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邓文博
从2021年7月底算起来，“双减”政策的落地，整整一年了。
今年2月，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公布了一组数据：一年来，原12.4万个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原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34个，压减率为87%。
具体到四川，8月5日，四川省教育厅发布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由“双减”前的7029家减少到471家，减少93.3%。
一年来，从全国连锁的巨头企业，到居民楼里的小作坊，在政策掀起的风暴面前，无一可以置身事外：超过11家万家教培机构，消失了。
但是，如果从市场归来来看，消失的只是供给侧，而需求端，也就是家长的补课冲动，很难说已经完全被消除。
此前，就曾有教育专家预言，政策的高压之下，不排除一部分机构将转入“地下”。这个预言，从一年后的情况来看，也成为了现实。
不久前，成都启动了为期两个月的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在专项治理行动第一轮巡查中，主管部门陆续发现了六家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异地无证办学、疫情防控疏漏、消防安全隐患、变相违规开展培训、未使用规范合同等问题。
再来回顾这一年的政策执行过程也不难发现，政策宣传力度不可不谓不大，政策执行的刚性不可谓不强，但为何还有人会为此铤而走险。
答案很简单，只要家长还有补课诉求，且利润丰厚到一定程度时，就一定会有“冒险者”。
如何消除家长的补课冲动，这是一个很难一言概之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无法被回避的现实问题。
消失的培训机构
如果从时间线来看，11万家教培机构中的大多数，他们更为集中的消失时间，是在2021年。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去年9月，教培行业巨头新东方宣布关闭近1500个教学点。随后，从新东方成都学校开始，新东方全国各个教学点共计捐赠了近8万套课桌椅。
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中，连课桌椅都彻底不要了，这被视作整个教培行业的全面大撤退。
当然，还是有人选择了坚持和留下。至少，从官方公开的数据来看，目前全国还有近1万家教培机构。
很难说它们就是这场政策风暴中的“幸运者”，至少，就当下来看，这约1万家机构，暂时还很难看到春天。
其中一部分机构把这个暑假视作了最后的窗口期，毕竟，这是曾经的教培行业一年中最黄金的时间。“还是想再熬一下，万一挺过去了呢。”
在成都市武侯区经营校外培训机构的王阳，也把这个暑假作为了自己最后的“生死线”。如今，暑期过半，王阳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退出。
他所在的培训机构房租租期将在今年10月到期，这也将成为他在这个行业里最后的时间点。
今年暑期，王阳的团队只招收到了27人，勉强开设了两个班，主要为小学生提供阅读兴趣培养和英语口语训练。阅读兴趣培养为期10天，学费是780元；英语口语训练为期10天，学费是1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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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所经营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大，只有2个较大的教室和7个小教室，但在武侯区一个商场内，这样的场所每个月需要支付8600元的房租。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前，他主要业务是对初中、高中学生提供1对1数学、英语培训，他也不回避，“说白了，就是补课”。
“在‘双减’之后，机构所聘请的数学、英语老师几乎全部离职。”王阳说，原本“补课”业务的禁止，让机构培训失去了大量的收入来源，为了继续经营，他必须要节省人力成本。目前，机构只有4个工作人员：2名教师，1名负责现场管理的，还有1人是王阳自己。
“说是校外培训，但这样的培训服务，在我看来更像是托管服务。”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培训服务，王阳内心深处也并不认可。王阳说：“因为不再提供学科类培训，以往的客户基本上都流失了，现在招收的学生，多数是周边居民主动找上门。”对于是否真的想要来培训，他心里也没有底。但他猜想，想要让学生在暑假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托管，或许是家长更为主要的需求。”
“双减”前做校外培训（补课）的时候，王阳的收入颇丰，用他的话讲，在成都买房的首付，就是在那个时候积攒的。更早的时候，在独立经营校外培训机构前，王阳是成都一家较大培训机构的老师，因为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喜欢，依靠几年下来积累的客户资源，他在5年前选择了自己创业之路。
“‘双减’不仅是行业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职业的分水岭。” 王阳说，在原本拿手的“补课”被禁止后，在第一个暑期，最先面对的是急剧减少的学生，随后经营成本的持续输出，很快让他前期积累的资金见底。缺少流动资金的支持，机构只能大量裁员。“当时也想过要不就关闭算了，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也还心存一丝念想，就想再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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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近一年的时间，王阳并非没有想过转型。但在尝试引入多个热门培训类别后，市场反响却平平，也让他深受打击。“之前想过培训对象不局限于义务教育段学生和高中生，而是针对职业学生做一些职业培训，比如帮助其考取相关资格证，但市场类似培训机构太多了，他们的模式更加成熟，收费也不高。” 王阳说，与其在不擅长的领域和别人竞争，还不如果断退出的好。
