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天津
1404年12月23日
(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天津”正式得名,筑城设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618年历史积淀
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
从名人学者到普通百姓
从原住民到外来者
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
他们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
却也因为同在一座城市
而紧紧融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生机勃勃的天津图景
冯骥才: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
冯骥才,1942年出生,著名作家、学者。
我年轻时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后来在塑料厂当工人,干推销员。我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城里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到工厂去跑业务,坐那儿跟人家喝茶、抽烟、聊天。所以我能写《俗世奇人》,我能写《神鞭》,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
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强量,天津人的戏谑,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喜欢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缺点都喜欢,才是真的喜欢。就像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我太热爱这个城市了,太熟悉这个城市了,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
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天津老城。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自费出了《五大道画集》。后来民园体育场要拆,香港商人要在那儿盖一片高楼。我对市里的领导说,民园绝对不能拆。我把道理讲清楚,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建起了“水滴”体育场。我把这件事写到了我的《漩涡里》。
在天津文化工作会议上我提过一条,把天津文化最有优势的项目做出来,比如天津的曲艺,过去有马三立、骆玉笙,现在也很强,天津应该重点抓曲艺,应该建一座曲艺博物馆。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冯骥才的天津》。那一系列还有《沈从文的凤凰》《老舍的北京》《茅盾的乌镇》《王安忆的上海》。我写了一篇序,叫《灵魂的巢》。我说天津是我灵魂的巢,是我的窝,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秋天的风刮过来,我觉得跟别的城市都是不一样的。我的灵魂跟这个城市是相通的。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一个我写的是杨柳青年画。评审非遗的时候我是主任,有人说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东西不足。我说怎么不足?狗不理包子有民间传说,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讲出来,在《俗世奇人》里专门写到了狗不理。这本书里面我写了大量的天津文化,狗不理、相声、曲艺、各种手艺、武术。再有做皇会的档案,我们给天津的十道皇会,每道都做了一本档案调查,档案发布的时候请全国许多专家来天津开会。
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像伦敦、萨尔斯堡、维也纳、布拉格,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在脑子里划了划,五大道,从小白楼过去,把解放北路圈起来,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比如说意大利热那亚的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外国的殖民建筑;日本神户北野异人馆街,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盖了很多洋式小楼。租界是天津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这个城市的特征,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所以没有问题。
蒋子龙:抒写波澜壮阔的工业时代
蒋子龙,1941年出生,著名作家。
我生在河北沧州,1960年从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同年参军,考入海军制图训练学校。复员后,我又回到“天重”,当过厂长办公室秘书、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
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我上学时喜欢读书、写作,工作中感受到“天重”波澜壮阔的辉煌,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感觉自己的创作冲动被激发了出来。那几年我白天忙工作,晚上通宵开夜车,完成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小说。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各地出了很多“乔厂长”。《文汇报》的大标题“欢迎乔厂长上任”,不是小说,是专门写那个工厂的通讯,因为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叫做“乔厂长”。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作报告,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来找我,票上写着“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他说:“蒋子龙同志你说,他怎么是乔厂长?乔厂长是天津的啊!”我收到过沈阳一个护士写来的长信,她说我的小说救了她爸爸一条命。她爸爸是一个厂长,工作上犯错误了,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肯出门。家里人没办法,找来第七期《人民文学》,从门缝塞进去。没过多久,他爸爸拿着杂志出来了,说我有根据了,乔厂长就是这么干的!
