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技演员坠落背后的马戏江湖

陈华和他的“鑫超马戏团”又要出发了，大篷、桌椅、道具、演员，甚至还有一头狮子和黑熊，统统装进了一辆二手集装箱里。

陈华靠在副驾上，不时嘬几口香烟，作为团长，这是他难得的休息机会——这辆卡车驮着8个人的生计，从北到南，跨越四季，行驶在高速、国道，或者乡间小路上，点亮地图上一个个知名或不知名的城镇、乡村。现在，下一个目的地，还有100公里。

陈华的卡车。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入行42年，陈华换过六七辆车，车轮轧过的路越来越宽，台下观众换了几代人。可任凭外界怎么变化，这个草台班子一直都在杂技江湖里，守着行当的规矩。陈华想要确保，那些跟着他，半生都在“高空”的团员们，能够平安“落地”。

但今年以来，手机里陆续弹出的几条新闻让陈华隐隐担心：2月20日，山东东营，马戏团两女孩从高空跌落；4月19日，安徽宿州，一名37岁的女杂技演员在高空表演时不幸坠亡；5月12日，哈尔滨 2名杂技演员在表演中从半空中坠落，倒地不起……

生在杂技世家，陈华清楚这个古老的行当，对“惊险”与“安全”的精准拿捏，早就融进那些言传身教的规矩或禁忌里。但现在，在自己的杂技团行至暮年之时，他不得不承认，“江湖变了。”

新老马戏团

只需一个下午，陈华就在河北农村的乡道上建起一个临时乐园。

午后的华北平原单调寂寥，大篷里则是另一个世界，亮橙色的座椅、明黄色的舞台，一排氛围灯亮起时五彩斑斓。陈华把音响按开，一秒四拍的重低音开始震颤。

狮子笼装进小货车，在周围巡回揽客，演员牵着猴子和山羊在篷布外面接应。没过一会儿，一圈圈的人就聚拢了过来，骑着三轮车的大爷后座拉着小孩，刚从集市回来的大娘手里还提着菜，陈华站在门口，不厌其烦地回答着，“20，20，票价20。”

晚上，鑫超马戏团亮起灯牌。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演出开始，动物是吸引人的焦点，杂技部分则显得冷清。传统的节目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抛球、转盘子、晃杆，演员在台上演得卖力，场下意兴阑珊，低头刷着手机，少有回应。

直到“高空绸吊”节目的音乐声响起，陈涛登场，他单手抓着绸缎升空、飞旋，手臂肌肉紧绷。他今年39岁，在杂技行当算是个高龄演员，“练功”将近三十年，升起的瞬间他仍感到了一阵眩晕。

场下观众兴奋起来，开始举起手机对准他录像。

“高空绸吊”是团长陈华近些年才引入的节目，之前只有大型杂技团才有能力承接这种空中表演，十几个人互相配合抛接，下设安全网，做“空中飞人”，讲究的是配合默契和整体协调。如今，观众越来越挑剔，“鑫超马戏团”不得不做更冒险的尝试——受限于场地和设备，他们的绸吊不绑安全绳，“绑上没法做动作”，也不设安全网，“有安全网不方便起降。”手腕上系着的死扣，就是陈涛在高空中唯一的安全措施。

压轴的动作里，陈涛一手抓绸缎，一手拉一根红绳，搭档仅用脖子挂住红绳带动身体在空中旋转。这是为数不多能让观众屏息凝神的时刻，陈华咬着牙，手里的绸缎被扯紧，传递来搭档做动作时的力道。常年的表演，他的手腕破皮、出血，直到磨出厚厚的老茧，夏天时总会瘙痒。

陈涛和搭档表演高空绸吊。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十几分钟的节目结束，二人随绸吊缓缓下降，场下一片叫好，有观众起身鼓掌。

“节目惊险，观众买账，杂技演员才有饭吃。”陈涛说，狮子、狗熊观众见得少，新鲜，出场就有人叫好，“人戏”尤其难演，“光有功夫不够，还得能让人捏把汗。”

陈涛在空中翻腾时，团长陈华就坐在后台的箱子上，注视着场上的每一个动作。绸缎与滑轮的交接处和起降电机的操作手，是他格外关注的细节。

陈华今年57岁，过了演杂技的年纪，但仍是全场最闲不住的人。团里最年轻的演员也年近四十，陈华时常感叹自己和杂技团都正在衰老。这家杂技团曾经有30多人，现在演员只剩4个，另两位演员朱国珍和李丙照是对夫妻，都已经超过50岁，再上不了高空，只能“落地”，用各自的“绝活”撑起职业生涯末期。

