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笃学求真一脉传

1937年的天津工商学院本科大楼正面

私立津沽大学时期的校门

今日河北大学

记者 刘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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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前身是1921年创办于天津的天津工商大学，曾在教育界享有“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之誉。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它就因人才荟萃，凭借过硬的办学质量而居天津各高等院校之首。

它六度更名，一度迁校，历经近百年风雨历程，已发展成为一所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分别共建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从难产到勃兴

一所发源于津门的燕赵名校

在今天的河北大学校史馆内，保存着一份特殊的建校方案：“本校目的是使中国人开始学习欧洲各种科学，以培养工商业、军事、航运等专家，使他们能用欧洲文化与欧洲人往来；课程以学习法语为主，辅以英语、德语等选修……训育、庶务、中文教授可由中国人担任。”

“一所高校的发展，是传承与创新的过程。这份早在1885年拟定的建校方案，基本奠定了后来河北大学前身——天津工商大学的办学格局。当年这套建校方案的制定者，恐怕很难设想，这所在他们心目中‘以扩大法国影响为第一’的教会学校，在历经近百年风雨历程之后，会发展成一所文理兼备、学研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校长傅广生告诉记者。

事实上，经过教会内部旷日持久的争执博弈以及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众多历史事件之后，直到1921年，法国耶稣会士才得以按照30多年前拟定的这套建校方案，在天津马场道创办了我国北方第一所天主教大学——天津工商大学。

由于招生严格，学校第一期只招收了51名学生。“当时考试科目分为工科和商科。”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吕志毅告诉记者，当时考试科目包括国文、公民、英文（笔试和口试）、几何、数学、史地、物理、化学等等。

“以‘实事求是’为校训的工商大学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在教学中一直重视培养学生的自立精神和任事能力。”吕志毅说，早在办学之初，学校就注重联系实际启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与主动性，并极其重视实践，积极组织工厂参观、假期实习、统计图表、打字练习等课外教学活动，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学校也尤其重视配备齐全的实验设备。“早在1929年，学校就购置了大型地震仪一台，这在当时全国大专院校绝无仅有，因而蜚声学坛。”吕志毅说。

十九世纪一波三折的“难产”，并没有影响这所新建高校的勃兴。到1928年学校首届本科生毕业时，天津工商大学已初具规模，成为华北地区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1933年是学校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8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学校正式立案，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校内各种规章之厘定、行政组织之更易以及课程之设置，均开始依照中国政府规定办理，本科招生名额得以扩大。”吕志毅表示。

也正是从1933年9月，学校开始招收夜读班，扩大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面，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界成为一个创举。

“到1943年7月，刘迺仁担任工商学院院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具有了管理这所学校的权力，工商学院也由此进入了蓬勃发展期。”吕志毅说。

彼时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伪占领，华北地区的名校如清华、北大、南开等纷纷南迁。“刘迺仁抓住这一时机，利用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使工商学院逐渐中国化，一方面大量吸纳专家学者，使学校得以快速发展，许多知名学者相继来校任教。”吕志毅告诉记者，当时的工商学院人才济济，居天津各高校之首。

“这一时期，学校加大系科建设力度，达到了3院10系的规模。”吕志毅说，1948年10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天津工商学院更名为私立津沽大学。

1948年冬，解放军进抵天津，11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在天津的高校南迁。“时任校长的刘迺仁却接受中共地下党员的建议，取消了学校南迁计划，公开表示津沽大学留在天津。”河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秋山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津沽大学的发展进入了崭新时期。”张秋山说，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津沽大学改为国立，任命著名物理学家张国藩教授为校长。此时，津沽大学已经扩大为工学院、商学院、师范学院3院13系，教师增至192人，在校学生达到1253人。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行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急需大量人才。”张秋山告诉记者，国家决定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院校进行重组改造。

1952年春，为贯彻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和中央教育部对天津市三所大学院系调整问题的决定，天津市成立天津、南开、津沽三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是年8月，津沽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为基础，天津教师学院并入津沽大学，改建为天津师范学院。

1958年，天津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到1960年，河北省委决定，将天津师范大学改建为省属综合性多学科的重点大学，并更名为河北大学。

从硬件到人才

综合大学实至名归

早年在天津工商大学院内，曾建有著名的北疆博物院，这就是后来的天津自然博物馆。这座以研究黄河、白河两大流域的农矿地质及动植物为特色的专门科学研究机构，与工商大学互通互补，当时在世界上影响都很大。

“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大学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比肩并立于北国津城。这里的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工商大学的学生，也成为现在河北大学学术精神的根脉。”吕志毅表示。

天津工商大学第二任校长是法籍著名学者裴百纳，为推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上世纪30年代，他专门到欧美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考察，为学校采购来大量世界领先的教学仪器与设备，并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高校管理办法，招聘来一批著名学者、教授到学校任教。

“抗战爆发后，京津许多大学南迁或解散，天津工商学院却因地处租界而得以保全。在这种情势下，转入工商学院的学生日渐增多。”吕志毅说，这一时期，京津两地不少著名学者转入工商学院任教，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南开大学的袁贤能、工程技术界的王华棠、陈炎仲、阎子亨、谭真等。

“1952年院系调整后，由津沽大学改建的天津师范学院一度只剩下了普通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条件十分简陋。”张秋山对记者说，面对困境，河大人始终没有放弃奋斗，著名学者顾随、雷石榆、裴学海、马沣、胡毅等先后来校任教。到1958年升格为天津师范大学时，不仅已划入全省5所重点大学行列，学校也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较有声望的师范院校之一。

