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三家巷》：青春叙事，以及现代广州的童年
本文中所谈的《三家巷》，是欧阳山《一代风流》的第一卷，是本源意义上的最早的《三家巷》，《一代风流》的后面几部《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所写内容不在本人所探讨的“青春性”和“广州性”的论题之内，故在文中少做涉及，只是作为背景和情节发展的补注或交代，偶有提及。
《三家巷》起笔就回到了1890年，彼时书中主人公周炳的父亲周铁9岁。这样算来，周铁当是出生于1881年，与鲁迅先生同年，到欧阳山写作该文时候，无论周铁还是鲁迅都恰好140岁。最巧的是，《三家巷》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27年，也恰恰是鲁迅先生在广州的时期。某种意义上，鲁迅在广州的行状也正是为周炳、为《三家巷》提供了一个最为真切的历史文本，或者是构成为一种互文。这种互文关系，文章后面将有叙述。
《三家巷》的故事从1890 年写到1927年，37年间三个家庭并连带两家亲戚的历史，跨越了祖孙三代。到20 世纪20年代，第三代的一群青年人、少年人成长起来。周铁家三个儿子：周金（1900）、周榕（1901）、周泉（1903）、周炳（1907）；大姨家陈万利家一儿四女：陈文英（1898）、陈文雄（1901）、陈文娣（1904）、陈文婕（1906）、陈文婷（1908）；邻居何应元家两儿一女：何守仁（1902）、何守礼（1910）、何守义（1912）；三姨区华家两男两女：区苏（1905）、区桃（1907）、区细（1909）、区卓（1914）；舅家杨志朴家两个儿子：杨承辉（1905）、杨承荣（1915）。
欧阳山，现代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作品《玫瑰花残了》《前程似锦》《一代风流》等。2019年，长篇小说《三家巷》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五个家庭盘根错节，既勾连起历史，也勾连起广州社会不同层面，形成纵横交错立体交叉的一种网状人际关系。铁匠周家、鞋匠区家、中医杨家、买办陈家、地主官僚何家，每一个家庭都呈现开放式的结构；五家的孩子，或者做工，或者上学，或者经商，或者做官，或在上海，或去香港，或到乡下，也呈现一种更为多元开放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格局。这样一来，作者采取的这种网状的结构方式，这种以周炳为主线五家线索进行穿插的编织结构，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1921、1925、1926、1927年四个年头纷繁芜杂的广州社会面貌就得以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
1921年，这群年轻人最大的陈文英23岁，几位主要人物中，周金21岁，周榕、陈文雄20岁，何守仁19岁，周炳、区桃14岁，陈文婷13岁；到直到《三家巷》卷终，1927年时候，陈文英29岁，周榕、陈文雄26岁，何守仁25岁，周炳20岁，陈文婷19岁，区桃永远定格在了1925年的18岁。我们看到这群年轻人也都仍然停留在20岁左右不到30岁的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而《三家巷》浓墨重彩所写的，就是这群年轻人的青春故事。
01
青春自然是最美好的，呈现了各种可能。作者对青春和美，都做了忘情的礼赞。周炳、区桃，代表了男儿女儿青春和美的极致。对于周炳外貌的介绍，书中不厌其烦，从12 岁写到了20 岁：惟有那小儿子周炳，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还有人说，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装束，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
12岁的周炳的美貌，不敢说颠倒众生，起码让姨家陈氏四姐妹都有几分心旌摇曳。周炳13岁的时候，22岁的陈文英回娘家在门口遇到他停下来陪他玩，“甚至把周炳抱起来亲嘴”；二姑娘陈文娣一提起周炳的名字，“脸就红了”；三姑娘陈文婕“是个沉静淡漠的人，光微笑着，拿眼睛望着她的四妹，不说话”；四姑娘陈文婷更不以别人戏言她跟周炳是“小两口子”为意，很受用这样的传闻。陈文雄听了四姐妹对周炳的评价，对周炳下了这样的判词——“真是亏四妹想得聪明。洋娃娃倒也恰当：只有漂亮的脸孔，没有头脑，没有灵魂。”
