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纪驭亚 通讯员 夏现伟
嘉兴市青少年宫组织学生到南湖写生。 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供图
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新起点，“双减”新政在我省落地实施已有大半年。随着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入“强监管”时代，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有了明显减轻。接下来，如何通过优质校外素质教育服务供给为持续推动青少年学生全面成长赋能？这已成为“双减”进入深水区后面临的重要命题，也是各地的必答题。
近日，记者跟随省政协调研组赴省内杭州、宁波、金华等地，深入不同类型的14所市县学校、校外素质教育服务供给场所等，调研“双减”背景下校外素质教育服务供给。同时，省政协调研组还联合浙江开放大学，面向省内义务教育段城乡家长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调查样本数达22455份。
如何为学生素质教育拓展空间和渠道？如何缩小校外素质教育服务资源城乡差距？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现有的校外素质教育服务供给提质增效？一个个现实问题在调研中被抛出，在省政协委员、专家、职能部门等多方探讨中逐渐形成解题思路。
引入校外优质培训机构
课后服务精彩纷呈
“滚筒要从一边滚到另一边，不能反复滚……”下午5时，杭州市凤凰小学报告厅里，40余位来自全校各年级的同学，正目不转睛地看两位民间艺术家用不同道具演绎印刷术的前世今生。
今年年初，凤凰小学与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签约，将民间艺术专家资源请入学校，共同打造为课后服务而设立的博识学堂。“除了活字印刷术，民间手艺人每周都会进校带孩子们体验剪纸、棕编、面塑等不同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校长缪华良说，博识学堂是凤凰小学校外素质教育服务进入课后服务的一个缩影。如今，凤凰小学近80%的课后服务老师都来自校外。在家校政社协同的课后育人新路径探索中，学校的校外素质教育资源不断拓宽边界，让孩子们不仅能在校学知识，也能长见识。
杭州市凤凰小学同学们正跟着两位民间艺术家体验印刷术。 学校供图
“双减”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校内课后服务。为让优质校外素质教育资源成为课后服务的有效补充，也给校内老师减负，各地纷纷出招。宁海县通过“五师进课后服务”模式，邀请社会上的书画大师、体育达人、音乐爱好者、非遗传承人、传统手工艺人等进校园参与课后服务，目前已有约150位社会人士登记在册。杭州余杭区通过多方共建，将高校资源引入学校课后托管服务中，开展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博士课程”等。金华金东区则成立了非学科校外专家组，为“进校”校外师资形成白名单等。
但新生事物的探索往往需要经历“打怪升级”。校外素质服务进校园的机制还不够完善，正在成为小学初中课后服务中校外师资“难请进、留不下”的新痛点。“职能部门提供的资源质量高，但数量少。我们仍需要自己对接校外素质资源、审核校外师资身份，这耗费了校方大量精力。而且，较低的价格也难以吸引优质资源。”杭州一所小学的教务处主任坦言。相关教育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希望让更多公益素质服务资源进校园，但有需求的学校多，能提供服务的职能部门少，工作推进难度大。”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也有着自己的烦恼，一位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负责人说：“一方面，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缺乏与学校精准对接的渠道，另一方面，学校课后服务的报酬偏低，我们担心难以长期合作。”
宁波市中城小学京剧社团正在上课。 江北教育局供图
从2018年起，宁波江北区开始探索由区教育局每两年组织遴选一批校外机构进校资源库白名单，已形成初步经验。“这些进校培训机构的收费必须低于市场价，同时我们会综合考量机构品质，并委托第三方组织评标团队，确保公正公平。”江北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他们进行了一次招标，40家参与竞争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中，有25家机构中标。全区所有小学、初中都可以根据自身特色发展需求，从资源库中选择机构并在课后服务时段开设相关课程。学生则根据学校提供的课程“菜单”，自主、自愿选择报名。
在目前各地的探索中，政府引进适量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模式，被省政协委员和专家们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也得到了省教育厅的及时回应。“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引导校外素质教育资源进校园参与课后服务，与省有关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设置准入条件，建立双层遴选机制，规范遴选程序，推动各地有序开展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的遴选工作，提供区域‘白名单’，供学校选择，充实学校课后服务。”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说。
缩小教育服务城乡差距
引导资源上山下乡
“双减”后，校外素质教育服务供给存在的城乡间不均衡，也成为本次调研组关注的重点。
“从2万余份问卷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家长对我省推行的‘1+X’课后托管服务工作感到基本满意。但调查也表明，每周参加培训班的个数城区学生多，农村学生少。而且选择参加校外培训班中的学科类培训占比，乡镇学生高于城区学生。”省政协委员、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卢真金分析，这正说明“双减”后，我省乡镇的校外素质教育服务供给不足，这也导致校外素质服务供给的城乡差异。
新昌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学生在东茗乡后岱山村体验采茶。
这样的差异还体现在问卷调查的其他问题中。例如，当家长在问卷中选择哪些场所可以作为孩子校外素质教育的主要场所时，选择青少年宫的城区家长比例为59.62%，但仅有49.09%的农村家长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我们全县唯一公办的校外培训机构青少年宫，因为场地师资有限，只能开设19门课程，招收少量学生参加。县城里没有像科技馆之类具有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的活动场馆。”一位山区县小学校长在省政协调研组组织的座谈会上表示，另一方面，优质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高水平的人才很难引进到山区县，也成为制约当地优质校外素质服务供给的一大原因。
在调研组发放的问卷调查中，有乡镇家长留言：“‘双减’后，孩子作业少了，周末空闲时间多了。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实践类活动，却发现这样的活动较少”。而从总的调查数据来看，“增加兴趣技能习惯养成类内容”是72.77%的家长对学校“1+X”托管服务的最大期待。
