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之康
冯友梅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非常值得记忆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本科教育被重新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一流的本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
于是，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高校层面，都强调“以本为本”，强调“四个回归”。
不过，一直以来不把本科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的事实，导致当前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升本科教育质量仍旧是当务之急。
对此，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冯友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要提升本科教育质量，首先就要对高校进行分类定位。
分类定位是前提
我国拥有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共计2000多所，虽然类型多种多样，但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追求“大而全”似乎是多数高校的奋斗目标。
“专科院校想升级为本科院校，学院想变成大学，本科教育想成为研究生教育，硕士教育想成为博士教育，而且都追求综合型、国际化等。”冯友梅说，大家追求的并非多样化，而是外在显示的一种提档、升级。
但是在她看来，谈本科教育质量，离不开分类定位。“因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多种多样，不管是在全美排名前十的杜克大学，还是目前比较被人们认可的昆山杜克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总的来说，每个高校都有各自的定位。而质量，也一定是在定位前提下的质量。”
在成人教育引领成才教育的前提下，冯友梅认为，哪些学校需要通识教育多一点，哪些学校需要专业教育多一点；哪些学校需要理论多一点，哪些学校需要实践多一点；哪些学校需要学科专业设置大一点，哪些学校需要学科专业设置更专、更精、更细一点，“不同定位的学校应该是不一样的”。
不过目前，一方面由于攀比的文化所致，大家喜欢把不同类型的高校放在一起比较，比如各种高校排行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我国的一些政策导向似乎也不太利于高校的分类、分层、分特色，因为大家总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的建设质量等同化比较，所以某些层级、某些类型的优秀学校宁可钻到另一些层级或类型上，去做一所很普通的学校。
“其实，各级、各类、各层次都有优秀一些的学校。”冯友梅认为，应该从教育主管部门、从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家长、学生等）慢慢转变理念，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特质以及社会需要，使之与相应类型的学校进行匹配，进而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在社会发展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
“这种教育互补才是整个教育功能比较完备的体现。”
通识教育是基础
在冯友梅看来，根据高校分类定位的不同，人才培养也应形成一个梯队。
比如，昆山杜克大学是一所以通识博雅本科教育为主要特征、以若干前沿领域研究生教育和跨学科教学为重点的综合型大学，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具备终身学习能力、持续发展能力、适应环境能力，勇于担当历史责任，有解决重大复杂问题潜质的国际化精英人才。
“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要追求这样的定位，毕竟各个学校都是有差异的。”冯友梅说，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在各安其位的情况下，每所高校各自达到各自的质量目标。
“在我国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不可能都培养精英人才，即使是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的美国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不过，虽然不同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应该存在差异，但有一个前提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成人教育引领成才教育。
冯友梅表示，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做人的问题，只有做一个全面的人，有了全面、宽大的基础，才能在某些感兴趣的方面有所侧重地获得进一步发展。
因此，通识教育极其重要。
其实在我国古代，人们就早已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学生“通五经贯六艺”。其中，“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基本才能。
“通识教育培养的其实是学生如何看问题、如何做事、如何与人打交道这三个方面的能力，以及使其拥有情怀与责任心。”冯友梅说，有了这样的能力基础，学生才能有更开阔的视野，遇到问题时，即使不知道其专业细节，至少在大道理上也知道如何着手去解决。
“这就好比是森林和树木的关系，在问题面前，他们不仅不会一叶障目、束手无策，而且还会有责任心、忍耐力等。”
在她看来，无论从政、经商还是做学问，这些精神品格与某个具体的专业都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其实并不太在乎学生本科读的是什么专业，只要他们对某个专业感兴趣，而且能打动导师，就可以去学。“因为本科阶段主要解决基本能力、素质的问题，研究生阶段主要解决专业化晋升的问题。”
“在过去，由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关系，人口较多而资源有限，所以高等教育的很多目标都压缩在一起了，进而产生很多问题。”冯友梅指出，当前我国在成人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一定程度上也是目标压缩的结果，在这方面要加大力度去解决。
教师成长是抓手
《礼记·学记》上写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当前，要提升我国本科教育质量，除了在学校、学生两方面着力外，教师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
冯友梅曾先后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任职，基于这些学校和她所接触的一些兄弟院校的情况，她认为，国内很多高校由于规模较大，师资数量、质量对学生来说相对不足，所以一定要尊重教师成长规律。
“刚刚到学校任教的博士、博士后，其中大部分是非师范教育出身。”她指出，首先，他们对于师范教育的心理学、教育学、教育方式方法等不一定很了解；其次，虽然他们可以把知识讲好，但传道授业解惑需要一定的积累和历练。“所以，处理好教师成长的阶段性问题很重要。”
虽然很多学校都提倡教师既要会教学也要会科研，但冯友梅认为，在某一阶段，他们可能会以某项工作为主，科研任务很重的时候，势必会影响在教学上的精力投入。
因此，她将教师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年轻教师、中年教师和老年教师。年轻教师以科研为主；中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老年教师更多地从事教学，适度地进行科研。“这样的话，对于学生培养可能是最有利的。”
不过，由于大学功能从最早的单一的人才培养，后来逐渐增加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随之而来的是教师在各项工作中都成为了骨干。
“因此，教师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那些外显的、可计量的、各种评价指标注重的方面所吸引，作为‘慢变量’的教学就会受到较大冲击。”冯友梅说，在这一情况下，改革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在教师成长及其教学方式方法改进、提升方面，冯友梅认为，高校也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比如，尽量多地提供相关培训机会、一对一的评价反馈等，在细节上着力，而非千篇一律。
总之，抓好学校分类定位、学生通识教育以及教师成长这三个方面，本科教育的未来可期。
《中国科学报》 (2019-09-18 第4版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