同样夸张的，是周炳到姨夫区华家做学徒的第一天赶上五月初五停工过节，中午跟姨夫一家喝酒吃菜，酒足饭饱躺在神厅里的杉木贵妃床上午睡，这时候的他，“两边脸蛋红通通的，鼻子显得更高，更英俊，嘴唇微弯着，显得更加甜蜜，更加纯洁。他的身躯本来长得高大，这时候显得更高大，也更安静。初夏的阳光轻轻地盖着他，好像他盖着一张金黄的锦被，那锦被的一角又斜斜地掉在地上一样。姑娘们都没事装有事地在他跟前走来走去，用眼睛偷偷地把他看了又看”。
周炳在作者笔下是个美男子，人见人爱，用陈文娣的话来讲，如果他“去学唱戏，她说这样漂亮的戏子，就算是个哑巴，也会颠倒了全广州的人”。同样是这个陈文娣，在拒绝并打击追求者何守仁时候，也拿周炳的美与何守仁的丑来说事，让何守仁回答人的灵肉是否一致的问题。书中还有多处写到了周炳随着年龄渐长而不断增加的成熟之美。
18岁的时候，周炳所在的中学排演白话戏《孔雀东南飞》，男主角周炳请来区桃演刘兰芝，两人在戏中假戏真做互相爱慕之情越发炽烈，作品借区桃之眼发出对18岁周炳的赞美——“区桃觉着周炳美丽极了，英勇极了，可爱极了。他的身躯是那样壮健，举动是那样地有力，面貌是那样地英俊，灵魂是那样地高贵，世界上再没有更加宝贵、更加使人迷恋的东西了。”
同样是这个多事年头的除夕之夜，小伙伴们结伴游街卖懒，区桃与周炳情意绵绵，区桃眼中的周炳是这样的——“在区桃的眼睛里，也没有马路，也没有灯光，也没有人群，只有周炳那张宽大强壮的脸，那对喷射出光辉和热力的圆眼睛，那只自信而粗野的高鼻子，这几样东西配合得又俊，又美，又四称，又得人爱，又都坚硬得和石头造成的一般。”
1926年，周炳19岁，9月底的时候参加北伐战争的周炳和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一起回到广州，书中写道，“他整个地变黑了，变高了，也变瘦了。头发剃光，整个头部显得小了，但是胸部和两肩显得更加雄壮，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说话也更加显得有风趣”。此时的周炳已显成熟之美，陈文婷“看见周炳越过越‘成整’，越过越像个大人，像个英伟的美男子，甚至仿佛嘴唇上都长出胡须来了，一想起他，就心跳，害怕。可是越心跳，害怕，却越想看见他”，这种魅力让陈文婷更加魂不守舍。哪怕周炳对区桃的思念，也让陈文婷觉得“他这个人拿真心对人”“他这个人醇厚刚勇——总之，是越发可爱。更不要说他长得一天比一天更漂亮，更像个成年男子，使她更加着迷了！”
1927年，20岁的周炳参加了广州起义，当他作为起义武装司令部的通讯员，以极大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全广州飞奔，“骑在自行车上，满城地跑”“精力饱满地跑着，不停地跑着”时，作者又不失时机地通过张太雷的司机陈能之口，发出这样的赞叹：“唉，说实在的，你在一万个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这样雄壮，又这样漂亮的男人！”
而这样一个美男子，却是以一个憨直的性格形象出现的。书中开篇用了五个章节的篇幅，耐心地、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怎样把一件件事做糟做砸。用周炳父亲周铁的话说，就是“阿炳这孩子傻里傻气，又蠢又笨，打铁不成，当鞋匠也不成；做买卖不成，放牛也不成”。用官塘街这一带的住户的话说，周炳“是一个真正的戆大”。陈文雄很早就评价说他“只有漂亮的脸孔，没有头脑，没有灵魂”。后来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评价周炳：“是一个戆直的人。戆直的人往往就是一条心！共产党最喜欢这种头脑简单的材料了。对于我们这种有点头脑的人，共产党就一筹莫展。”再往后当着陈文婷的面在信中谈论《共产党宣言》的周炳是“一个典型的傻瓜！”
书中所有的人物当中，其实最熟悉、最了解、最能洞察周炳并且给出最准确评价的人，不是区桃，不是陈文雄，也不是任何一个长辈亲戚，恰恰是陈文婷，陈文婷对周炳的感觉是“戆”“直”“痴”“傻”“醇厚刚勇”，并且天才地把周炳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做对比，“周炳这个人真有一股子痴心傻气，很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怪不得大家都爱他”。她听周炳说全世界都找不出区桃那样的人，自然是很不悦，不服气，她对区桃的评价也是准确极了——“区桃顶多算个晴雯，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不算晴雯，算个黛玉，又值得什么？反正算不上宝钗。宝钗的角色，该着我来演！”即便区桃算是晴雯、黛玉，也全都是红颜薄命，只有她本人配得上宝钗的富贵和好命。
