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校少年“自杀”背后的实习乱象
本刊记者/杨智杰
顶岗实习仅15天，17岁的职高学生余超从深圳宝安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宿舍楼6楼跳下，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在向同学了解余超经历的这15天“实习”后，余超父亲无法接受“自杀”的结论。他将求助信发在网上，控诉这场由校方组织的集体实习中，工厂非法用工，强迫劳动，最终将儿子推向了死亡。
这是近一年引发关注的第二起职校学生实习期间自杀事件。去年11月，山东省沂水县职业学校一名16岁的电气工程系学生，经学校安排在江苏省昆山市的恒源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实习时，坠楼身亡，警方告知父母，疑因“有心理问题自杀”。但媒体调查发现，此次实习出现强制加班、实习岗位内容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等情况。
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卫东认为，顶岗实习是构成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一环，这个模式理论上非常合理，但是在实践中“企冷校热”，仍存在违规实习乱象。其中，企业获得了廉价的学生工，节省了劳动力成本，劳务中介挣到了钱，学校完成了顶岗实习的任务，同时拿到了“人头费”。在这个利益结构中，企业、学校、中介形成合谋，唯独大多数学生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
7月初，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派员进驻余超所在的汉江科技学校进行调查。一个又一个少年在“实习”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提速中的职业教育最脆弱的环节敲响了警钟。
天天夜班的实习
实习的通知是突然下达的，针对的是湖北省十堰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计算机专业二年级学生。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这次实习都并非预期之内的安排。一位该校的学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月中下旬，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去深圳实习。6月1日，校方在家长群也正式发布通知。6月10日，90多名计算机专业的高二学生，乘坐大巴离开丹江口，11日凌晨到达深圳，开始在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实习。
余超是90多名学生之一。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他刚到深圳时的心情，但他很快感受到了不适。余超父亲的公开求助信写道，实习内容跟计算机专业不对口，在实习期间的工作是搬箱子，“一个箱子二十多斤，相当于5块砖，一天搬十几个小时，不允许请假、不允许旷工”。而且，大部分同学都被安排上夜班。据媒体报道，工厂提供的打卡记录显示，从6月13日到24日，余超的工作时间为晚上7时到早上7时。他曾在与父亲的电话中抱怨，上班太累了，天天夜班十几个小时，中午睡着了吃不了午饭，经常胃痛。“拉长还有意针对他，请假后也跟学校说余超没有请假。”
余超的工牌。
前述同学从19级计算机班的学生获知，余超的性格比较开朗，不是“默不吭声”的人，“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一定独自承受了很多，来自工厂组长、学校班主任、个人以及他爸爸的压力和刺激。”
承受着实习压力的不仅仅是去深圳的这90多名学生。在计算机班前往深圳实习的同时，6月10日，汉江科技学校数控等专业的学生，去了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实习。一位参与实习的学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武汉的学生有100多人，原定实习4个月。实习专业同样不对口，他在企业先培训了四五天，工作是穿防尘服，在生产线上等机器把手机屏幕、液晶电视屏等中小型液晶屏幕切下来，把边角料拨开，查看是否有划痕。
他们同样必须上夜班，晚上8时到早上7时半，有45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去之前，学校说实习是两班倒。但我们6月10日过去，一直到7月1日，都一直没有倒班。原本说上七天，就有一天假期，也一直都没有放假。”这名学生说。后来，老师找工厂人力部门协调，7月1日上完夜班后，同学们休息了两天。直到7月7日，余超自杀的事件引发媒体与社会关注，在武汉实习的100多名同学才被送回丹江口。
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提到，职校学生实习岗位应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汉江科技学校组织的此次实习，已有多处明显违规。
但这些乱象屡禁不止。近半年，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映“中等职业学校实习不对口”的留言有十多条，涉及江西、江苏、四川、河南等地一些职业学校，安排实习专业不对口、向学生收取费用、长期排夜班等情况。今年5月底，教育部提醒，实习实训违规收费、实习期间学生受到伤害、学生合法权益保障不力等问题在河南、湖北、海南等部分地方和职业院校仍然存在。
