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焕 闵文
1981年12月11日，星期五。611名考生走进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考场，参加中国内地第一场托福考试。
临时改造的教室、陌生的英语听力、从未见过的机读答题卡，考生们被要求带着尺子进考场——因为卷面有100多道选择题，需要用尺子比着答题，以防在密密麻麻的答题卡上涂错。
由此，ETS旗下的托福考试成为首个被引进中国内地的标准化考试，同时也开启了中外合作举办教育考试的先河。在此之前，如果中国学生想申请去海外高校学习，在国内通过预选考试后，还要飞到国外才能考托福。
几个月后成绩发布。满分640分，中国考生基本都在500分以上，也有600分以上的。正是经过这次托福考试，内地考生可以在国内参加出国留学标准化考试。
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参加托福考试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留学政策支持下，通过托福、GRE等考试，带着热情、智慧和梦想的国人正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走向世界。
教育部数据显示，1978～2019年度，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2019年全年出国留学人数突破70万[1]。根据QS 2020年5月发布的《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留学生》报告，即使受疫情影响，96%的受访中国留学生表示，不会因此中断其留学计划[2]。
“留学是一种很好的融入方式。一半以上的留学生，去到另一种文化或环境中读书，他们心智、眼界、格局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新东方创始人兼总裁俞敏洪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
俞敏洪从未留过学，却组建了一只跨国的团队，成就无数人的留学梦想。在俞敏洪看来，“改变”一直是中国人出国留学经历中的重要字眼。
王辉耀：候补翻译、两天一夜的飞行和CCG
北京时间11月16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首次以视频形式举行会晤。作为全球化智库（简称“CCG”）理事长的王辉耀，这一天连续接受了美联社、BBC等五六家国际媒体采访，发表他对此次两国元首高规格视频会晤的观点和看法。
而我们早就约好的当天的采访则把他拉回了那段留学往事。
“可能是改变人生了。如果没有留学这段经历，我肯定做不了这个智库，这些年我也做不了这么多事。”
1984年，王辉耀得偿所愿，从对外经贸部（商务部前身）自费出国留学，奔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攻读工商管理研究生（MBA）。
此时的他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合作业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世界银行的几位负责人应邀来华举办知识讲座，王辉耀作为候补翻译临时顶了上去。凭借准确又生动的翻译和神态自若的气场，“新手”王辉耀由此一炮而红。
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合作业务的不断扩大，他开始跟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各级高级官员打交道。也是在这时候，他却越来越没自信了，“我发现我的知识根本就不够，可能有必要出去读书。”
彼时，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气和梦想去往世界各地，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回到中国，成为各领域的“领航者”。
王辉耀就是其中之一。有意思的是，决定出国读书前，他压根不知道“MBA”这个词，一度苦恼自己该学点什么，“是一位外籍老师向我推荐了这个专业”。
专业定好了，但怎么备考，怎么报名，王辉耀还是两眼一抹黑。由于那会儿“上不了网”“没有托福培训班”，他只能从社会上、身边人那儿打听相关消息。最后，凭借自己一贯好学的精神和本身的英语基础，王辉耀一次考过托福，并申请到了加拿大温莎大学奖学金。
就这样，放弃“铁饭碗”的他，带着一腔热忱，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转飞纽约，纽约飞到多伦多，经历两天一夜，第一次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
在那里，王辉耀住过马路边的房子，一张床垫、几平米的客厅就是“家”；也常常囊中羞涩，徒步去离学校很远的超市买便宜的用品；舍不得打国际长途，只能写信，常常还没收到家里的回信，就又寄出去了一封。因此被人叫“中国来的穷学生”。
时隔30多年，王辉耀依然记得国外老师和同学对中国的偏见，“你来自红色中国？你们国家有飞机吗？有电灯吗？”他回答说：“现在你们国家有的，我们国家都会有，将来你们国家没有的，我们国家也会有。”
王辉耀很“争气”。他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别人两年才能学完的课程，在次年夏天顺利拿到MBA学位。紧接着1985年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三年后一毕业就进入外企并担任管理职位。1993年回国创业前，他还通过公开竞聘，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魁北克首席经济代表。