将书中人物关系设定为某种意义上的《红楼梦》式的原型，似乎也是作者的本意。错综复杂的姨表关系、姑表关系，种种表兄表妹表姐表弟之间的爱情，最是得了《红楼梦》人物关系的真传，陈何两大豪门中的家庭故事包括社会网络也有了几分《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宁国府的架势。三家巷中的周家与陈何周两家当然是不可比的，反而扯动着陈何两家的神经，并对两家的好日子产生了冲击。只是，作者有意避开了巴金《家》模式，把革命者不再安排在高门大族中，而是让革命者来自市井民间最普通的家庭，让颇有几分“贾宝玉”性格的人物生在一个豪门大族的穷亲戚家，这就有了几分戏剧性。
这种戏剧性，可能出于作者的某种探索，他想看一看，想推导一下，如果，贾宝玉性格的憨直之人，生在民国时期广州的平民之家，会呈现怎样的成长逻辑？这种试验，当然是放在一种比较稳妥的生长环境中进行的，周家日子尽管比较拮据，但周铁是老铁匠，远近闻名，收入稳定；大儿子周金在兵工厂上班，两人的收入足以养家糊口，还能供周炳的哥哥周榕、姐姐周泉上学，只是再供周炳上学才没有保障，但这是相比较而言的，日常生活一日三餐其实并无问题的。这样的家庭条件，才有了周炳先后进剪刀铺学打铁、送人做养子、跟人学鞋匠、做药店伙计，以及给人放牛这样的历练，但这种种的经历都没有持续下去，回到家中也并没有影响家庭的生活，周炳照样可以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时光。
从学徒到学徒，从河北到河南，从城里到村里，学这个学那个，从这里到那里，铁匠会做，鞋匠会做，草药会抓，水牛会放，农事粗懂，演戏精通，辍学后又复学，参加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从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他的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遭际，倒是真的让他进入了社会、民间、民众，无所不见，无所不遇，无所不会，反而成了他接触社会融入时代的一种便利，而不至于像陈文雄等这批学生那样视野狭窄圈子固定，他具有更阔广的时代视野，也拥有了若干出生城市底层包括乡下人群的伙伴朋友。他反而更像是时代之子，历史见证人，现场当事人，而绝不是局外人。
以周炳的“宝玉”之资，以他的憨直痴傻，以他的忠勇果敢，他竟然成了进入了国民革命的历史叙事，进入了广州现代化历程的叙事，进入了共和国的叙事，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然，买办家庭的陈文雄也进入了历史，地主官僚家庭的何守仁也进入了历史，但他们的进入是以顺应的方式，忠实地维护捍卫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上流社会的利益关系，并成为新的一代革命与资本、政治的合流者，而不是背叛者，不是叛徒，不是巴金及其笔下觉慧之类的打出原生家庭的革命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欧阳山笔下的人物，都顺应了他们的出身和本性，他们的本性也更人性，没有拔高，没有理想化，采取了一种平实的、平视的、世俗化的视角加以对待。
所以，作者的最为大胆之处，正是分别塑造了周炳、陈文雄、何守仁这三个各自遵守成长逻辑和思想发展逻辑的年轻人形象，陈文雄、何守仁本来最可以成为贾宝玉，成为觉慧，从原生家庭打出来，完成激动人心的革命事迹——但作者却让他们两人规规矩矩本本分分作为守成者、保守者、同流合污者，而把贾宝玉这个原型的功能赋予了平民家庭的周炳。由此带来的冒险就是可能这个周炳的发展逻辑就容易陷入性格的难以典型化（不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之“典型”意义上的“非典型化”）。这个后果自是作者早已预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代价。这涉及现实主义理论的典型论问题。后文另有讨论。
所以，我们在书中看到，这个周炳，其实并非一个启蒙觉醒者的存在，也并非一个阶级觉醒者的存在，周炳就是周炳，他只是由着自己的本性一路奔跑，哪怕跑到最后，他还是他，没有长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02
多有论者将《三家巷》归入“成长小说”的范畴。成长小说亦称启蒙小说（novel ofinitiation），最初源于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被认为是这一小说类型的原始模型。这类小说展现的是主角（几乎清一色为男性，那年头女性好像不被视为有成长启蒙的可能）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而在这番长大成人的领悟和改变完成之际，故事亦到达（圆满的，或虽不圆满但尚称释然的）尾声。从这个意义上，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青春之歌》等当属这样的类型。