“1960年，学校成为综合性多学科的重点大学，时任校党委书记戈华认为，学科建设是学校发展的根本，而学科的发展必须有赖于名教授的支撑。他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张秋山说，许多老一辈河大人至今还记得，1962年戈华带队到北京进行的“大招贤”。“他们从中国科学院、中直机关和各重点大学，引进了吴振球、梁家昌、朱自熙、孟宪域等一批人才。”

彼时的河北大学人才济济。教育系有刘文修、滕大春、胡士襄、张述祖等八大教授，中文系有顾随、张弓、雷石榆、魏际昌等八大教授，物理系有马沣、吴振球、朱自熙，生物系有林子明、卢开运，化学系有沈宏康、傅承光，历史系有漆侠、王仁忱、傅尚文、李光璧，数学系有杨从仁，外语系有胡毅、徐忠杰，哲学系有章一之等全国知名教授。

“这时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张秋山说，王所安教授编著的《脊椎动物学》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全国通用教材。我国最早的装有电子平衡式自动记录器的模拟电子计算机、400万伏静电加速器等，也都首先在这里研制成功。

从实事求是到笃学诚行

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学校始终坚持科学立校的理念，创办不久后即将‘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校训。”吕志毅告诉记者，河北大学多年践行校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到80周年校庆时，在秉承原校训的基础上确定了新校训：“实事求是 笃学诚行”。

“这一校训中蕴含着河大人不懈追求的强校梦想。”河北大学党委书记郭健告诉记者，即便是经历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学校工学、商学两科划归他校，1970年迁址保定后师资流失44%、实验仪器设备折损过半等困难，河大人依然能面对现实，开拓进取，埋首奋进。改革开放后，河北大学创立了河北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出了河北第一位中科院院士。

“实事求是是学术精神，笃学诚行指科学态度，‘博学、求真、惟恒、创新’则是河大的校风精神，这些一脉相承的治学精神使河北大学走出了一条学研结合的道路。在这里，名家教授照样野外授课，院士博导坚持带病校书，几十年来，校训精神已经融入了河大人的血脉之中。”河北大学党委常委杨立海说。

早在1938年，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高镜莹就曾到该校任教。在担任土木系主任期间，他亲自编写教材，首次为土木系增设定静结构工程、流体力学、土木学、水利工程学等新学科，使该校土木系名蜚华北。

“高镜莹在教学中就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每每以具体工程为实例加以印证，加深学生理解力。”杨立海告诉记者，为开阔学生视野、增强实际工作的能力，高镜莹当年亲自主持学习班，以研究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为专题，专门派教授带队，利用暑期组织学生进行测量实习，包括导线、水准、地形测量，夜间观星和制图，从外业到内业一整套作业。“这样的实践活动，至今为河大人津津乐道。”

而1999年来河北大学任教的宋大祥，为河大人所深深铭记，也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省自己培养出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

“2006年9月，宋大祥因罹患胃癌住进北京301医院，随时有昏迷的可能，却一直坚持在病床上校改书稿。其中《河北动物志·甲壳卷》一书600多页，宋大祥在病榻上三易其稿，常会为了用哪个图版效果更好之类的细节斟酌再三。”郭健动情地说，正是这些河大人用智慧、心血甚至生命凝结出的精神，使“实事求是 笃学诚行”的治学精神在河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从51人到30万人

桃李满天下

“从最早入学的51名学生开始，近一个世纪以来，河北大学先后为国家培养了30多万名优秀毕业生。”郭健告诉记者，如今，河北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分布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祖国大江南北及世界各地，其中不少人成为某些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

从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到全国“十大女杰”、中科院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郄秀书，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第一副行长梁小庭到美国加州大学夫勒顿分校终身教授赵和平，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声瑞到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白燕升……一代又一代的河大人在各自的领域创新争先。

“河北大学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历程，不管面对任何挫折或困难，这里的师生都始终热爱这所大学，都一心想把它建成国内一流大学，成为一所名校。这是一个梦，我们始终想圆这个梦。”郭健说。

如今，河北大学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分别共建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河北省唯一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高校，在国家高等教育布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特殊的区域地位。在我省最新启动的“双一流”建设中，河北大学也成为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一层次高校，同时，该校的化学、光学工程和中国语言文学3个学科获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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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大历史上的特色院系

河北大学院系众多，其中历史系和中文系自从创立以来，一直为人瞩目。

河大历史系诞生于1945年，始称史地系，侯仁之出任首届系主任。

“当时聘请了齐思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众多未随校内迁的著名教授也纷纷来系任教，使史地系迅速发展壮大。”河大历史学院教授吕志毅说，直到1953年，史地系才分为了历史系和地理系。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系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即在全校名列前茅，涌现出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专家教授。

“这其中有李光璧在明清史方面的研究，漆侠在宋史方面的研究，王仁忱、傅尚文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钱君晔、李鼎芳在农民战争史方面的研究等，他们也都发表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

吕志毅告诉记者，虽然时光流转，但河大历史系当年的学术传统至今依然得以保持。近20年来，院系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涌现了黎仁凯、池子华、刘敬忠、杨瑛、张树森等新一代历史学人。

相较于历史系，创始于1943年的河大中文系，则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

“当时，为了壮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系里聘请了诸如李奎耀、侯仁之、朱星等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教授学者执教。”河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秋山告诉记者，当时每年寄发招生简章不计其数，报名者络绎不绝。

从新中国成立直至1977年，中文系得到迅速发展，先后聘任、调入了顾随、裴学海、雷石榆等一批专家学者任教。“当时中文系著名学者云集一时，在河北大学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秋山说。

“从那时起，河大中文系始终保持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教学上颇有建树，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造诣不浅。”吕志毅介绍，其中詹瑛在《文心雕龙》、李白研究领域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魏际昌教授在古代散文研究领域，韩文佑教授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王振华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等，均取得显著成绩。

文/刘冰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