在国外摸爬滚打多年，王辉耀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了深谙中国国情又受过西方教育，并且懂得国际商务的稀缺人才。2008年，他创办了CCG。同年，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的北京奥运会召开，向世界宣告中国硬实力崛起，中国的软实力也要跟上。王辉耀认为创建智库有助于中国提升软实力。
智库职能的核心在于影响和推动政策，在他的领导下，CCG每年向国家有关部委提交上百份建言献策报告，得到几十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王辉耀也于2015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成为唯一一位来自社会智库的国务院参事；国际舆论场上，王辉耀也频频亮相，回应各方对中国的关注。CCG也连续四年位列全球百强智库，2018年成为唯一入选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
CCG北京总部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句标语，“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而兑现这一使命和宗旨，王辉耀认为国际化人才是核心，而占据全球最多人数的中国留学生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才库。
“中国的留学生还不够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下，中国的留学生还应该到世界更广阔的地方去。”王耀辉说。
杨澜：北京申奥、“日本女孩”和27岁的蜕变
1993年，当王辉耀看到快速变革的中国而选择回国创业时，杨澜正在计划“去看一看一个更大的世界”。
事实上，当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回看1993年时会发现，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却有着必然的联系。
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带起改革开放的新一波浪潮，留学政策也进一步放宽，“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被正式确立为留学海归政策的指导思想；
这一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风靡全国；
这一年，连续三年申请学校、又因筹不够学费而出国受阻的俞敏洪，创建了新东方学校，在34个城市建立了英语学校和其它学习中心；
这一年，杨澜参与了北京第一次申奥。第一次去欧美国家，看到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上对中国的成见，她才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太少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太少了”。
结束这一次申奥之旅，从蒙特卡洛回来后，杨澜一头扎进了留学的申请准备中。在工作之余，杨澜每天捧着一本单词集从A到Z反复背。一年后，她带着大学几乎全优的成绩单和托福将近满分、GRE 2200多分的成绩，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传媒专业。
杨澜的身上有很多标签——主持人、媒体人、企业家、慈善家，还创造了中国电视发展史的多个“第一”。这些成就的取得，或许可以从她在1994-1996年那两年的留学经历中追本溯源。
在哥大时，她就与班上其他同学不一样。杨澜在留学前已经是知名电视节目《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在国内拥有上亿观众。同学不解：“我们读书是为了能够找到这么多观众，你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读书？”杨澜的答案是：“我想更好地服务我的观众。”
当时她就清醒的认识到，传媒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传递和播报，而需要跟自己的受众建立起一种非常深刻的信任关系和情感共鸣。
杨澜渴求在更广阔的传媒世界寻求突破。研究生期间，她一心扑在学习上：在课堂上，她意识到，只是会听还远远不够，要学会提问和表达，“课堂讨论的分数可能影响你的成绩”；在实践中，她认识到，曾经的主持工作只是一个信息的合成者，而真正的传媒人，首先应该学会拿到一手资料……两年的学习当中，杨澜不断的汲取知识、理念和经验，也在与不同国家同学的交流中打破偏见。
杨澜告诉我们，留学期间很多人会把她认成“日本女孩”。因为在同学们眼中，中国的留学生是不太注意穿着的，而杨澜的穿着总是大方得体；不仅如此，在他人眼里，中国的学生只会学习，而杨澜则凭借外向的性格和沟通能力和很多外国同学打成了一片。
毕业前夕，杨澜开始转型做起节目制作人，利用业余时间和留学的便利条件，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52期的《杨澜视线》，首次采访了亨利·基辛格、沃尔特·克朗凯特等名人，推出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由此完成了她从单一电视主持人向节目制作人的成功转型。
