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么多人痴迷于董宇辉的场面，20年前，俞敏洪也经历过。
当年新东方没有地方讲课，俞敏洪就站在国家图书馆礼堂门口的垃圾桶上，对着1000多个学生侃侃而谈。在演讲结束后，这1000个学生心满意足地回了家。而俞敏洪，则被带进了派出所。
对当时的新东方来说，这是一场理想主义式的风波。
那时的新东方是有企业气质的。罗永浩语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很多内容都是英语以外的延伸，有些是关于价值观，有些是关于常识。
在这些故事和道理背后，促成传播的是理想主义，以及新东方自成一派的口才与演讲技能。
不止一个从新东方出来的创业者强调，在这家公司，可以训练出你的口才、演讲能力，甚至是煽动力。
有新东方老员工说：“这个职业训练看起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商业训练，可它支撑了世界上大多数产业的运作。”
早年的新东方，不论是在招生上，还是员工的招募方面，都在对外输出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
然而，在新东方赴美上市前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这家公司开始迎来了一段持续数年的人才出走。包括罗永浩、成为币圈首富的李笑来、创办峰瑞资本的李丰，以及一大批进入到教培行业并登陆美股的教育机构。
罗永浩在离开新东方时大骂：原本我对新东方有很好的向往，但后来发现新东方其实就是纯粹的商业机构，商业机构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打着“百年教育报国心”来兜售情怀，就让人恶心。
新东方创办至今，接近29年。早年的人才济济，随着公司上市，以及后来考核指标的逐利化，个体的能量在这家公司逐渐失去了存在感，理想主义也荡然无存。
当时处于行业主导地位的新东方，似乎已经不需要和利润无关的个体魅力来吸引学生了。
它像一台“赚钱机器”，在动作变形后一路狂奔，从一枝独秀，到后来被同行反超，再到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瞬间加速了这家机构的陨落。
2022年，时势造英雄的故事发生在了新东方的内部，年轻的董宇辉让公司股价翻了六倍，新东方上演触底反弹，无比励志。
在这台机器狂奔十多年后，终于又因为个体能量的爆发，让企业重新获得了生机。
而上一批闪着光芒的人物，已经在多年前纷纷离开新东方，当时的那批人，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东方“黄埔军校”的美名。
但是这所“黄埔军校”，已经多年没有优秀的“毕业生”了。董宇辉，是否会成为下一个？
01
“新东方早期创业的时候，非常依赖那些优秀教师，最近几年已经很少依赖优秀教师了，全靠它商业运作的手段，也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很优秀的教师，它也能干得很好。”罗永浩说。
罗永浩形容的这种反差，确实反映出了新东方在中期的教师招聘上，明显的变化。
当年罗永浩为了获得面试机会，一口气写了一份万字求职信；而李笑来则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几个礼拜，撰写托福阅读讲义，准备了三次试讲，两次被拒；后来的新东方副总裁钱永强，把俞敏洪堵在车门口，霸面新东方；名师宋昊为了求职，无所不用其极，竟谎称自己是俞敏洪大学室友。
早年的新东方，颇有能人异士汇聚“梁山”的意味。当年新东方开出的条件，也确实让人难以拒绝。
罗永浩在进入新东方之前，摆过书摊、走私过汽车、卖过期货，还在韩国卖过壮阳药，他在28岁的时候面对即将到来的而立之年，开始坐立不安。
在得知新东方高薪招聘老师时，他跑到山区奋发图强，最后终于拿到新东方的Offer。
进入新东方后，老罗的生活质量开始转变，在2001年左右就能拿到了60万的年薪，自己讲课时的录音被传到网上广为流传，这也让他跻身当时的中国十大网红名单。
罗永浩找到自己的好友李笑来，劝他也去新东方教书，他说：“如果一个民办教师年薪百万不算有前途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在入职新东方之前，当时还不是币圈首富的李笑来，因父亲重病，生活拮据。他自己开网吧、倒腾电脑配件，不但没赚到什么钱，反倒欠了债。
