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趙 老 師
作者：张大星
（1）
我的小提琴趙文濤老師，出生在東北黑龍江邊一個小鎮上的一个贫寒人家。他中等身材，眼大如鈴，頭髮微卷，可以留很重的絡腮胡的臉永遠刮得鐵青。今天回想起來，他可能是有俄羅斯或是沙俄猶太人的血統。
據趙老師說，他10歲時一個冬夜裡，路過鎮上某個有錢人家的門外。有錢人家裡熱，門窗都開著，窗口有個唱機放著唱片。就這樣，趙老師生平第一次聽到了唱片裡送出的小提琴的聲音……按趙老師的話說，那提琴聲就此攫取了他的靈魂一生。
可這對於一個10歲的窮孩子，要想拉琴学琴，談何容易。首先，趙老師家的小鎮上根本沒有提琴。在他家附近的一座城市裡有一家店鋪，為了裝點門面，老闆在櫥窗裡面擺了一把小提琴，但琴老闆無意出售，所以沒有標價——即使有價，對趙老師而言也肯定是是天價，買不起。趙老師求老闆能不能把那琴拿出來給他看看。但是老闆怕被弄壞，所以連給他看看都不行，怎麼求都不行。
少年趙老師太癡迷於那把提琴了。於是，他開始每週幾次步行到那個城裡去，隔著玻璃看啊，比劃啊……老闆轟了他幾次後，終於也好奇了，問他這是要幹嘛。趙老師如實回答說，他是在琢磨它的尺寸，想照葫蘆畫瓢，自己用木板做一個提琴。
老闆終於被這少年的精誠與執著感動了。他讓趙老師進了店鋪，並第一次近距離看到了提琴（可還是不許摸）。趙老師走的時候雙方談妥，老闆允許第二天讓他帶一張大紙來，像制鞋匠人做鞋那樣，用鉛筆把那琴的外形在紙上拓下來，並且畫下其他部位的形狀作為參考。
就這樣，趙老師自己找來了各種材料，按照描畫下來的圖紙，經歷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失敗，終於做出了他的第一把所謂的“提琴”。趙老師對我說，那把琴的背板是平的，面板是三合板做的。“裝上琴弦一拉，哈，那根本不是什麼琴的聲音……”
但是，10歲的趙老師卻整天抱著他的那把“提琴”，開始没日没夜地自學起來。
人要是心誠，石頭也能綻出花來。終於，趙老師的父親看見兒子如此執著（也許乾脆就是因為那把自製琴的聲音太難入耳），總算是勉強擠出了錢給他買了一把廉價的琴。這時，趙老師已經是十二歲的少年，按照後來他經常歎息的說法，已經是太晚了。“四五歲最好。八歲，最晚也得是八歲以前。”
但是，有夢就有動力。少年有夢，動力翻番。那個年代，東三省境內有許多流亡中國的白俄，也就是老毛子，其中有很多提琴高手。趙老師在城裡，先是師從於一個中國人。拉到一定程度後，又幸運地找到一個知名的白俄提琴家為師。他以幾倍於其他孩子的刻苦努力，拼命練琴，加上他天資聰慧，樂感極好，所以進步迅速。
成年後，趙老師真的練成了專業的提琴手，並且從哈爾濱拉到了北京。我父親帶我去拜他為師的時候，他是北京鐵道文工團的副首席。
趙老師和他的女兒力力
（2）
趙老師是個非常優秀的提琴老師。
也許是他總在心裡遺憾自己起步時的年齡太大，沒有能夠到達潛力所能及的水準；或者是因為他自己學琴的經歷，使他不得不比其他家庭條件好的人付出得更多，動的腦子也更多吧，趙老師對如何練琴以及後來如何教琴有很深刻透徹的理解。他在北京城內教提琴的聲譽，很快就超過了他在文工團供職的名氣。
據趙老師的一个兒子說，他們家裡有一架伴奏用的舊鋼琴。那些年，每有學生給趙老師學費，他都隨手壓在鋼琴蓋下，需用钱時就從下面往外拿，從來也數不清楚有多少錢。據說他教琴最“火”的時候，鋼琴蓋已經遮蓋不住下面厚厚的人民幣鈔票……
但是，到了1965年，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時候，除了政府發的工資以外，任何其他收入都屬非法，都是当局最煩的“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加以取締。趙老師的學生人數也因此而銳減。不是學生不願意來，而是趙老師輕易不願意再收。
而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的也跟趙老師學過琴的父親，決定帶我去趙老師家拜師。
記得到趙老師家時，是一個初秋的上午。去前我爸爸對我說，趙老師對學生是很出名的嚴厲，所以我心裡是很有一些緊張的。但是見了面，趙老師對我卻很和藹，讓我很快就對他有了親和感。他讓我唱了兩個歌，又看了看我的手，並誇我的手大，然後就同意了收我為徒，還對喜出望外的我爸爸說，我將是他的關門徒弟。哦，對了，同意收我之前，趙老師還問過我: "你多大了?" 我爸爸忙替我说， "八歲，他八歲了。"