转眼几十年过去,我仍在写。我以为一个作家该写几部长篇,是命中注定的事。我还有两部书得写,一部写我的家族,另一部回归工业题材,写关于天津工业的历史小说。不写出来,我觉得欠点儿什么。
我想从北洋练兵开始,写到日本侵华前。我研究过《侯德榜传》,研究过范旭东,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造出来的产品都是顶级,都能拿到国际大奖。那是什么高度、什么境界?我写现代工业题材,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的根儿——百年前的民族工业,能源、造船、造枪、纺织、化工……完成这本书,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才算圆满。这也是一种责任。
孟广禄:小时候在海河边学唱戏
孟广禄,1962年出生,著名京剧艺术家。
小时候我家住河东区郭庄子。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都比较清苦,我母亲没工作,我父亲一个人上班,养活六个儿女。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家没人唱戏。电台总播样板戏,我从小就爱听。4岁时,我爬到炕桌上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一用劲儿,摔下来了。我大姐单位开联欢会,她带我去。我上台就唱,胆子特别大。
长大点儿以后,我总去海河边的广场玩。那儿的戏迷特多,我找一个老大爷,我说您给我唱一段儿《赤桑镇》吧。他唱,我跟他学。回家后我自己练。
我真正的京剧启蒙老师是名票友陶汉祥先生。他是第一个给我说戏的人,他把自己家的录音机借给我,让我能更方便地听戏、学戏。有一年我跟我哥哥在家刷浆,把屋里东西都搬出去了,我学裘盛戎先生的“恨包勉”。因为屋里空,有共鸣音,显得声音特别好听。我哥说,小禄,你嗓子怎么这么好?那时候我就爱上裘派了。
我记得特清楚,1977年夏天,我去考天津戏校。那天下大雨,马路上全是积水,水面上漂着西红柿、茄子、黄瓜、西瓜……因为害怕蹚水激着着凉嗓子坏了,我哥哥就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衣架上,把脚抬起来,盘着车前面的大梁。到戏校以后,我哥哥帮我扎好板带,我上去唱。结果落榜了。
1978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全国要十个人,天津要一个人。我又去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放风筝,邮递员送信来了,有两封孟广禄的信,都是录取通知书,一封是我考上飞行员了,另一封是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爸说,当飞行员得去沈阳,离家更远了,还是去北京吧。从这一年起,我开始正式学戏。
骆巍巍:奶奶骆玉笙是超级美食家
骆玉笙
骆巍巍,1965年出生,金嗓鼓王骆玉笙的孙女。
我奶奶骆玉笙22岁在天津成名后,收入多,特别舍得在吃上花钱。上世纪70年代,我在新华南路小学上学时,我们家被退赔了一批财产,折成现金。不少亲朋好友来借钱,奶奶能借就借。剩下的钱,我爷爷说,咱都吃了吧。从那时起,我们全家每周日都去下馆子。
奶奶爱去辽宁路上的天津烤鸭店。有时她中午想吃烤鸭,就带着我坐9路公交车,到和平路终点站下车,直奔烤鸭店,因为去晚了要等座。点三两烤鸭,一份芙蓉鸡片,一份烧二冬,一碗米饭。吃饱了结账,结账时还得用粮票,一碗米饭要一两粮票。她也爱吃海参、虾仁。但虾仁不总有,为了吃清炒虾仁,还特意去国民饭店的餐厅找熟人预订。
天津烤鸭店对面有一家川苏菜馆,最早叫同和居,是家川菜馆,干烧鱼做得太好了,奶奶爱吃。我小时候嫌那个鱼太辣,不吃。长大后,就连去四川也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干烧鱼。那时常去的还有惠中饭店后面的宏业菜馆、新华路上的和平餐厅。和平餐厅既卖中餐也卖西餐,但他们家的西餐比不上起士林。
起士林是必去的。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在楼上吃正餐。当时起士林还是老师傅主厨,奶油烤鱼归和肝泥、俄式土豆沙拉是我的最爱。不是因为那时肚子里没油水才觉得好吃,是真的好吃。
奶奶常在下午带我去起士林楼下吃冰激凌,每周至少一次。现在回想,那就是下午茶,当年却是对以往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香草味奶油冰激凌两毛钱一个,巧克力冰激凌上面浇着一圈可可汁儿,两毛五。我吃一个奶油冰激凌,奶奶就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我要是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奶奶就要一份3毛钱的水果山德,或者5毛钱的奶油慕斯,吃完就走。在起士林总会遇到一些老人,可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或者也是退赔了财产的。但就算是熟人,彼此也不多说话,最多点点头,感觉他们对一下眼神儿都怕被人议论。可那种非要吃到“毛干爪净”才罢休的心态倒是挺像的。
1980年以后,奶奶常在干部俱乐部开会,如果赶上我放假,她就让我中午提前到餐厅点好菜,等她散了会,菜也做得了,吃完了她继续回去开会。我在那儿吃过一道炸烹虾,后来再也吃不到这种水准的炸烹虾了,可能虾也不一样了。还有一道西餐黄油鸡卷,用鸡胸肉把黄油裹起来,外面再裹一层面包渣炸熟,底下托一个炸好的面包托。一点儿也不腻,每次我都要连面包托一起吃了。这些年吃过的黄油鸡卷都特别腻。
奶奶对吃的要求确实挺高的。无论吃什么,她要是咬下去觉得不好,就一口都不吃,再也不碰了。以前水果少,甜水果更少,买一堆苹果,能有三分之一甜的就不错了。橘子也一样。要是买了甜橘子,一会儿奶奶就都拿她屋里去了。西瓜打开她先看,看着半生不熟的就不吃了,要是看着还行,就问吃的人:“甜吗?”我爷爷说:“填啊,往嘴里填!”她就不吃。“我这嘴就是吸铁石,我吃一口就吃出好坏来了。”奶奶说。我爷爷说:“你这属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谁让奶奶是一个对完美度要求特别高的人呢。