李笑来听了罗永浩的劝，在多轮面试后，进入新东方。他因讲课风格幽默，颇受学生喜爱，同时他又出版了多部畅销的语言学习书籍。在新东方七年，李笑来逐渐风生水起，他说“俞敏洪见我都要打招呼”“看到不爽的人可以使劲骂”。
非典时期，李笑来在新东方有一个打麻将的小圈子，里面有央视节目主持人张晓楠，后来的 Cobuild 基金创始人铁岭，后来的丰瑞基金创始人李丰，以及李笑来的好友罗永浩。
当时这些人都在三十岁左右，在新东方赚着远超同行的高薪、在课堂上可以随便骂老板俞敏洪，不愁温饱，生活滋润。
罗永浩说，当年的老师们骂俞敏洪，一定程度上是新东方的传统，骨子里大多是善意的调侃。
俞敏洪自己也解释过，“大家说新东方的人怎么那么厉害，可以一边在新东方工作，一边骂俞敏洪，这恰恰就是从我们身上或者说是从北大承袭过来的一些特质导致的，这也恰恰是让我引以为傲的地方。”
这个理想主义的“天堂”，也是当时一些创业失败的人，选择的一个避风港。
李丰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毕业以后，回国创业做环保项目，但最后只赚了三万块钱，他为了找容身之所，跑到新东方，一待就是七年。
他在新东方讲GRE数学逻辑，后来又负责管理远程教育和附属产业等多个业务，闲下来的时候，就和老罗、李笑来他们一起搓麻将。
后来出来做风投，他在IDG投教育赛道，拜新东方口才训练所赐，口才和思考力成为了他的核心竞争力。
罗振宇一年一次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从2016~2018，连续三年把李丰的观念拿出来引用。
当然也有人骂李丰，说他善于包装自己，“吹的比投的好”。
“口才”成了出走新东方的那些创业者们闯荡江湖的“杀手锏”。
俞敏洪也说过，演讲能力一直是新东方老师的硬指标。
然而，在一间大多数人都善于雄辩的公司里，内部的观点交锋，成为了一种衍生产物。
当这些交锋的矛头指向利益问题时，对于新东方来说，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02
新东方内部曾长久纠缠于利益分配的问题，俞敏洪曾经因此受到质疑，在两年的时间里被公司拒绝参加董事会。
以俞敏洪、王强、徐小平组成的新东方“三驾马车”，在公司早年创业中，利益分配问题，是贯穿他们从聚到散的一条关键线索。
而在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时期，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也是公司人才更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2006年，新东方IPO当天的晚宴后，俞敏洪一个人坐在哈德逊河边，为一批老员工的即将离开而陷入惆怅。
在那个夜晚，他对未来新东方的走向，做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选择。
在新东方赴美上市的那一年，不论是前期准备，还是后期的经营提速，这段时间的总和，塑造了新东方一种气质转变的分水岭。
为了企业的增长、为了给投资人交代，新东方开始激进地拓展分校、拼命推销“一对一”这种高价产品，甚至打出无法兑现的广告。
企业经营的动作开始变形，收入和利润成为考核机制中的核心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
俞敏洪对当时公司的回忆是：“一切以教学质量为核心，变成了一句空话。”
在新东方逐渐转变为一架赚钱机器的过程中，它的立身之本，也就是对一个个老师，这些个体的关注，开始丧失了。
高管和名师的外逃，成为常态。
2004年出来的胡敏，之前在新东方当总裁，后来创办了新航道英语培训。他的这个案例，也开启了新东方高管离职创业并和老东家展开竞争的头。
然而胡敏的创业故事，更多的是坎坷。公司在两年后便陷入资金链断裂、团队不稳定、市场竞争激烈等一系列困境。
那年春节，胡敏的压力巨大，无心欢庆，他把老婆孩子撵回老家，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度过了除夕夜。
后来，一个接一个的老师高管，开始出走新东方，创建教育行业竞品。现在的一起教育创始人刘畅，在离开新东方后，抱住了过去的老领导徐小平的大腿。
徐小平当时已经开始搞天使投资。他给刘畅和雷军穿针引线，让这个新东方老兵顺利拿到足够的早期投资。