深圳市兴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余超签订的劳动合同。
一位长期关注校企合作的学者介绍，职业教育的实习实训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院校本身的办学水平。“目前出问题的，多是一些办学质量不好的学校。这些学校大多存在基础设施差、实习实训老师配备不足等情况，没办法选择到比较好的企业合作，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些企业也无法真正从人才培养、双方共赢的角度进行校企合作，而是把学生作为了廉价劳动力。”他表示，国家在制度上有明确规定，但一些地方在执行和监管层面出现了问题。
在高卫东看来，职业学校对保障学生权益有很大责任，但在校企合作中，学校是弱势的一方。他解释，职业学校为了完成学生顶岗实习的任务，更多是有求于企业，很多职业学校缺乏与企业谈判的话语权。“实习对学校是刚需，但学校处于弱势，很难要求企业按照自己的需求安排实习，企业要是不同意，就不合作了。”高卫东指出，为了完成实习、让学生顺利毕业，一些学校可能会放低条件，要么忽视学生权益，要么降低了教育部要求的标准。
欠发达城市的职校困境
7月17日，余超坠亡22天后，汉江科技学校已放暑假，大门紧闭，门卫严查外来人员的身份，不准陌生人进校。一位该校学生透露，7月初，校方将在深圳实习的学生们接了回来，大部分在分校隔离了7天。其间，班主任给全班换了手机号，到9月份开学后，才会把手机号还给学生，并嘱咐大家，不要在网上随意谈论此事。
《中国新闻周刊》就余超坠楼事件的调查进展联系丹江口市市委宣传部、教育局、汉江科技学校校长饶克均。教育局分管局长以生病请假为由，拒绝了采访，汉江科技学校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中国新闻周刊》向教育部职成司发函询问调查进展，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这并非汉江科技学校第一次在集体实习期间出现事故。裁判文书网显示，2019年3月，汉江科技学校安排高三一批学生前往广东某工厂实习，但到达当地后，学校将学生交由深圳市杰源人力资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何某先被该劳务公司派往一家汽车电器厂实习，1个月后，在未告知何某家长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又将何某安排到东莞市大岭山镇东莞领丰电子有限公司（实习）上班。何某在该工厂从事体力劳动，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2~13小时。实习6天后，何某在去车间上班途中在寝室楼房窗口意外坠落到一楼死亡。
（资料图片）深圳宝安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外景。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汉江科技学校在何某实习期间确实存在管理缺漏，未安排学校老师陪同，亦未及时告知学生家长实习地点的变更，对何某意外身亡的发生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汉江科技学校也叫做丹江口第四中学，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四中”。2017年，原湖北省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十堰市医学科技学校、丹江口工业技工学校、原汉江科技学校、丹江口市农机化培训管理服务中心、武当武术学校6所学校整合成如今的规模，是丹江口市公办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据报道，2017年，该校秋季招生突破1000人，超过以前六所学校招生人数的总和。
新汉江科技学校合并时，丹江口市委、市政府加大对汉江科技学校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学校提高生源数量，在积极向省政府争取资金的同时，安排专项资金，使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得到较大改善。汉江科技学校校长饶克均曾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力争在三到五年的时间之内，将汉江科技学校办成一个社会信任、家长依赖、学生都向往的一个学校。”
但一位丹江口市委工作人员坦言，在当地人看来，中职的地位远不如普通高中，她对汉江科技学校的名字十分陌生，几次无法准确说出学校的全称。多位该校学生在交谈中透露，大家都是因为成绩差，考不上高中，才到了四中。
王帅是汉江科技学校2021届毕业生，初中毕业时，老师告诉他，升学只有两个选择——汉江科技学校和十堰科技学校（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农校”，十堰市公办中职）。王帅选择了汉江科技学校，这里有一些他认识的朋友。相比之下，农校的口碑更差，打架斗殴的学生很多。汉江科技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但整体学习氛围并未提升多少。王帅记得，刚入学时，老师也曾努力认真讲课，但同学们上课吵闹将老师气走。后来，有的老师也不管，干脆坐在讲台上看起书来。