關門弟子，通常都是老師最賦予希望的，要打造成最得意的門生。我今天想起來，趙老師那時決定如此“頂風作案”收我為徒，也許是在我身上看見了潛力，也許是看見了他自己的少年時代——也許兩者都有。
我練琴其實並不是很刻苦，但是畢竟是年紀小，吸收力強，所以進步很快，趙老師非常高興。我當時尚屬懵懂，但從幾年以後，他沖進他的兒子們練琴的那間房間來，看到是我在拉琴時眼裡的那種熾熱的眼神中， 可以窥出他對我曾經寄託過多少的期望——這是後話。
很可惜，練琴才一年多一點時間後，偉大的史無前例就轟轟烈烈地爆發了。西洋音樂成了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面臨着滅頂之災。所有學西洋音樂的人，都怕被人聽見自己在“靡靡”，即使是練習曲也都不敢再拉再彈……我的練琴自然也就停止了。
北京西單那個時候有一個委託商行，現在也應該還在。文革開始後，送進那裡面最多的東西，就是各種西洋樂器，幾千塊錢的鋼琴，只賣一兩百塊人民幣。提琴，包括一些歐洲大師手工製作的極品，都是白菜價，等於白送。不僅西洋樂，古典民樂也一樣遭殃。
那個時期，在整個中國大陸的廣播裡以及滿大街的高音喇叭裡，除了喧天震耳、跺腳打臉式的革命口號歌曲，什麼都沒有。那是音樂之殤的年代。（顺便说一句，1966年，也正是電影音樂片《音樂之聲》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全球範圍內如春風雨露般靡靡不绝的時候。）
（3）
轟轟烈烈了一年多之後，知識份子靠邊站了，我父親在家賦閑，問我是否還想接著拉琴，我說想。就這樣，我又回來跟趙老師學琴了。
到趙老師家裡，我看到的第一個東西，是一把讓人觸目驚心的“提琴”。它有琴頭，有指板，琴碼，也有貫穿上下的琴弦。但是，它没有琴身。取而代之的，是一根一寸見方的長條木頭。趙老師說，這次是用一把自己家裡不是很好的琴，拆掉了琴身改裝的，做起來比他少年時代用三合板做的那一把倒是容易了不知多少倍。
記得有一次趙老師用這把“琴”拉了好像是老柴的一段協奏曲。他拉得投入，但是那“琴”發出的聲音，比一個蚊子的聲音都大不了多少。趙老師跟他家裡的人都稱這把琴為“無聲琴”。即使是這樣，他們還是需要特別的小心翼翼，並且不時地要給隔壁鄰居家送些自己剛做出來的飯菜，搞好關係，生怕人家去告發說趙老師家裡傳出了音樂之聲——靡靡之音。
後來我知道，不光趙老師，還有其他不少拉琴的人家也做過同樣的無聲琴。
那以後，差不多半年時間裡，我每個星期天都要去趙老師那裡回一次課。那是我拉琴進步最快的一段時間。小孩子，畢竟有時會犯懶。有些時候自覺練琴時間不多，回課的時候不免有些心慌。有幾次，我是做好了挨趙老師罵的準備去的。但是他卻誇獎我拉得好。也許是他心裡知道怎麼鼓勵一個初學的孩子吧，我不知道。
但是，好景又一次不長。1968年，趙老師所在的單位以及北京所有的文藝單位都接到了通知，要他們全部下放到河北清風店一帶，立即啟程。
我此生最後一次向我的趙老師回課的那天，他表現得比以前焦慮煩躁，並因為我有某處拉的不盡人意而對我發了脾氣，罵了我。但是，在我離開他之前，他緩和了口氣，告訴我他是因為對我寄託很大期望，所以才替我著急……我又何嘗不是感覺到了臨別的恐懼。我哭了。喉嚨很堵。我不知道我還能否再見到我的趙老師。我捨不得他走。
但是，趙老師並沒有容我兒女情長。他不厭其煩地給我佈置了很多作業，並告訴我說，他不會放棄我的，讓我好好練琴，他會用通信的方式繼續教我拉琴。
是的，您沒有看錯。用通信的方式。那個年代，不要說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話，甚至連錄音機錄音帶都沒有。
趙老師的信，很快就從清風店寄來了。信中他急切地問我是否練了他給我佈置的作業，並反復問我遇到了什麼難題。我隨便給他回了大約不到兩頁，說了一些簡單的練琴問題。
趙老師很快給我回了信。而且回的不是一頁兩頁，是整整10頁，厚厚的一打紙。信裡面，他特別仔細地告訴我，如何才能克服解決我的困難。這樣的信件來往，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每次都是我寫的少，他回得很多……我雖然只是一個屁大孩子，但是也能從他給我寫的那些信裡面，感受到趙老師那種熾熱的期望與關切，開始勉勵自己，要好好練琴。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變數。
1969年，西洋樂器突然變“火”了。由於需要宣傳毛澤東思想，國內出現了一股報考部隊文藝兵之風。很多親眼看見1968年的中學生們除了插隊毫無其他出路的年輕人，都開始現學現練提琴，要去報考當時最吃香的部隊文工團。而我練琴到那時已經有了幾年的功底，所以也萌動了去考試的想法。