接下来，杨澜的人生就如大众所熟知的：回国后加入凤凰卫视，参与了香港回归的高端访谈系列节目，1998年推出大中华区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访谈栏目《杨澜工作室》（后来的《杨澜访谈录》），两年后又创建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人文纪录片频道阳光卫视。这似乎印证了当年她毕业时《纽约时报》的报道预言：“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
随后杨澜又逐步进入企业家、慈善、女性议题等领域，真正朝着她在学生时代立下的誓言前进，“过一个充满冒险的、丰富的一生”。
2015年，杨澜以北京冬奥申委总策法务部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到北京申冬奥的工作中，现场陈述环节更是用流利的英法双语惊艳了全世界。三次参与北京申奥，杨澜感慨良多，她发文表示：这20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是观念的变化。“过去我们渴望得到世界的认可，今天有更大的自信和能力引领改变。”[3]
有意思的是，杨澜的儿子也去了她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学习视觉艺术和艺术史专业。她把这称为“一个新轮回的开始”，不仅是代际之间的轮回，更是时代特征下留学变化的注脚。
这恰好与俞敏洪多年来对留学变化的观察对应。在俞敏洪看来，现在的留学生有三个变化，首先是留学的低龄化趋势凸显，八九十年代主要是本科毕业后去留学，如今出国留学读本科和高中占比最高，分别为55%、21%，“他们为留学做准备就更早”；其次，留学越来越大众化。在2019年留学家庭中，43%来自普通家庭，超过了35%的中层领导和22%的高管。在2015年普通家庭只占29%；另一方面，现在的留学生所学专业更加实用，而且是自己热爱的事情。
高宇同：高中留学、自主创业和“HBS里的中国案例”
易思汇的创始人高宇同是新生代留学生的典型代表。
今年刚满27岁的高宇同，19岁时创办了中国最大的留学缴费平台易思汇，并已完成近亿元B轮融资。此前还获得来自于IDG资本、真格基金、China Equity等多轮总计上亿元的投资。
他的多次创业都是起于留学期间。
2008年，刚升入初三的高宇同，已经开始为一年后出国读高中做准备了。每天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开始学英文、练口语、准备美国高中的入学考试（SAT），一直学到凌晨2点，早上6点再爬起来去上课。
“那一年我真的努力到感动我自己。”
高宇同父母常年在外工作，他从幼儿园开始就住校，初中开始自己租房。决定出国上学这件事，也是他自己拿主意。“当时我爸妈只有一个要求，去美国读高中，必须去一所与我所读的首师大附中创新实验班是同等级别的学校。”
由于备考只有一年，高宇同对入学考试的内容又不熟悉，托福考了10次终于拿到了比较理想的成绩。最终，在一番努力后，高宇同考取了美国中部一所著名的私立寄宿男校，而就是这所学校成为他日后创业路上的“伯乐”。
2009年，高宇同入读美国高中。次年，中国GDP总量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留学潮，让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留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小。
高宇同身边有很多高中就出国读书的朋友和同学。对此他表示，“老一辈留学生是出国求学，把高精尖的技术带回来，现在我们是传递文化，去交流文化的。”
同时高宇同还提到，现在的年轻人去欧美国家留学，在精神面貌上会有新的形象，不会自卑，不会不敢发言，提到祖国就是“我来自中国，我很自豪”。这些年轻人跟国外同学的共同语言更多，交流的内容也不只在学业，还有兴趣爱好等。高宇同就是因在一场高尔夫球赛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对手尊重，并在三个月内凭借网球、游泳等方面的特长获得了不少“铁杆粉丝”。
这种底气和自信，不仅让高宇同在高中成了风云人物，甚至在2013年考入南加州大学后都非常“吃得开”，他担任中国学联主席，组织了各类国际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一部分中国学生了解到更加广泛的世界文化。在校期间也多次尝试自主创业，为日后创办易思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彼时，国内创新创业的风气溢出海外，早就饱受留学生缴费难困扰的高宇同发现了创业机会。在过去，中国学生留学交学费只有通过银行电汇一种方式，杨澜也在我们采访时提到去银行开账户的尴尬，“手续费高、填写内容多、全英文录入，操作非常繁琐”。在这种情况下，易思汇应运而生，它不需要银行的中间环节，直接搭建线上平台，用户最快只需3分钟就能完成在线提交。
目前，易思汇服务已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1300余所院校，2019年新增用户10万余人，覆盖了每年出国15%左右的新生群体。
现在的高宇同仍觉得自己有一股冲劲在身上。由于成功的创业经验，2017年本科毕业后，他被哈佛商学院（简称“HBS”）破格录取，也是在那里他再一次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升。他告诉我们，HBS都是案例教学，这几年40%是中国的企业案例，“而且案例还在不断更新”。