《三家巷》有这样的痕迹，或者可以说，作者也有这样的初衷，但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却勉为其难，或者说并未能完成。《三家巷》中，周炳的精神主体性一直并未能得到充分而积极的建构，他似乎更多是处于一种逆反式的与被动式的成长叙事中，而且主人公的成长极为晚熟，或者说谈不上成熟。巨型历史时段和事件对人物产生着影响和改变，但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也对人物的成长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制约，这样一来，人物的性格发展反而就出现了一种复杂性和迟钝性、延缓性，而不是常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展示的改变的“革命性”和“爆发性”，从第一卷《三家巷》直到最后一卷《万年青》，周炳的成长最后结束了，但这种结束，仍然不是一种完成，而是一种斑驳而且拼接的状态——正如广州解放后，三家巷小伙伴中硕果仅存的陈文婕对她的丈夫一直坚持科学救国的李民天所说的，“你看阿炳这个人，从小就有那么一股劲儿。那时候他是一个傻子，现在看起来，他仍然是一个傻子！”
《一代风流》二至五卷中的周炳性格形象的发展轨迹放下不表，不在本文论说的范围，继续只说《三家巷》中的周炳的“成长”——有成长吗？无疑，有成长，他渐渐长成了一个伟男子，渐渐融入了火热的国民革命和党派政治的纷争，渐渐进入了共产革命的叙事。不过，就他的性格发展来讲，我们看到的周炳似乎仍是一根筋地任着性子长大，当然他似是天生的手艺人，生存技艺上手很快，打铁有打铁样，制鞋有制鞋样，农事有农事样，甚至天赋异禀，颇有几分演戏才华，像是无师自通，也交了方方面面一些底层朋友，所谓成熟不成熟，对他来讲是不太看得出来的。而最重要的，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其实也不是他的做工和上学，不是他的政治事件的参与，而主要是源自前面所说的他的美貌和讨人喜欢，凭借的更多的是好运气。比如，如果不是因为美貌，他不会与区桃、陈文婷乃至第二卷中明写的陈文英发生情感瓜葛纠缠，第一卷的情节发展也就削弱了动力或者动力几无。他做这做那，很多时候并无一个鲜活生动灵动的面貌，更像是一个工具、一个道具、一个观念、一个理念，被动地在时代的汪洋中漂流沉浮。作品似乎做实了要对这个理念化的人物进行可以乌托邦一般的安排，进行革命语境中的想象试验一个憨人，一个浑人，一个貌美手巧、会演戏、为女人喜爱的现代中国的贾宝玉，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现代中国的第一代新人的。
在跟其他人物进行比较的意义上，我们断言周炳既缺乏典型性，也缺乏足够的个性化，不能说是圆形人物，倒更有几分扁平化的色彩——扁平化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个作品中，反而是周炳的被动化、非主体性、非强大的意志力、非“精神奴役创伤”与非“主观战斗精神”，才成就了作品中年轻人群像的生动真实，写出了民国革命时期广州最真实的众生相，描摹了现代中国革命中心最真切的历史瞬间，也刻骨呈现了在历史的洪流中的人的卑微与无力——人成了历史的人质。
谁能逃出历史的操纵与命运的拨弄呢？谁能具备超越历史局限的先知先觉呢？周炳不能，不同道路方向、不同党派选择、不同救国方案的追随者周金、陈文雄、何守仁、张子雄、李民魁、李民天、陈文英、陈文娣、陈文婕、周泉，都不能。走哪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时候像是掷色子撞大运。书中前半部，在欧阳山其实不掩饰对这帮年轻人的喜爱和理解同情，在盟誓、换帖等章节里，他塑造了一群对新中国未来充满信心、幻想、立竿见影地改变的青年人形象，他们如此青春，如此热血，如此激情，他们开出来一个又一个的疗治中国痼疾，让其走向繁荣富强的救国药方，他们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辩论。他们的情绪是昂扬的，语言是诗意的，思想是全新的，表达也是全新的，亦新亦旧的一代曾经比将近一百年后的我们更西化更罗曼蒂克，自然更有担当更革命更敢于舍生忘死。