“这正说明在我省‘双减’工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的同时，目前校外素质教育服务机构场所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对校外素质教育的需求，特别是农村的校外素质教育服务供给覆盖薄弱。必须要重视这些问题。”这是调研组所有成员的共识。从调研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正在积极探索破解之道。例如，义乌市教育局在“双减”落地后，跨系统整合团市委、文旅和科协等十几个部门资源，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了体艺类、创客类和手工类等124项精品课程。学校按需求“点单”、部门按要求“接单”、家长体验后“评单”。多部门联动参与课后托管服务有助于发挥条线资源优势，充分延展学校课后服务内容，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多元化选择。这一探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农村小学课后服务中校内师资不够用、校外资源匮乏的难题。
中国美院的学生助力良渚一小课后服务。 余杭教育局供图
“如何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地平衡平稳发展校外素质教育培训机构？如何针对中小学生现实需求和长远利益精准提供高质量校外素质教育培训服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他介绍，省科技厅将持续推进科普参与课外服务的精准高效供给，同时重视科普基地等科普平台的建设，加强对山区26县及农村地区的科普资源供给。省文化和旅游厅则将于近期成立省青少年文化艺术发展协会，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参与“双减”。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说，他们还将推动全省各类公共文化机构、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红色旅游景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文化驿站等）与教育行政部门合作共建，积极引导优质文化资源供给向农村、山区县倾斜。
统筹各方劲往一处使
合力释放最大动能
在本次专项调研中，省政协委员还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双减”后，校外素质教育资源管理需要进一步做好统筹工作，这也成为调研中委员和专家们讨论最多的话题。
“现有诸多校外素质教育资源归口各部门管理。例如，省教育厅有‘之江汇’和‘百名科学家进全省中小学课堂’等线上资源，团省委建有‘数字少年宫’校外教育服务平台，省科技厅、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等均计划建设相关管理平台。各个市到部分区县，也都想通过信息化手段来助力‘双减’。”在调研组看来，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工作就像车的四个轮子，各职能部门、学校、家长、学生需要朝同一个方向发力，只有劲往一处使，车才能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随着“双减”工作进入深水区，这些校外素质教育资源亟需更好地系统梳理和分类管理，才能释放最大动能。
宁波江北外国语学校击剑社团正在上课。 江北教育局供图
“实际上，相关职能部门已经在努力挖掘自身潜力，提供更多校外素质服务。但因为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完善，家长们还不清楚到底哪些校外素质服务资源可供选择。”省政协委员、浙江图书馆党委副书记徐洁在调研结束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充分调动校内以及校外的各类教育、科技、艺术、公共服务等机构和组织的场地空间、专业人员和服务资源，共同编制校外素质教育供给清单。清单要明确供给主体、范围、方式和服务类别，为家长提供点单式精准服务。
“最好能建立‘多跨协同的一站式校外素质教育供给信息平台’，这样不仅能解决校外素质服务资源供需的一站式对接，还能纵向打通省、市、县、乡等多层级，横向协同教育、体育、科技、文广等多部门，实现管理审批一体化，实现高效治理与服务，打通‘双减’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顺着徐洁委员的思路，在教育领域深耕几十年的省政协委员叶宏也提出了新点子。
“我们可以将符合标准的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嵌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公益培训课程接入浙江智慧文化云、浙江群文云、‘指尖艺术导师’数字平台。”“我们可以建设‘双减在线’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汇聚各类校外教育培训资源，搭建校外素质教育线上线下互动平台，满足‘双减’后学生、家长多样化的个性化教育需求”……在近日举行的省政协民生协商论坛现场，各位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听完省政协委员和专家们的调研、思考成果后，也纷纷参与这场“头脑风暴”，碰撞出不少火花。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通过实地调研后的“头脑风暴”为“双减”发展方向探路，这也正是本次调研想要实现的重要目的。“眼下，我省‘双减’工作还在向着更深处进发。”调研组认为，唯有进一步推动“双减”政策落实落细，改革的重锤落在每一个顽瘴痼疾上，才能真正为“双减”营造好生态，为学生全面成长赋能。
【记者手记】
家长迎来新考验
“双减”后，孩子们的作业少了，课余时间多了。如何利用好这些时间，提升孩子的综合素养，成为家长们育儿征途中的新考验。
将孩子送入各种素质教育类的校外培训机构，是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和身边许多家长一样，我一边喊贵，一边还是在周末给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安排了舞蹈和游泳培训班。
直到这次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杭州的校外培训班停课一个月。这也倒逼我开始思考：除了培训班，提升孩子综合素养还有没有其他途径？答案很明了：孩子更需要培养思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坚毅的品质等。为此，比参加校外培训班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引领孩子通过全方位、长期的学习、探索和熏陶来获得核心素养。
宁波市少儿活动中心组织的活动。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我努力将自己的设想落实到操作中时，却发现困难重重。想当孩子的领路人，家长得先跑起来。但无论是学校、社区还是其他职能部门、社会机构，面向家长的此类学习资源少之又少。此外，提升孩子的综合素养，要依托一些资源，而这些资源的配置不够平衡。我跟随省政协调研组调研后的最大感受是，城市尚有博物馆、科技馆等资源，而乡镇孩子们的校外素质教育服务供给明显匮乏，部分乡镇孩子只能在既有的学习圈里打转。
“双减”背景下，综合素养正在被前所未有地重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快适应并转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探索家校政社协同的育人新路径。（纪驭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