别看奶奶吃得特别精致,但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她也能适应。她吃饭最多八分饱,多好的菜,也从不暴饮暴食。良好的身体条件,保证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她说:“我年轻的时候穿过、戴过,什么都见过。到现在这把年纪都无所谓了,但只有一样,一定要吃好。吃好了身体才能好,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
马小川:爷爷马三立一辈子都在琢磨包袱
马三立
马小川,1981年出生,马三立之孙。
爷爷对每次演出都特别重视。演出前,他会花很长时间思考表演哪个段子。因为他知道,之前的段子观众都太熟悉了。说老活,观众肯定也会鼓掌,但那不是他想要的;说新活,总觉得包袱雕琢得还不够,现场未必能火,观众未必会乐。就因为这个,爷爷推掉了很多演出,留下时间在家琢磨包袱。像《挠挠》《写信》《查卫生》《考学》等很多单口相声,都是经过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才打磨出来的。
那时我跟爷爷同住一室,我在里屋写作业,他在外面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什么。我走过去喊一声:“爷爷!”他用手揉了揉眼睛,说:“背词儿了,《十点钟开始》里面的那个贯口。这些段子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会。”还有很多他曾经说过的段子,像《似曾相识的人》《开粥厂》《卖挂票》,他几乎每天都在重温,每天都在脑子里给观众“演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写下来,就连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咳嗽、哪里重复,他都标记出来。
爷爷爱看话剧。他总说,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比相声要复杂。相声演员是本色出演,演的是自己,但话剧演员演的是别人,这是最难的。在我小的时候,北京人艺的那些艺术家们经常来我家看望我爷爷。尤其于是之先生,他跟我爷爷的交情很深。爷爷最喜欢看他演的《茶馆》,对于是之先生非常敬佩,于是之先生也很欣赏我爷爷的相声。我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他们都聊了些什么,也听不明白,看他们就像两位老神仙一样,一胖一瘦,坐在那儿说话。
有一次我跟爷爷看电视。电视里有两个演员表演相声,逗哏演员上来第一句就是,“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爷爷让我把电视关上。我还纳闷儿,怎么不听了?爷爷说:“人家问他了吗?这话听着就不符合逻辑,这是教科书式的表演。”我听完爷爷的话恍然大悟,突然觉得这相声里的门道真是太深、太细致了。
爷爷年轻时在万全小学、汇文中学一直成绩都不错,他的理想是做个读书人,但由于家境原因,被迫辍学改说了相声。他并不埋怨什么,既然干了这行,就好好干。从跟哥哥马桂元学艺开始,他给自己立下了“四非”的人生格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行不可,非好不可。”一辈子都在恪守这句话。
花五宝:天津的老园子我都唱过
花五宝,本名张淑筠,1923年出生,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
我出身贫苦,自幼过继给孀居的姑母抚养。姑母身边还有一个养女,叫张淑文,艺名花四宝,在南市的书馆里唱梅花大鼓挣钱养家,十几岁唱出了名,被报界评选为“梅花歌后”。我常跟四姐跑场子,听她唱,也听她的唱片。四姐嫁人后,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卖艺养家。
我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邱玉山,一位是卢成科。他们也都曾教过我四姐。那时候,天津表演曲艺的园子特别多,电影院放电影中间休息,也加一场曲艺。我签约的仁昌电台每天有10个小时都在播放曲艺类节目,我每天都去电台实况直播,还要赶五个剧场,差不多唱九段。天津的曲艺园子,没有我没上过的。我能有幸跟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荣剑尘、常澍田、常宝堃这些曲艺名角一块儿同场演出,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从1986年开始,我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任教。学生想跟我学,我听听嗓子不错,就行。我头一批徒弟是籍薇、安颖、杨云三个。要是从我们“花派”来说,我继承花四宝,算第一代传人,我的徒弟是第二代传人。我希望我的徒弟不但要继承,还要把梅花大鼓发展下去。我是传艺不卖艺,我不卖关子,梅花大鼓艺术能够代代传承,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徒弟杨菲现在收了好多十来岁的小学生,梅花大鼓“花派”已经有第三代传人了。
2015年,我92岁,天津市曲艺团为我办了一场从艺80周年纪念演出,地点在中国大戏院。我说我还能唱吗?我在家试了试,还行!但是我腿疼得走不了路,演出前先去医院打封闭针。到演出时大幕一拉开,台底下座无虚席,我就跟腿不疼了似的,到台上一打鼓,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好!那天演出的效果挺好,有记者来采访,问我怎么那么多人喜欢您呢?我就说,观众好啊!