革命！是的，革命是为当时的社会风潮、时代主流、青年方向。彼时的广州，彼时的中国，彼时的欧洲，彼时的世界，全球性的向左转，劳工神圣、反帝爱国、苏俄导向的“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全球同此凉热，广州成为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国民革命中心，是革命的大本营、“革命策源地”。国共两党一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是国民党之中，左派也占据着话语权。鲁迅也是因为收到“革命”的吸引和召唤，于1927年1月18日到达广州，任职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欧阳山也正是在鲁迅关照下进入文学系做旁听生，并参加了1927年3月14日在当时中大附近惠东楼二楼太白厅（今越秀南路一八六号东如茶楼内）举行的“南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座谈会。欧阳山在《光明的探索》一文中有专门介绍。
1926年秋冬之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让鲁迅充满憧憬，感奋“情形很好”“欢喜非常”“极快人意”，到1927 年年初，他由厦门大学入粤之时，他感觉此时的广州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耳闻不如目见，他在中山大学学生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就指出了广州政治形势的危机 “我觉得广州还是旧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说是‘革命’，就像满街红布标语中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这种‘革命’真使人有点害怕……”“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初到广州的鲁迅判断对了形势，但开出的药方却是继续为“革命”鼓与呼，为“革命”加薪助燃、添柴加火，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作《读书与革命》的讲演，写《中山大学开学致语》等文章，鼓励在校学生“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兼顾革命的魄力的力量”，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当然，鲁迅所言的“革命”其实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与延伸，并不仅仅是现实层面的反帝反军阀反殖民反买办反地主，而更多着眼于对旧制度、就习惯、旧思想的革命，呼吁青年学生“向他们开火”“向他们进攻”，他没有预见到政党政治的残酷性和你死我活。鲁迅来到广州不过四个月，国共迅即破裂，清党事起，“四一五”大屠杀发生，据当时报载，当天逮捕2400多人。鲁迅后来反省自己对“革命”残酷性的认识不足，他痛悔自己曾经的鼓吹革命，何尝不是做了帮凶他在写于1927年9月4日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承认自己大革命失败以后沉默了，“大原因之一”是感到了“恐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也痛恨自己在“吃人的筵宴”中，“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进而，他在20天后的9月24日所写的著名的《小杂感》中，更愤激地发出对以“革命”之名各种暴行的控诉：“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还是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也表达了自己对青年这个阶层的终极认知，“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时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