朱国珍演顶大缸，已经变形弯曲的双腿得撑住两人一缸将近二百斤的重量，李丙照演马术，忍着腰背疼痛在飞奔的马上倒立。

陈华发现，最近几年，一些年轻的马戏团争着把节目变得更刺激，连演员出场都要先翻几个空翻。他跟不上这些变化，马戏团棚子旧了，放不下大型的演出设备，演员老了，上不了更惊险的项目。因为节目过时，他接不到大活儿，只能在乡村的庙会间流动，三五天换一个地方。

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2019年，他的儿子陈超带着年轻的演员“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马戏团，现在已经颇具规模。

陈超团的演员更加年轻，在这里，传统的“高空绸吊”已经压不了轴，换成了更惊险刺激的“死亡飞轮”——几个演员在数米高的空中，相互配合着在飞轮上跑动、后仰，甚至跳绳，演到最后，他们蒙住眼睛，一会儿突然跳起，一会儿假装摔倒，让身体120度仰过去，引得观众一阵阵惊呼。

演员表演“死亡飞轮”。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陈华看过几次儿子马戏团的演出，他看着场下观众拿着荧光棒，随节目欢呼，跟着音乐摇摆，“好像参加演唱会似的。”

跑了几十年的江湖，陈华意识到，这个曾经相对封闭的行当，如今正在被市场力量改变。他服了老，承认已经无力追赶时代。他对儿子的尝试充满期待，但也本能地对“新”事物保持警惕——这个行当存在至今的要义是规矩和传统，而逐利的市场，有时带来的是一种松动、瓦解的力量。

与危险相伴

演出结束，等到观众散去，陈华和团员们降下大篷，塞进他们的“家”里。

“家”是陈华十几年前花12万元买来的二手集装箱。改造后，这辆卡车承载起了杂技团所有的人和家当——车厢前段是“团长单间”，床铺在里侧，铝合金窗户下是一张低矮的“办公桌”，墙上挂满了碗筷、零食、生活用品和救急的药；往后是“员工宿舍”，放着几张高低床，晚上演员和工人在这里休息，赶路时，这里总会充满烟味和说笑声；车厢中段是“仓库”和“厨房”，塞满了杂技团的桌椅、道具。最后是动物们的“宿舍”，狮子“太子”和没有名字的黑熊，以及一只猴子和一只山羊隔着笼子，和睦地共处一室。

陈华在卡车里监督团员干活。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儿子陈超的卡车也是类似的布局。对于杂技团的演员们来说，演出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与卡车为伴，过“在路上”的生活。

等到了目的地，陈华把卡车停在大篷前，再将货箱两侧的挡板放下，形成前后两个斜坡供游客通行。车身挂上马戏团的宣传板，顶部支起闪烁的灯牌，卡车又摇身一变成了个临时的售票处。

门票20元一张，十几年没涨过价。一场农村庙会三四天的演出下来，陈华能收入3-5万元。而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包场演出，或者各种庆典活动的出手要阔绰得多，10天能收入25万元。

收入可观后，入局者也多了起来。最近的十几年里，过去那种大规模、需要固定场地的杂技演出因为门槛太高，逐渐没了市场，商演、拼盘演出和小规模流动巡演的杂技团成了主流。

但 “光是地面的节目又没人看，不吸睛”， 市场需要惊险刺激。陈华发现，如今出去接活儿时，高空、地面、驯兽节目都是基本要求，“没有保护措施”也逐渐成了卖点，甚至有的合作方会在合同上写明“高空杂技需要没有保护”。

陈涛也曾听同行说过，有些小型演出中，主持人会不断喊出演员“无保护，刺激”。也有演员在高空中故意打个趔趄，佯装要跌落，引得观众惊呼。还有一些绸吊表演，演员升至六七米的高空，在高空中突然撒手，任由自己头朝下坠落，“掐准在离地面只有一个脑瓜尖距离的时候停住。”

实际上，“空中飞人”是一个团体杂技项目，但各种杂技团下沉后，场地和规模都支撑不了这种表演。于是过去团体演出中的“绸吊” “吊环”等单人、双人动作被独立出来，这些项目所需的设备简单，甚至可以在室外用吊车实现，不受场地限制。