杨少华:走到哪儿都树人缘
杨少华,1932年出生,著名相声演员。
我生在北京,小时候常溜进常连安掌穴的启明茶社听相声,想干这行,自己找辙,进了旁边的明园茶社做杂工、干检场。常宝霆比我大三岁,是他给我开的蒙,教我说《六口人》《反七口》。19岁时我来天津,进钢厂当钳工。常家也落户天津,我又和常宝霆这拨说相声的凑一块儿了。
说相声容易,一迈腿就进来了,出可出不去了。只是会说不行,得能说到一定程度。唱戏、唱歌有伴奏,说相声没有,全凭一张嘴,要把你兜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得有这能耐才行啊。
我最崇拜梅兰芳先生。梅先生来天津演出,观众排队买不上票。我能找到梅先生,买第一排第二排的票,拿到票以后,到外面高价卖给别人。不是我贪心,是因为家里孩子多,只能想尽办法赚钱。有一回演出,下大雪,很多人在剧场外面围着,没票。梅先生说,让大家都进来吧,都不容易。我心里特别热乎,觉得梅先生真仁慈啊。做人就得跟这样的学。后来我跟梅葆玖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干这行,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就走不到今天了。说句良心话,老一垡儿说相声的,都花过杨少华的钱。我给钱都没人知道,一拉手递过去,绝不大张旗鼓给人家钱。干嘛要说呢?我是真疼说相声的,不容易。我绝不巴结上头,我巴结底下的人。你知道哪块儿云彩下雨?人家有好包袱,你用了,你得记住人家的好。你看我软弱无能,可是我跟别人交往,我不占人家便宜,我有骨气。
这几年我自己个儿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火,人缘怎么这么好。到外地一聊天,天津那老头儿,杨少华,好些人都知道。我是不是走运了?我这辈子还了不得了?出门打车,司机不要钱;去饭馆吃饭,别的桌的人过来说他给买单了。遇到这样的事我坚决不答应。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不会,大伙儿把我捧得这么高,我是一个穷根儿出身。我常说一句话,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人得做善事,跟谁都客客气气,走到哪儿都得树人缘。说句我内心话,如果我这样做人,绝对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如果我天天横眉冷对,不行。
“嘛钱不钱的,乐和乐和得了!”这句话是杨议说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你有金山,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我比较随意,乐和乐和得了,但好像杨议不这样想。他买了好多古玩,我说你买这些干嘛?他说,您不知道?我给社会作贡献。杨议一直说,“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用的都是相声理论,台词是相声的台词,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他这个思维,给天津的相声,甚至于给天津的平民老百姓留下了一条根儿。
天下霸唱 “大耍儿”如同“大侠”
天下霸唱,1978年出生,本名张牧野,著名畅销书作家。
我在天津老城里的胡同长大,天津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有独特的民风民俗,对我影响颇深。我特别喜欢听评书,比如《岳飞传》《明英烈》《三侠五义》《雍正剑侠图》《聊斋》《封神榜》。也听过不少“野书”,很多奇案、奇事被说书先生们编撰成书,在路边给大伙儿讲,靠此谋生。我的《河神》《火神》《崔老道捉妖》《窦占龙憋宝》等作品,都与老天津卫密不可分,故事的线索大多来自于民间。
《大耍儿》是我第一次写当代天津的故事,时间定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这部书时,我常想起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老城里,那里街道颠簸不平,胡同七拐八绕,大杂院里堆满各式杂物,墙上贴着黑乎乎的煤饼子,厚棉被底下蒙着绿油油的大白菜,各家屋顶上都插着鱼骨一般的电视天线,鸽子飞过去时,响起一阵阵悠扬的哨声……数不清的老街旧邻,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随着老城被推平各奔他方。我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想让比我岁数小的朋友们对那段岁月、那座老城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和认识。
从我内心来说,天津卫的大耍儿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好脸儿好面儿,不欺软不怕硬,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尊老爱幼。造型必须得到位,一顶毛色巨好的羊剪绒帽子,一身将校呢衔服,一件将校呢大衣,在当年难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但人家讲的是规矩、闯的是人物字号,做事有板有眼,绝不胡作非为。这也是老天津卫水旱码头延续下来的处世方式,不仅为大耍儿定了型,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老天津人。
过去的胡同大杂院里那些男女老少,平常大大咧咧,叽叽喳喳,不拘小节,口中张家长李家短,但遇上不平之事,真没有几个孬种,绝对会仗义出手,因为他们内在里都是古道热肠,这就是咱身边天津老百姓最淳朴、简单、善良的生存哲学。
《大耍儿》里面很多街道地名、饭馆小吃摊,乃至医院、学校、工厂、电影院、车站、胡同、居民楼,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有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但年轻人也多听老辈人讲过,所以比较接地气儿,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我常想,说书先生为什么能吸引听众?就是因为他有很多自己的零碎儿,肚子里有货,能把故事掰开揉碎地讲出来。假如忽略了这些细节,读者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共鸣了。
高峰:我是天津茶馆相声的老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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