生源综合素质不齐、学校教育质量不高，进一步加深了学校在校企合作上的弱势地位。李牧是广西一所地级市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的老师，他介绍，欠发达地区中职学校办学条件有限，设备缺乏且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生源基础较差，学生技能水平不高。即使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愿意与学校合作，也往往会找高职院校或与发达地区的院校合作。“鄙视链”之下，这类学校主要通过广撒网，联系能实习的企业，学校在与企业谈实习合作时也常常“热脸贴冷屁股”。
招生时专业不平衡，也为后续的校企合作带来麻烦。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9865所，在校生1628.14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985所，在校生224.37万人。目前国家对公办职业院校采用生均拨款制度，而民办院校要靠招生赢利。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对职业院校而言，只有招到学生才有“活路”。李牧介绍，他所在学校，农林类专业就业很好，但招生时，往往一年只能招半个班。而汽修专业，学校原定招3个班，但报考人数太多，最后变成了13个班；电子商务专业原定两个班，最后成了6个班，造成某些专业恶性扩张。如果企业这类岗位不多，但学校这边有两三百个学生，企业的容纳能力有限，实习专业不对口就必然会出现。
专业不对口，进而增加了学校对实习学生的管理难度。李牧介绍，“专业不对口，学生实习就没有积极性，比如上班不按时、不遵守岗位纪律，有的学生还会偷跑出去。面对老师批评，学生会反驳，这不是我的专业。”
式微的产业土壤
“学生实习主要是在校外，不少是在异地，风险隐患点多、工作链条长、治理难度大。”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近期在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指出。
汉江科技学校公告显示，该校在深圳市比克工业区、比亚迪坪山事业部、惠州市华阳工业区和瑞智工业区拥有四个实验实训基地。此次学校组织学生的顶岗实习，也选择的是广东和武汉的电子企业。
异地实习，对一些中西部职校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丹江口市位于湖北省西北角，鄂豫两省交界，是十堰市下辖的县级市。十堰市因车而建，是闻名的“汽车城”，东风公司搬到武汉前，十堰市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有200多家，汽车工业资产445亿元，从业人员17万，其中12.4万人是东风公司职工。东风公司的产业链也辐射到了丹江口。2003年，汽配产业已是丹江口的支柱产业，总产值2.8亿元。2006年，东风汽车将总部搬往武汉市。目前，汽配产业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当地媒体报道，汽车零部件产业升级，已成为湖北省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
（资料图片）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实习结束后准备返校的学生。图/视觉中国
2017年，汉江科技学校整合时，提出了依托丹江口本地主要的汽车、旅游、教育等产业发展设置专业，为地方经济服务。在汽车方面，设立了汽车应用维修、汽车制造、机械加工类专业。但是，职业教育并没有与当地产业形成良好的互动。
早年间，当地的职业教育与企业曾有过密切合作。张龙是丹江口市一家规模较大的汽配企业丹传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的员工，上世纪80年代他进入丹传做学徒，后来进入管理层，见证了当地产业的变迁。1985年，丹传为东风公司配套生产汽车零部件，1986年加入东风汽车集团。张龙记得，90年代以来，公司每年从十堰以及周围地区的大中专院校招收一线技工。那时，中专毕业生很抢手，可以去东风汽车公司，或者到上下游的配套企业。一些外地人也会到十堰上技校，因为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那是中职院校的黄金期。丹江口另一所中职院校十堰市科技学校官网介绍，1996~1998年，该学校在校生规模达到了3000多人。1997年底，学校的专业设置、在籍生规模、固定资产总值、房屋建筑面积、职工年薪收入等五个方面都要比过去翻了几番。但1998年，职业教育“大变天”，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随后高校扩招，当地中专招生规模严重下滑，职业教育发展跌入低谷。
对职业教育冲击更大的是，丹江口的工业基础正在被削弱。一位当地的汽配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丹江口工厂最多，达几百家。但是因为修建大坝，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改善库区以及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当地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只有环保企业才能留下，许多工厂都搬离丹江口。2006年，位于十堰的东风汽车将总部搬往武汉市，对当地产业带来进一步冲击。丹江口作为县级市，一度成为国家贫困县，直到2019年才实现脱贫摘帽。
在张龙看来，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此前当地凭借产业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才，但东风公司搬走后，当时的盛况式微。近年来全球汽车产业持续放缓，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如今，当地职业教育从规模到学生素质都不如十几二十年前。“当时工厂多，职校很多老师都来自于企业，教的东西实用，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都没有社会阅历。”