让陈超和陈华感到有些担心的是，这类杂技团很多都是露天演出，搭不了棚子，也用不了架子。想上高空只能用吊车，但吊车不匀速，也不稳定，给高空项目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大批新杂技团的涌入让市场竞争变得激烈，有马戏团老板为了压低价格，想方设法节约成本，团里不聘用长期演员，也不驯兽，只拉大篷，走到哪里就雇佣当地的演员做临时的拼盘演出。

这些杂技演员有的平时演小场地，跑红白喜事，适应不了新场地的高度和设备，风险也就高了起来。临时拼盘的演员间也缺少默契和信任，甚至少有沟通——很多新入场的从业者都忽略了，这些也是杂技行业赖以生存的内核之一。

“让风险可控”

在这股“小型化”“灵活化”的潮流中，陈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但对自己的马戏团，陈华并不担心，他总说“能把这行做下去，都得学会和危险共处。”

在“鑫超马戏团”，“危险”在每个演员身上都留下过痕迹。

“干这行就没有身上不带伤的。”李丙照说，他学艺时师父常告诉他，一个节目练到八成的把握，算学会，练到九成，就可以登台，十成把握的节目不存在。

杂技本就追求惊险刺激，舞台上又变数众多，手心的汗水、地面的湿度、设备的状况、演员的身体状态，甚至心情都可能对演出有决定性的影响。

演出前，陈华正在检查设备。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李丙照曾经表演马术时因地板湿滑，马打滑跪在了地上，人甩了出去，肩膀撞到错位。前几年上绸吊，滑轮脱落，他从三米高的高空坠下，腰着地，一年没能再演出。妻子朱国珍蹬桌子的时候桌子曾砸到腿上，疤痕至今清晰可见。

陈涛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没受过大伤。杂技演员对受伤看得淡，“如果我不做杂技，去种地、去工厂、搬砖，难道就没有受伤的风险了吗？”李丙照反问，在他看来，杂技不过是和种地、打工一样的谋生饭碗，观众觉得危险，只是因为危险放到了前台。

团里的演员都清楚，干这一行，风险不言自明，但他们也在用整个职业生涯去学习掌握， 如何让风险变得可控。

在这一古老的行当里，有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和道理，天亮前不说话，没节目时不上街，这是避免学杂技的年轻人与外界发生冲突，生了事端；演节目前不记仇，不藏事，得静下心来忘掉恩怨，这是怕演员在演出时分了心，出危险。

更多“让风险可控”的方法来源于经验，下雨天在大篷旁堆一排土，防止雨水渗进场地打滑，演高空杂技前在滑轮与绸缎间系一根游丝，防止绸缎脱落。即使真的不小心掉下来，也利用腰腹的力量控制着地的方向，保护头部和脊椎。

受过的伤也会成为新的经验，李丙照因打滑摔落下马后，他每次上场前都会检查地面上是否有草和青苔——这是他的马那次打滑的原因。从空中坠下后，如今他也会和陈涛一起检查绸吊设备是否安全，陈涛吊起时李丙照控制电机，他很少让绸吊升到三米以上，“这样就算掉下来也不会太严重。”

如今，这些“让风险可控”的经验与传统有了失灵的可能。

出生在马戏世家，干了快40多年马戏的陈华见证着这个行业的浮沉。上世纪80年代跟着舅舅的马戏团跑江湖时，马戏是家家户户都没见过的稀奇玩意，一开演，村里的老人就都围到入口提着鸡蛋和蔬菜求张门票。那时候场地还是露天的，没买票的年轻人坐树上、爬房上。演到一半，听到远处有响声，才看到是爬房上的年轻人掉了下来。

后来马戏不再那么稀奇，却仍是乡村枯燥的生活中少有的调剂。赶上庙会，集市上比过年都热闹，一家好几口一起挤进马戏大棚，“演啥都能听到一片叫好。”

再后来，电视和录音机逐渐普及，追求时髦的风气从城市刮到了乡村。新成立的歌舞团抢了风头，成了农村庙会的主角，歌舞团的年轻小伙梳大背头，戴墨镜，穿喇叭裤，模仿歌星张帝和费玉清，带着观众摇摆、跳舞。歌一唱，后面架子鼓打得震天响，站在场下想不摇头都难，“别说观众了，我们自己都愿意去跟着听。”一旁的马戏大篷不再是唯一的消遣方式，“不够时尚”，去的人越来越少，马戏也就渐渐走了下坡路。