无论是对革命阵营分裂导致清党的残酷性，还是当时青年走向分化，欧阳山《三家巷》中都有具体描写，鲁迅在广州不到1年，但他留下的文字，却为这部作品做了令人信服的例证，或者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史之间的一种互文。同时也让人感觉，欧阳山作为历史当事人，作为鲁迅的学生，鲁迅先生的影响其实是深刻的。鲁迅的精神资源，他的不妥协不中庸，他的爱憎分明，他的对于文学功用的理解和对“革命文学”口号的有所保留，对欧阳山都产生了影响，让他并没有把《三家巷》这样一部史诗题材写成一种传声筒、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流行模式，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十七年文学另外一种方向，另外一个传承——尽管这样的方向并未成为主流，所以今天读来才格外可贵，上溯广东文学、岭南文派、南中国写作的范式，才有了一种可资凭借和言说的现代的源头活水。
在当时的革命叙事中，作品写出了三家巷中的小伙伴们置身时代洪流中的应激反应，他们的表现、思考、争论、挣扎，他们的选择、分化，他们新生、沉沦或者自救、自救的努力，再也生动不过地为现代革命与地方历史做了一份文学的旁注：既是宏大叙事的，也是民间叙事的；既是革命叙事的，也是日常叙事的。在时代的激响为主流声音的同时，欧阳山写出来一种众声喧哗。书中安排了若干场合的对手戏、对话场、对辩局，无论是父辈陈万利与何应元时不时交换时局的意见，还是陈文雄与何守仁时不时交流并发表对形势走向的分析，都是书中精彩的部分，四人的身份、性格、性情、口吻、神态全都栩栩生动，惟妙惟肖，最重要的是通过这四个通天人物的信息交流与判断互动，高度概括性却又全面客观地从买办和地主官僚这两个社会阶层、两代人的口中，比较真实地还原了当时若干重大事件的动态。最难能可贵的，还有欧阳山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真实”观，不对人物做臧否渲染道德评断，让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丰满立体的历史人物形象，而不是被十七年文学及其后一段时期普遍脸谱化丑化的人物形象。
03
如前所述，作者对周炳形象的塑造，采取了自由放纵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按照恍如贾宝玉的性格逻辑，让其进入民间社会进入城市空间任性游荡，如同瓦尔特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笔下一些人物的精辟概括：“游手好闲者”（flaneur）（张旭东译为“游逛者”，刘北成、王涌都译为“闲逛者”）。“人群的游手好闲者在他漫游到很晚的时候，便停步在某个仍有很多顾客的百货商店前。”在题为《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的精彩评论中，本雅明这样写道，“他像熟门熟路的人那样转来转去。……市场是游手好闲者的最后一个场所。如果街道一开始就是他的室内，那么现在室内就成了街道。现在他在商品的迷宫里漫步穿行，就像他从前在城市这个迷宫里一样。”
游手好闲者或游荡者或闲逛者是本雅明偏爱的形象，不仅波德莱尔，他自己无疑也是。本雅明把自己划分为与波德莱尔同一类的人，只不过同为游手好闲者，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波德莱尔走马观花地四处张看，试图发现一切使其震惊或者惊颤（schockerfahrung）的东西，而本雅明则始终有其关注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内阳台、胜利纪念碑、蹄尔苑林、动物园、农贸市场、西洋景，这些是属于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的；拱门街、西洋景（又是西洋景）、世界博览、豪斯曼的城市理想，这些是属于19世纪的巴黎的；以及儿童读物、疯子写的书、袖珍的玩具雪景、堆满藏书的居室，还有“微雕在两颗麦粒上的完整的以色列颂诗”，带着十足的伤感的气质。
是的，厌倦，惊颤，以及伤感，是为现代主义的通症。波德莱尔的巴黎、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以及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卡佛的亚历山大港、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张爱玲的香港和乔伊斯的都柏林，都写出了对城市的痴迷，城市的孤独，城市的乡愁，写出来现代性的感受，他们的作品传递着敬慕、排斥、恐惧等混合的情感，而最终，除了他们讲述的城市，他们无处可栖，无处可去。都市经验才是他们，也是作为人类的终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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