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学艺，走近木野狐
--我的“黑白”之路（二）
改革开放后十年，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思想文化活动日渐活跃。大街小巷棋社、酒吧陆续多了起来。趁着聂旋风横扫日本的势头，围棋也悄然风靡。
父母听人介绍，在市中心有个小伙子，叫李君，因为大学没有考好，现在正在家里复习功课。他的围棋水平很高，经常在棋社、酒吧下棋，成绩在巢湖算得上是一流。
父母找了个时间带着我去拜访他。李君老师的家在“跃进门”，是靠近护城河边的一座简朴的二层小楼。记得我们那天到时，屋内没开什么灯，显得昏暗，家具陈设也简陋。他的父母穿着朴素，憨厚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
他们领我们穿过狭窄的楼梯，上到二楼，去见了他的奶奶。他奶奶卧病在床，见我们来，勉强起身打了个招呼。
我们似乎就是在奶奶的房间见到了李君老师，年代久远，我已记不太清楚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特别的，和父亲带我平时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下象棋、下围棋的人不太一样，具体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只见他瘦瘦高高，话不多，清秀英俊的脸庞略带一丝书卷气，见到我们显得腼腆拘谨。现在回想起来，他和其他人不同之处，可能是，在他身上少了胜负世界那股打打杀杀的江湖气吧？
父母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他答应做我的老师，每周教我两次，每次一、两小时，时间放在我下午放学后。
关于学费，30年之后，我才知道，我的父每个月要给李君老师几十块钱。虽然我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工资也不高，可他们把这当作一项投资，很乐意为教育消费。
另外，我想，这点钱虽然不算多，但对于改善李老师的生活一定有所帮助，至少可以帮他奶奶看病。
接着，我们就要选学习的地点了。在哪里学呢？
当时家乡的小城巢湖，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的围棋培训班，少年宫里只有画画之类的兴趣班，没有开设围棋班。棋社、酒吧又太吵闹，烟味大，父母都觉得不妥。
他们想到了外婆。外婆一人独居，很少有人打扰，家里非常清静。并且外婆家在市中心，离李君老师家近，李老师教完后步行回家也方便。可能现在的人难以想象，那时候，我的家乡巢湖只有两路公交车--1路和2路。车少，交通基本靠走。
小小的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高手，并要向他学习，不免心生敬畏。我希望通过学习，自己能有所进步，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第一节课学习“定式”，那节课我至少印象深刻。李老师带领我进入了一个庞大而神奇的世界。一节课下来，星位、小目、三三定式，我学了有40多个。
可能是小时候记忆力好，这些定式也有趣，大部分我都记住了。回家后，以前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围过来，好奇地问我学到什么，我得意地说我背了42个定式，他们非常羡慕。
接下来李老师认真、耐心、系统地教授了我一些围棋知识，包括布局、中盘、官子。他摆死活题，打谱，下让子棋，讲解复盘。
渐渐地，我感到枯燥乏味，尤其是解不出题的时候。并且下棋一坐就是很久，年幼的我定力也没那么强，心里时常牵挂着跳皮筋、踢键子等有趣的活动，想念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
就这样学习了一年多时间，李君老师决定带我去朝阳楼里的一个棋社，和围棋爱好者下棋。当时，可能是受中日围棋擂台赛影响，大家都积极学习围棋，巢湖已经有了很多的爱好者。他们兴趣颇大，经常在朝阳楼的棋社里你争我斗。
棋社名字好像叫“雅而乐”，有三、四个教室那么大，里面摆满了桌、椅和棋具。老板姓吴，60多岁，待人极其和蔼，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他尤其喜欢我这样的小孩子，见到我总爱问长问短，并和李老师、我的父母说个没完。
在棋社下一盘棋，赢的人要给吴老板3毛钱，后来涨到了6毛，输的人不要钱。我去下棋，他特别开心，对我们说，欢迎我们来下，不管输赢都不收我的钱。
刚去下棋，我明显感到不适应。以前书本上学的理论，和老师指导的棋，从布局到中盘，再到收官，你来我往，按部就班，我都能看得懂。可是这里的人却不一样，往往没有布局，一开始就强行把子下在对手附近，接着试图杀你一大块，取得“速胜”。我毫无战斗力的“书房棋”遭遇到“茶馆棋”的挑战了！
有的人算路不行，杀不了我的棋；有的人却不一样，经常擒杀我大龙，让我中盘认输。输了棋的我心里很难过，想哭，可周围的人都看着我，又不好意思，哭不出来。
输多了，我不太愿意去下了。父母看出了我的胆怯，鼓励我不要害怕，输了也没关系，他们也督促李君老师给我复盘总结，至此，我学会了在复盘纸上记录。
在棋社下棋，我的计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加上李君老师的指导，棋力也慢慢有所进步。从一开始“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到后来可以赢一、两个人，再到后来很多人都不是我的对手，我的自信心也增强了。
大多数在棋社下棋的人都很友好，只要我去下棋，他们都喜欢围过来，七嘴八舌地指导我。棋社老板也经常过来鼓励我，给我加油。妈妈很喜欢这个棋社，对我在这里下棋也很放心。
下课或周末，她会把我送到这里，然后离开去忙别的事情。有时候我一个人下了课也会去棋社，没人的时候，做做作业，然后等有人来下棋。我很害怕输棋，却又希望能和高手下，那种“不知道会遇到谁”的忐忑心情现在还能记起。
棋社里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记得有个在工商局工作的，三十出头的男青年，一到棋社就嚷嚷：“今天我又来花钱买罪受啦！”可是兴奋的面庞丝毫看不出痛苦的表情，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还有一个和李老师年纪相仿的大男孩吴燏，以及后来开酒吧的“大眼”，有时他们为了一道“死活题”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人对棋的执着认真，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我不经意留意到故乡的围棋新闻，他们现在都是巢湖一流的高手了，俗称“杠把子”。有的人也成了巢湖著名的围棋教练，桃李满天下了，比如吴燏。真替他们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