但是，趙老師對於此事卻是特別的反對。他來信反復勸阻我說，人一進入文工團，技術上就不能再進步了。這就好像是一個初學外文不久的人，如果還沒有學好就開始隨便使用這門外語，結果這個人的發音肯定會永遠停留在開始時的錯誤上。而趙老師對我的期望，是高於文工團水準很多的……他要我當一流的演奏家。
但是，只有12歲的我， 出於一些家庭原因以及對虛榮的嚮往，還是去報考了。這讓趙老師非常失望與憤怒。
我考部隊文工團是完全另外一個故事，這裡只能簡單敘述一下。總政、空政、工程兵、鐵道兵文工團……過關斬將，每次的業務考試都順利通過，讓我很興奮，但是每次都不能被錄取。最後一次是在海政，業務考官之一是我舅媽在音樂學院時的同學。他不想讓我這個半大孩子一次一次地看著自己的希望破滅，就通過我舅媽告訴我，讓我別白費勁了，我的家庭出身，特別是家裡的海外關係，不可能讓我被任何单位錄取的。
這個真相對我的打擊很大。我心灰意冷，兼之本来就不在身邊的趙老師又在生我的氣，琴也就此不再拉了。
我與我的趙老師，也就失去了聯繫。
（4）
但是，我與趙老師家的緣分，不僅止於拉琴練琴上。趙老師的女兒，比我大七八歲，我叫她力力姐姐。我考文藝兵不成後的第二年，我哥哥跟力力姐姐談上了戀愛，後來還結了婚。這樣，我家跟趙老師家成了親家，自然就恢復了來往。
不過，在這以後兩家的交往過程中，已經從清風店返回北京的趙老師每次看見我，都幾乎跟沒有我這個人一樣，非常冷漠，更是絕口不提我拉琴的事情。力力姐姐也是跟趙老師學琴的，她告訴我，趙老師對曾經是自己的學生的“叛變”是零容忍的，因為他認為這些學生傷害了他。這是一種只有師徒之間才會有的微妙感情，對外人而言是不可理喻的。
（除了對"叛變"的零容忍之外，趙老師的白俄式教學理念，也是他對我憤怒有加的原因。他的派系對學琴起步的年齡要求非常之嚴。趙老師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我已經8歲，那時候他就反復說過我不能再耽誤時間了。而我停下了拉琴，一晃就是兩年多，對他而言就是錯過了最寶貴的時間，簡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趙老師的這種發自內心的憤怒之深重，在我有一天無意中碰了幾下琴之後，讓我清楚無比地感受到了。
那天，我跟我父親和哥哥到趙老師家去。父親與哥哥在趙老師家單元房的南屋跟他與趙師母說話。我聽見他家的三個兒子在北屋裡拉琴，就進了北屋。不久，我在三兄弟慫恿之下，也拿起了一把琴拉了幾下。
學過樂器的人都知道，人即使是不再練習了，對於音樂的感覺，還是能隨著人對於生活的認知與不斷自我豐滿而增長的。考文藝兵不成後，我雖然不再正式練琴，但是偶爾摸摸還是有的，技術談不上了，也就是拉一個感覺。而我的感覺，比之我八歲初學時肯定是有了提高，也是當初趙老師收我為徒的重要原因之一。
趙老師雖然教他的三個兒子拉琴，但是總說他們的樂感是沒有的，所以沒有什麼前途（趙老師與趙師母都是再婚，三個兒子都不是趙老師親生的）。我拉了那幾下琴後，突然就聽見南屋的門被重重地打開，噔噔噔的腳步聲中，奔過來一個人，猛地打開北屋的門，急急忙忙向屋裡看來……
是趙老師。
趙老師銅鈴般的大眼，在屋裡的人群中掃過一遍，終於發現拉琴的是我以後，一下子他就愣在那裡了，瞪著我，眼裡……幾乎冒出火來。少許，他什麼都沒有說，扭頭摔門離去。
那是我此生難忘的眼神。
（5）
趙老師50歲那年，在長安街上騎自行車突然摔倒，腦淤血去世。
我自己50歲的時候，朋友借給了我一把大提琴。我開始沒有敢碰它，潛意識中的想法還是認為要找到像趙老師那樣的專業老師指教才行，否則會“跑偏”。但是後來終於想明白了：我現在既不可能奢想去考什麼專業團體，更不是為了什麼虛榮，拉琴只是為了自己。於是，就把小時候從趙老師那裡學的一點技術改用在大提琴上，這一拉就是五六年。
古人說，“少年不識愁滋味……而今識盡愁滋味”。大提琴拉的，就是這個“愁滋味”。有时，静夜中我一邊拉琴，一邊會想起小時候的種種遭遇，想起自己总角少年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與委屈，想起趙老師。
小時候，拉琴一天，能頂現在的10天，但卻少不更事，不努力拉。現在年紀大了，拉琴10天，不如少時的一天，但是，我卻經常沒日沒夜地拉，拼命地拉。有時候拉得渾身大汗，仍舊不肯停下。
為什麼？
我想，我是在向我的趙老師回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