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先生轻轻地走了。在他生前，虽也有“少无大志，见异思迁，不务正业，无家可归”的戏谑自评，但他最钟情的工作还是教书。每逢有人真诚地称他“大师”，他说：“我不是‘大师’，我比‘大师’可大多了，我是‘老师’。”先生自中学毕业之后即开始了他七十年的教育生涯。可以说，教育既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事业，更是他的坚守和情怀。尤其步入晚年后，他专力从事书法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笔者自2009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跟随欧阳先生从事汉字和书法的研究，之后又留校任教。在与先生朝夕相处和随时请教的日子，我真实地感受到他对于书法教育体系深入的思考和全方位的构建。
他构建了完整的书法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人类文化的任何成果都必须通过承传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承传需要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不懈地探索。上个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沈尹默、陆维钊等先生都曾为高校开设书法专业作出过努力。
欧阳先生于1981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当时名为北京师范学院），1985年在全国率先开办书法成人大专班，以后又发展到本科、硕士。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以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点。1998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又设立我国第一个以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经过三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欧阳先生首次在我国高校构建了从专科、本科直至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高等书法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涵盖了全日制、同等学历、访问学者、第二学历辅修、研究生主要课程进修班、成人继续教育、书法自考等各种教育模式。
1994年，经首都师范大学批准，创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2005年，扩建为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同时成立中国大学中第一个“书法文化博物馆”。以欧阳先生为旗帜和带头人的首都师大书法学科持续发展壮大，成为教育部第一个书法类艺术师资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中国书法学科中唯一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第一个省部级重点学科等。
先生连续担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多年来，他作为个人或联名提交了有关教育、文化、书法等方面的提案97件，对于推动书法文化在当代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从事高等书法教育之余，他时刻关注并亲力亲为地推动中小学书法教育。2013年，85岁的欧阳先生作为首席专家为教育部主持制定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这些显著成绩，极大促进了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必将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的一页。
他提出了系统的书法教育理念
1985年，欧阳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创办书法学科时概括出“书面文心”的理念，用以强调书法艺术与文辞内容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他提出了“书法文化”的概念，后来，他将之发展为“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认为“作字”是为了“行文”，“行文”则基于“载道”，至于“书”，主要起到“焕采”的作用，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切时如需”。较之“书面文心”的说法，欧阳先生在“文”之上增添了“道”，又强调了“切时如需”。这十六字构建出当代书法事业与我国伟大文艺传统以及时代使命之间的关联，不仅表现出我国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也描绘出历代伟大书法家们共同的品格。
及至晚年，欧阳先生对于书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从写字到识字领域的研究上，希望可以从汉字认知研究入手，跳出文字学和书法研究的惯性思维，探讨书法与汉字、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补充说，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交流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但是，语言以声音为媒介，往往受到时、空的限制。文字通过对语言的记录有效弥补了语言的这一缺憾，从而为人类文明的承传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欧阳先生的这些理念不但切中了书法的内核，更推进了今天的文化自信建设。汉字通过对汉语言的记录，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千百年来，汉字的这一社会功能主要是通过书写来实现的。在这期间，人们又将生活的体验、审美的诉求和文化的提升融入其中，逐渐衍生出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形式。可以看到，从“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的历史使命，到“能者加之以玄妙”的“翰墨之道”，书法本身由于具有多个层面、多个侧面的属性，便成为窥视中华文化的窗口，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
基于以上这些思考，他在主持制定《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时，开篇即提出，“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那么，在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欧阳先生一直主张将书法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构建书法文化学科。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他提出了以“书法文化”为龙头，“书法史论”为两翼，以汉字、碑帖、文献、鉴藏、材料研究等为外围的“书学”概念，长期致力于“以期成一充实广阔而渊深之学科”。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阳先生参与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创办，承担了主要领导工作。他主编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教材，大致勾勒出高等书法教育中的教学内容体系。
在首都师范大学创办书法专业后，他主编或撰写《书法与中国文化》《中国书法史鉴》《书法教程》《中国的书法》《章草便检》《学书津梁丛书》《大学本科书法专业系列教材》《书法专业系列教材》《（新编）书法教程》等数十部教材，在有关学科领域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至于中小学，在他主持的《纲要》中谈道：“书法教育以语文课程中识字和写字教学为基本内容，以提高汉字书写能力为基本目标，以书写实践为基本途径，适度融入书法审美和书法文化教育。”他还主持编写书法教材，举行各种师资培养讲座，身体力行地推动书法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开展。
他对书法的学习与创作作出了新探索
关于“学”与“练”，欧阳先生认为：“练固然不可少，但是掌握正确的方法更为重要。‘学’则是把人家已经公认为成功的东西拿到自己手中来，这是多么‘合算’的事！为此，首先要能辨认‘好’与‘不好’。在学的过程中要遵守公允的社会历史共识。‘取法乎上’，是‘便宜’的路程。认定目标之后，就要一点不差、惟妙惟肖地把对象学到自己手上来。这样，第一‘练’好了你的眼睛，第二‘练’好了你的手，看得既准，就能写得出，你的书写能力就了不起了。”所以“学”必须注重“实效”。他认为，书法实践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想达到一般的水平并不难。
欧阳先生曾在大专班上对学生讲：“临帖无‘我’，创作靡‘人’。”意思是说，在通过临帖学习古人时，不要考虑“我”作为个人的存在，但在创作作品时，因为所学已经化为自身的素养，便不要再拘泥于古人的条条框框。这句话强调了在临帖和创作过程中“我”和“人”的关系，辩证而又合理，但至晚年，他又进一步修正说：“其实自己写字时也是没有‘我’的。”为了加以强调，他甚至不肯使用“创作”这个术语。
在当代，由于各种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书法审美的要求产生了认识的差异，因而提出“标准多元化”的概念，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技术操作的要求。欧阳先生抓住传统书法论著中对“势”的论述，充分发挥他对戏曲艺术研究之所得，有意识地思考书法创作的体势安排和总体布局。每逢创作之前，他总是预想“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使之“纵横有可象”，然后作书，往往一次成功、一气呵成，鲜见失败之作。他经常说，写字是没有穿上行头的戏剧。为了让学生听得明白，他谈到京剧中的“子午相”，要求演员在亮相的时候，面部、眼神、胸部、双臂、腿脚的摆放应处于合适的位置，趋于合适的方向，而又能互相映衬，从而达到整个身体的动态平衡。直至晚年，他去青岛出差时还亮了一个身段，右足独立，左足高抬，左臂似向后，右臂前扬，果真是修短适宜、收放有度、开合有矩！
欧阳先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长期为之奋斗的讲坛。记得2007年，他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的荣誉称号时曾说：“模范教师这是我们这个集体的荣誉，它应当属于我们这个集体！”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将近两百所高校开设书法专业，中小学书法教育也渐次有序地展开。我们在怀念先生的同时，将他和前辈们开创的事业继续开拓和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04日第4版
作者：孙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