新东方转型直播带货爆红全网一事，王阳也关注到了，但他不认为这对于小型机构来说有任何借鉴意义。“新东方能有的财力、家底子、人才队伍、平台支持，我们都没有，所以，这作业没法抄。”
最后一次试错
和王阳的情况类似，在成都市青羊区负责一家校外培训机构的张志，正在纠结是否要关闭机构。在他看来，现在的校外培训机构如果还想做学科类培训，已经完全失去了空间。
道理很简单，一方面，培训的“黄金期”必然是在周末和寒暑假，但按照政策，如果经营范围为“学科类培训”，这个时间内是不能营业的。
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范围为“非学科类培训”，虽然上述时间段可以营业，但服务内容是得不到市场的认可的。“对于校外培训机构而言，在经营范围选择为‘非学科类培训’，但在周末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是目前生存下去的一种方式。但它又完全与政策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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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也知道，市面上也有一些机构在悄悄“冒险”，但他不愿意。“利润当然是诱人的，但风险也是巨大的。被‘抓住’后，不仅学费要退还，前期投入的成本也会打水漂了。”
和王阳稍微不一样的是，张志还暂时没打算彻底退出，而是想尝试转型。至于转型的路径，这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商业模型的分析，因为能做的，只能是非学科类培训。
“我们一共开设了13个‘非学科类培训课程’，现在只有两个达到开课条件，剩余的要么只有1到2个人报名，要么根本没人问。”
如今，张志所在的校外培训机构，原本7人的销售团队仅剩1人，用于对接原来的客户；原本11人的教师团队，仅剩2人完成正在进行的培训。“未来教培行业的方向是清晰的，那便是素质教育，但从目前来看，并没有任何机构是成功了的。而对于小型机构而言，即便有人尝试成功，那样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转型？等等问题即便是想想，就很容易让人失去信心。”
这也被张志视作最后的试错机会。“如果还是不行，也只能算了。”
难以抑制的补课冲动
还没到暑假，徐先生就开始为儿子物色暑期培训班了。小徐开学后就将进入高二，目前已经确定了会选择文科，他也将是最后一届还分文理科的学生。
其实小徐的综合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期末前，老徐接到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说小徐的数学成绩不占优势，“你知道，文科生如果数学好，那就是拉分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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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觉得很有道理，征求了儿子意见，儿子也很乐意。但物色一圈下来，老徐发现，小区周围的好几家机构全都关门了。
眼见期末临近，假期就快到来，老徐托人四处打听，最终在高升桥找到了一家证照齐全的机构，但是儿子去听了一次，“不是很喜欢这个老师的风格”，只能作罢。
直到儿子已经放了暑假以后，通过班里的家长群，老徐又在西门为儿子找到一位培训老师，“证照也齐全，上课时间也严格遵守规定，儿子也喜欢这个老师”，老徐这才踏实下来。
从心底来说，老徐是非常支持“双减”政策的，但他也有自己的担忧，“马上就高二了，就两年时间，不抓紧一点，高考可是拼分数啊”。
当初选高中的时候，小徐超重点线超了好几十分，但老徐两口子反复斟酌以后，还是为儿子选了现在就读的这所私立高中，“以抓得紧闻名”，这让夫妻俩心里踏实。
进去读了一年，老徐也很满意，“他们数学老师是个在读博士，人年轻，舍得拼，每天还抽时间给班里几个孩子单独补差，而且不收费，那几个家长又感动，又过意不去”。
但即便如此，老徐也不敢掉以轻心。“高考真刀真枪，咱家的目标，还是希望能拼进600分，这样填志愿才不至于那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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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倪女士也是假期里纠结的一员。女儿刚刚初二，新增了物理科目，“但她可能对物理不开窍，始终在及格线徘徊”，开学后又将新增化学，倪女士很担心到了初三，女儿会更加难以各科齐头并进地全面发展。
暑期里，她也琢磨过给孩子补课的事儿，但女儿比较反对，倪女士也只能作罢。最后，母女俩达成彼此妥协：不出去补课，在家上网课。
能不能不补？倪女士摇头：我们觉得“双减”的政策是对的，也都支持，但就现实而言，中考、高考这两大关仍然存在。“就好像一场运动会，裁判希望运动员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竞赛，但排名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未来。在这样的前提下，肯定会有运动员有突破规定的冲动。”
现在，她更关注“指标到校”政策，按照女儿目前的成绩位次，拿到区级指标问题不大。“坦白说，这个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焦虑，毕竟，校内比拼的压力还是要小很多”。
什么时候能彻底消除补课的冲动？倪女士觉得，还得从招录上想办法，“如果没有指标到校，我可能也很难坐得住（不补课），但是有了政策的调节，家长心里还是会松一大口气，毕竟，作为家长，我们也希望孩子负担不那么重，因此，选拔和评价方式可以更多元，升学路径可以更丰富，我们也皆大欢喜，当然，前提是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