等到2010年前后，部分歌舞团因演绎内容低俗被取缔，生意渐渐难做，到各地演出审批困难，马戏团又重新成为了庙会里的主角。那时恰好赶上房地产开发高歌猛进，几乎到每座城市，都有新楼盘、城市广场要办宣传典礼，马戏热闹、刺激，成了这类活动的宠儿，不少歌舞团老板改行开马戏团。

绸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兴起的杂技节目。十几年过后，近期发生的多起事故，也集中在这个节目。

马戏江湖

半个上午的时间，“鑫超马戏团”的卡车驶到了新目的地。陈华掐着时间赶当地的早集，买土豆、韭菜、豆腐等好存放的食材，停驻在此地的几天，这是一车人的口粮。

到了午饭时间，他和妻子用车里的电锅给团里人做饭，大家吃得随意，米饭要是剩下了，第二天加点水再煮成粥。

陈华在卡车里做饭。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没有演出的日子里，陈华也不愿闲着，他一遍遍走进大篷检查安全措施，看有没有积水，门口的灯板亮不亮，或是坐在房间里观察两个工人有没有认真刷锅。谨慎是身边人对陈华最直观的印象，陈华说，这都是他“跑江湖”的最宝贵经验。

“带马戏团跑江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道理简单，但跑明白的不多。”追求天时好理解，夏秋季不去沿海，春季不去内蒙，冷时不去山阴，涝时不跑河边，要避风、避寒、避暑。追求地利则需要费些心思，去的地方太小，居民穷，没钱看马戏，地方太大，同行又都来过，马戏常有，也没人看。

制定路线前，陈华习惯拿着地图描画，总体上“哪富去哪”，细节上“不走大路，专穿村镇”。陈华上世纪80年代跟着舅舅跑江湖时，他们爱去跑东北，那边厂子多，工作稳定，“年轻人有闲钱，好面，看杂技一来一大帮。”

接近农历八月十五时，就从东北往南折返回华北，刚好赶上农闲，农民收完了庄稼，马戏场场爆满。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马戏团就很少往东北跑了，陈华常跟着舅舅去北京，在清河和沙河附近搭棚演出，那时候外来人口多，都在附近扎堆住，兜里有钱，一张票能卖五块钱。

陈华说，带着马戏团跑江湖，最重要的是和人打好关系。到了新地方，最近的几户居民、村镇里“混得开”的，都得送几张门票，老人们往往也能获赠几张，“岁数大的孩子多，指不定他家孩子就能帮上什么忙。”

如今，这套人情规则在马戏江湖中逐渐消隐，“出门在外，更多是走审批、签合同。”台下的观众也变成了“一老一少”的留守祖孙们，很少会出现棘手的冲突。

陈华也少了许多“江湖气”，他戒了酒，渐渐不愿意参与饭局，更多时间都抱着手机刷短视频。跑了半辈子江湖，到了职业暮年，慢下来的陈华终于感受到马戏团的封闭和孤独，远离家人，少有朋友，想说话却找不到人。

“鑫超马戏团”团长陈华。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干了一辈子马戏，李丙照也常觉得马戏的江湖像座围城。年少时身体好，挣钱也快，还能脱离枯燥的农耕生活。但到了三十几岁，透支的身体开始一点点显现出来，腰不再挺拔，肌肉也不再有力，刮风下雨时几处关节不争气地疼痛。

李丙照也想过换种生活。疫情三年，马戏团一度接不到演出。他去工厂打工，但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熟练工种做不了，只能拧螺丝，一坐一整天，回家的时候腰疼难忍，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逃不了了。

他最终接受了这样的人生。没有演出的时候，他拿出平时放在卡车里的自行车，载着朱国珍去集市上遛弯，和庙会里的其他摊主闲聊，生活也悠闲自在。他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演多久的马术，在那之前，他想和妻子一起把孩子的结婚钱攒出来。

在更年轻的陈超团里，演员王天源也曾试图摆脱这种封闭的生活，他辞去杂技团的工作，去电子厂打工，但同样受不了每天坐14个小时，上厕所都要报备，“过得像机器一样”，又回到了马戏团。

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在这家马戏团里度过自己的青春，等年岁稍长，找一个演杂技的同行恋爱、结婚，成为终身的搭档，彼此照应，一起“闯江湖”。这是大多数杂技演员的选择，“不然的话，谁愿意忍受总是两地分隔的生活呢？”