刘畅的一起教育，是雷军少见的在小米生态链以外，持续投资跟进的外部项目，为了给这笔投资造势，雷军盛赞刘畅是“没有缺点”的创始人。
2020年，一起教育在纳斯达克上市。敲钟当天，雷军、徐小平、王强悉数到场，雷军拿到了4亿美金的回报，笑得合不拢嘴。
在刘畅出走后不久，原新东方执行总裁陈向东也出来创立跟谁学。
他牢记了俞敏洪之前说的一句话，“谁将来占住了网络教育的市场谁就是新东方真正的对手。”
陈向东独立研发出系统，拉来了阿里中供铁军的祁秀平、百度出身的罗斌。陈向东带着一群互联网大佬，朝着占领网络教育的重点策马狂奔，并在2019年登陆纽交所。
在新东方人纷纷出走另起炉灶的十多年里，俞敏洪的公司自身也经历了疯狂的“内卷”、利润先行、痛定思痛，最后“砸锅卖铁”另寻出路的跌宕起伏。
不再有任何人的语录从新东方传出来，在后来居上的学而思、猿辅导，以及从新东方老员工创办的跟谁学、一起教育，激烈的竞争下，新东方变得平庸甚至是落后。
2022年，在经历教培行业震荡后，所有人都清醒了。俞敏洪带着团队，在抖音开始了直播带货，靠着一批年轻的小兄弟们为新东方续命。
利益的纷争、市场份额的争夺、营收的增长不再是这家“黄埔军校”的核心问题，“活下去”成了俞敏洪优先级最高的待办事项。
03
2018年，俞敏洪出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尽管当时他以“崩溃”命名，但随后在2021年教培行业的崩溃，才是真的崩溃。
他可能万万没有想过，他真正走在崩溃边缘的时候，拉他一把的，是公司里一个90后小伙。
在“董宇辉现象”持续发酵的两个星期里，已经有机构向这个年轻人伸出了橄榄枝。
俞敏洪对此事的回应是：给这些直播老师们应有的待遇，保证他们的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机会，不是在他们跑之前，牢牢抓住、狠狠利用，大捞一笔。他们离开新东方，我会很开心，因为他们是从新东方走出去的。
俞敏洪的公开讲话，是一定带有公关属性的。因为粉丝现在不允许说董宇辉的坏话。
在董宇辉爆火后，东方甄选的CEO孙东旭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称，现在不敢随便调侃董宇辉了，“他的粉丝惹不起”。
在俞敏洪探班东方甄选直播间的时候，就因调侃董宇辉而遭到弹幕指责。
两人的同框带货，在直播间的粉丝声援中，隐约地划出一道带有阵营色彩的分界线。
有人把俞敏洪当天的表现贴上“傲慢”的标签，像一份罪状，被放在了公共话语场。
在大众看来，当下俞敏洪的“成分”，更多的是俞老板，不再是当年理想主义的俞老师。
在俞老板的创业认知中，有一个被常常拿出来说的例子，叫“大厨效应”：
一个不会做菜的老板经营餐厅，他雇了一个大厨。大厨水平很高，餐厅经营火爆，这时大厨意识到，客人其实是奔着他的厨艺来的。所以他就跟老板要更多的收入分成。老板不同意，两人一拍两散，大厨自己开了餐厅，但不会经营；而原来的老板失去了大厨，也开始经营不善。
俞老板觉得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很多创业公司中的常见情况。不过，此中得失，大众并不关心。
俞老板不应该化身俞老师，试图让“同学们”站在俞老板立场理解自己。
相对而言，大家更愿意理解那个从小镇走出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董宇辉。
在新东方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一个全校唯一的数学逻辑老师，找俞敏洪提涨薪，他提出自己授课的班级收入要三一分成。两人直接谈崩。
俞敏洪开始设计出专治“造反”的策略，新东方再没有出现过只有一个老师负责一门学科的情况，每门课，至少要配备2~3名老师。
而在东方甄选的抖音号里，公司在拉平每个主播的曝光量，这既是对员工的公平对待，也是某种意义上对个体的制衡。
在俞敏洪“天高任鸟飞”的公关辞令背后，专治“大厨效应”的原则，依然在正常工作。
“制衡”就像一个齿轮，俞敏洪已经把他嵌进这家公司20多年，他塑造了新东方脱离理想主义后的运作程式。圈不住的能人异士，早已随着当年的离职大潮自立门户。
俞敏洪在其传记中曾自豪地说，从新东方出去创业的人，至今超过200多人。
他巧妙地将这些创业者描述为“他们希望成为下一个俞敏洪”。
如今，经过彻底洗礼的新东方，也正在经历一个“二次创业”的时期。那么，对俞敏洪来说，他是不是也应该重回20多年前，那个站在垃圾桶上真实的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