大家说他是二郎神，他突然从碗里钻出来，咯咯地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他爸爸出家了，妈妈改嫁，又生了娃娃，不住这儿了。”邻居指着他奶奶家简陋的木门说。门上挂着一把黑锁，红牌子上写着政府的两项扶贫措施：通过低保政策兜底，种植核桃3亩。

这里不仅是拉波的老家，也是老板恩波的老家。“别说我们县里，整个阿坝州谁不知道恩波？”当地居民说，恩波对我们老家很好，马尔康的比赛，想去看的，拿黑水身份证登记就免票。外地来的，提恩波，没有黑车师傅敢多收钱。

不是每个乡亲都知道UFC的金腰带，但他们都知道恩波的家——竹格多村最大的寨子里，最大的那棵核桃树下，就是他生长的地方。

在海拔2400米的小县城里，藏族阿妈把冬虫夏草扎成花朵的形状，装在盒子里，想卖个好价钱。大叔挺着肚子，一刀一刀把牦牛肉切开，招呼来往行人。

“我们吃不起的，只吃自己种的。”拉波的姐姐说，爸爸出家的时候，弟弟一岁，她三岁，弟弟是奶奶送去俱乐部的。

姐姐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是20块，也是县里一碗牛杂汤的价钱。

14公里外的一座古寺里，拉波的父亲正在念经。晚上七点已近黄昏，他的屋里没点灯，只闻见浓浓的香炉味。他不愿再提及儿子的事，说十多年没有回家，前些天警察也来找他，他也是这样回复，“十分对不起。”

“我们已经有后爸了。”姐姐的声音一多半从鼻子里发出，眉头微微皱起，每个字都咬得十分用力。她在县中学读初二，中考能拿400多分的话，她想去汶川或马尔康读高中。弟弟不喜欢读书，喜欢打拳。妈妈想他的时候，经常会哭，每年只去看一次弟弟，因为上面有个外婆病着，走不开。

她抱起两岁的妹妹，登上路边的石台，面向大山。那个14岁的背影一动不动。

“8月8日马尔康有比赛，我们要去看他。”妈妈和姐姐都笑了，和拉波的笑一模一样。收割后的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离开了，出路呢？

小伍应该不会回大凉山了，他说奶奶和爸爸都已经同意，让他留下。

“这边孤儿有很多，还有些听不懂汉语，也不会申请，属于‘隐孤儿’。”米色尔沙是原凉山州布拖县沙洛乡中心校的校长，这个学校曾经办过孤儿班。

米色尔沙觉得，如果孩子在俱乐部学格斗，也算多一条出路。不当运动员的话，可以去当兵，至少能当个保安。但一定要给他们上文化课，把义务教育阶段的任务完成。

采访结束时，小伍离开摄像机镜头，对着空气打了一套拳，又翻了个跟头，总算放松下来。

恩波接受采访时说，俱乐部没有违法，没有虐待，没有绑架，没有强迫孩子们。他坦言，确实还有值得规范的地方，比如有些孩子过来，没有签合同。

支出方面，恩波透露，孩子们的开销一年算下来有四五百万。“每天早上一盆鸡蛋、一盆牛奶，不是这几天才做的，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恩波说，俱乐部的收入，一是靠组织比赛拉一些赞助，再有就是自己的生意，收支基本持平。“孩子长大了，打成年比赛后，他们会赢得奖金，出场费五千、六千、一万，最多一万五。我从来一分都不拿，归孩子自己。三年后，如果他们打更高级别的比赛，肯定我也提取一点。我培养过你们，你现在成名了，俱乐部最起码的水电、房租你得交一点出来。”

截至目前，公安机关、民政机构尚未公布对此事的调查结果。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成都警方，对方未作回应。

恩波希望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为这些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尤其是教育这一块。

有些凉山的孩子要回去了，恩波心里很难受。

他们的命运，依然如浮萍。

（感谢新京报首席记者王志安、“格斗迷”侯木木对本文的贡献。文中所有未成年人、李男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实习生 黄孝光 四川成都、马尔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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