在HBS上了一个学期后，高宇同再次申请休学，回到中国和小伙伴一起创办了埔思学院。每年寒暑假邀请海外在读的中国学联主席回国，食宿全包，带他们到华为、小米、比亚迪、大疆等头部企业参观学习。目前埔思学院已办了六届主席班，影响了1500位学联主席。而他们回到留学所在国，通过举办分享会或创意大赛，给更多留学生带去的影响还在发酵中。
“留学生是传递中国文化最好的种子。”高宇同说。
“出国留学，什么时候都不晚”
2021年11月17日，俞敏洪在位于中关村的新东方办公室，接受了ETS颁发的入选“托福中国40年40人”榜单证书。该榜单表彰了托福进入中国40年来40位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留学生及对促进国际交流和国际教育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
对此，俞敏洪谦虚地表示，“经过托福考试出国留学又回来的优秀留学生远远不止40人，而我没有留学经历，是最不应该被放进去的，更应该选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又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整体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回国。数据显示，1978～2019年度，在656.06万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490.44万人已完成学业，其中有86.28%的人选择完成学业后回国发展[4]。
更重要的是，拥有国际视野的海归发挥的能量非常大。据CCG发布的调查，海归创业集中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在海归创业者中，58.3%拥有个人专利，65.9%从海外带回了技术，绝大多数处于国际先进和国内先进水平。而相对早年迅速复制海外商业模式，近两年的海归技术人才集中在生物制药、AI、新材料等创新创业领域。
俞敏洪认为，从长远来说，留学对于国家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是双向培养人才。留学如今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建立在语言交流之上，又远远超越语言范畴。
“只有留学才能融入当地社会，才会有互相之间的文化认同。”俞敏洪说。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文化和国际眼光的国际化人才。
从王辉耀、杨澜到高宇同，他们身上映射了国人40年出国留学不同年代不同特征的影子，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个社会对留学生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王辉耀说，由于中国发展跨度变大，新的叙事没跟上，造成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越来越多，因此对了解彼此文化的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更多。尤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留学目的地应该更多元。他提倡让更多学生到非洲、南美、大洋洲、中东等地区的国家去留学，中国需要和更多元化的世界融合。
杨澜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科技领域，人文领域的人才同样重要。现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还没有和应有的实力相匹配，这跟缺乏这一领域的人才有关。
年轻的高宇同已经意识到，只要不停地去讲、去说，从各个侧面和国外友人分享国内的变化进展，久而久之总有一天会改变别人的看法。
归根结底，现在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还是非常少，在很多领域他们仍能发挥作用，且大有可为。对留学生来说，出国留学的梦想在什么年龄都能实现，在人生中不同阶段的留学也会从不同的侧面支持国家发展，助力中外文化交流。
当然，俞敏洪自己也没有完全放弃出国学习的打算，“出国留学，什么时候都不晚。等再过几年，希望去两三个国外大学游学一到两年，因为我比较喜欢读书、喜欢写东西，所以去游学的话，应该是可以产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俞敏洪说，这个梦想是一定是要去完成的。
托福和GRE已陪伴中国留学生走过了四十个年头。俞敏洪、王辉耀、杨澜、高宇同他们各自与留学有关的故事，以及在促进国际交流和国际教育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在世界各地学习不同国家的知识，体验不同的文化，并传播中国文化，为增进中外沟通和理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中国下一个一百年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杨蓉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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