产业走下坡路，职业教育也陷入新的困境，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张龙坦言，当地企业很难跟学校有校企合作，汽配这类工业制造企业，利润很薄。而校企合作，尤其是建立实验基地培养人才，需要企业承担更多成本，但工厂想要创造更多效益，在这方面缺乏动力。
“人头费”利益链缺乏有效监管
张龙提到，一些职业院校宣传上吹嘘，跟珠三角的工厂有合作，是校企联合单位，但实际上很多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真正落地。
而更多的实习，是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汉江科技学校安排的深圳实习被质疑，校方通过中介机构从学生实习中抽取过高的“人头费”。据媒体报道，中介企业深圳市兴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学生签订协议，合同上的计时工资是2200元/月，而实习初期，学生们从老师那里得知的每小时工资14元，按每天工作11小时，一个月工作26天保守计算，学生实习期的月薪应是4000多元。
教育部《规定》明确，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但高卫东注意到，除了在一些企业资源丰富的城市，很多职业学校实际上不掌握太多企业资源。一些学校有难处，不得不违规组织实习，但从结果上，学校完成了顶岗实习的任务，也能获得一定利益。这个奖励机制的存在，进一步导致实习乱象长期存在。但是他指出，也存在一部分学校就是为了利益诉求，将学生作为交易对象，挣钱拿回扣。
近日央广网也报道，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强迫学生到指定工厂实习，涉嫌从中赚取“人头费”一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盐城调查。
冯程是东莞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负责人，多次接到校企合作的项目，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国家禁止职业学校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但现实中，企业要给学生发工资，公办职业学校不能开发票，中介机构就会参与进来。相比之下，冯程接触的民办职校多注重利益，看重学生工资的抽成，而公办中职院校大多会按国家规定，更重视实习的工作环境、安全以及学生的实习反馈。
近些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频繁出现“用工荒”，企业对工人需求缺口大。此外，工厂多是订单制生产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冯程举例，一家当地的龙头企业，接到一个大订单时会需要上万名派遣工人。对于企业来说，在“抢人大战”中，用工成本太高，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来降低成本。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会通过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劳务挂靠等形式，找中专学生顶岗实习。这些企业触达各行各业，特别是工厂给得起价，岗位足够多，包吃住，工作环境相对封闭安全，成了主力。他服务的校企合作甚至存在一定的地域规律——甘肃的学校更喜欢与长三角的企业合作，因为到珠三角气候受不了。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的院校更多会选择珠三角。湖北、河南等地的院校，哪边给的薪资更高就去哪里。
“公司主要节省的成本是社保的费用，企业不用给实习生缴纳社保，只需购买商业保险，但开支会少很多。”冯程认为，要是公办学校（从每个学生的时薪中）拿走十几块钱，“那这个学校就是想挣钱想疯了，这属于少见的个案”。
在高卫东看来，一些中介公司为了赢利，不会管实习专业是否对口、是否符合教育部的实习规定，只要企业愿意接收，就把学生派过去赚取中介费。
“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了，如果一些中介特别看重校企合作的利润，就会出现与学校联合赚取实习‘人头费’的情况。目前国家整顿了一些，但打擦边球的情况仍屡见不鲜。”冯程补充说。
前述长期关注校企合作的学者认为，教育部对实习实训有制度性规范，但只能管到学校，对院校选择怎样的企业，企业参与进来后有哪些监管机制，缺乏有约束性的标准，需要多部门协作、打破目前的隔阂。他提到，在德国，接收职校实习的企业被称为“教育性企业”，需要经过行业协会认定，有供实习实训的设备场地和师傅，企业培训的内容也有相应要求。这些企业一旦被认定为“教育性企业”，政府在税收上会有优惠。此外，学徒培养结束后，要经过行业认可的职业资格考试。“但是目前在国内，校企合作尤其是在企业方，还没有建立起对企业的标准，即哪些企业可以参与到校企合作的范畴？参与进来后，有哪些监管机制能保证它提供与职业教育相应的培训内容与条件？目前缺乏监管机制和标准束缚。”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余超、王帅、张龙、冯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