这个年轻的杂技演员今年26岁，已经演了十几年的高空杂技，他说自己越来越感受不到升空和失重带来的刺激，就连在高空中旋转翻腾也毫无感觉，与同龄人去游乐园的时候，他一遍遍坐过山车和跳楼机，试图感受久违的失重感，“但完全感受不到，现在我特别想去跳伞和蹦极”。

“入了行，适应了这种生活，就很难再回去了。”王天源说。

接班人

如今，陈超很大程度上接过了陈华的衣钵，像他的父亲一样，操心起全团人的餐食、马戏团的去处和收入情况。

陈超27岁，穿一身休闲服，刘海蓬松，长得有些稚气，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有些陈华传下来的老理，他记得很牢，十几岁的时候他因为有观众逃票和观众争执起来，被父亲打了一个耳光，从此他记住做马戏团要包容，和气，不能动火，他也记得陈华对安全的要求，坚持不让马戏团接用吊车吊绸吊的活，也总劝演员少去拼盘演出，每次演出前，他总像父亲一样把舞台的前前后后检查个仔细。

只是如今，陈超有时记不清父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和他们津津乐道的“跑江湖”的故事了。马戏的江湖不一样了，陈超深谙这个时代的“江湖”规则，他不再需要“中间人”，自己也可以弄得明白审批演出的程序。他随车带着打印机，为的是签合同走审批时能随时修改、打印。他重视安全，总把“行业的良性发展”挂在嘴边。他喜欢向重要的客人展示马戏团取得的各种许可和证件，那是他区别于父辈们“草台班子”的明证。

这对父子遵循着各自的“江湖之道”，延续着他们的家族事业。在陈华的“鑫超马戏团”开演的同一个傍晚，一百多公里外，陈超年轻的“鑫超”也打亮了灯牌。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贩卖的饮料装进了小熊形状的杯子，后台的幕布嵌着亮闪闪的金丝，就连原本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安全铁笼都换成了细密的弧面笼网。

陈华的大棚有更好的灯光效果。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演出开始前，环绕的音响放着流行音乐。这是一场更年轻、更吸引人的表演，狗熊踩上了平衡车，演员在场上不停地和观众互动，即使是中场搬道具的间隙，也有小丑出来给小朋友吹气球。

陈超从小在杂技世家长大，念杂技学校，经营家族杂技团，没什么别的爱好，也没什么社交圈。闲下来时，他喜欢刷各地的杂技演出视频，分析视频里节目的好坏，看一张杂技演出的图片，他就知道图片里的大篷是谁家的。

他还想带着这个年轻的马戏团做很多事，往近点说，他想把马戏团的塑料座椅全换成和电影院一样的软席，往远说，他还有很多畅想，他想和社区合作搞演出，和报社合作搞宣传，再“雇个博士生研究策略”，这是他心中马戏团“良性发展”的道路——稳定、正规、优质。即使在传统马戏渐渐衰落的今天，这个乐观的团长仍确信，自己和这个年轻的团队将是马戏未来的一角。

陈超的马戏团里有14个人，最大的演员今年26，最小的学员还没成年，衰老、伤病和生活的重担还尚未与演员们的生活相连。

陈超马戏团的团员大多还很年轻。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凉山来的尔嘎入行是因为以为杂技就是功夫，可以翻跟头、学武功，“跟动作片里甄子丹、吴京一样。”学徒小李是想逃离在修车店的打工生活，“脏兮兮的，一天下来裤子全是洞，还得被师傅拉着喝白酒。”他更喜欢马戏团的狮子和猛兽，记得第一次喂狮子时狮子舌头舔过他的手掌，倒刺刮得他又痒又麻，“给我同学发张照片够他们稀罕半个月的。”

谈起训练，他们不觉得苦，说起四处漂泊的生活，就回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没有演出和训练的时候，他们躺在卡车的宿舍里打游戏，看玄幻小说。

相隔不到二百公里的两个“鑫超”像是在平行的世界，“老鑫超”的聊天里总带着叹气，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以后咋办呢”。“新鑫超”的饭桌上，陈超给孩子们开会，他说：“杂技的明天一定是你们的。”

但不管怎样，5月13日，在这个凉爽的初夏夜晚，两个“鑫超马戏团”都圆满完成了当天的表演。他们各自把物件归拢到卡车上，休息一晚后，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要重新上路，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新京报记者 史航 实习生 陈雪稳

编辑 杨海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