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轻松掌握控制话语权的两大利器

控制话语权的两大利器：框架和隐喻

框架的力量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基础课上讲框架时，总是先让学生做一个练习。练习内容是这样的：别想大象！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想大象。我还从来没发现有学生能做到这件事情。每一个词都跟“大象”这个词一样唤起了框架，而框架又涉及一种形象或者其他类型的知识：大象体格庞大，有蒲扇般的大耳朵、长长的鼻子，马戏团里有大象，等等。这个词的定义与该框架相关联。每当我们否定框架，也就唤起了框架。

尼克松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发现了这一点。水门事件期间，尼克松承受着辞职的压力，在电视上向公众发表演说。他站在所有人面前说：“我不是骗子。”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是个骗子。这给了我们一条有关框架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你在和对方争论时，切莫使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确立了一个框架，但那绝不会是你想要的框架。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自从乔治·W.布什进驻白宫那天起，白宫里就开始传出“税收缓解”（tax relief）⁽²⁾的说法。自此以后，这种说法几乎天天都会重复，介绍小布什政策的媒体会用它，然后它慢慢地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甚至一些自由派人士也开始用它。

你想想“缓解”这个词确立的框架吧。要有“缓解”，就必然有痛苦，也就必然有承受痛苦的一方和消除痛苦的人，而消除痛苦的人就成了英雄。如果有人想要阻挡英雄，那这个人就成了阻挡“缓解”的恶棍。

一旦“税收”这个词后面加上了“缓解”，就得到了一个带有隐喻意味的结果：税收是一种痛苦。带走痛苦的人是英雄，阻止他的人是坏蛋。这就是框架，由“痛苦”和“英雄”这类概念构成。唤起这一框架的语言出自白宫，进入了新闻通稿，进入了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很快，连《纽约时报》也用起“税收缓解”的说法来了。它不仅出现在福克斯电视台（Fox），还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它出现在每一家媒体，因为它是“总统的税收缓解计划”。很快，民主党人也用起了“税收缓解”这种说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一做法效果显著。我们看到，进步派采用了保守派的税收观点，推出了一套“针对中产阶级税收缓解”的计划。进步派接受了保守派的框架。保守派设下了一个陷阱：他们的用词把你扯进了他们的世界观。

这就是框架的作用，让语言吻合你的世界观。它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观念，语言则承载、唤起这些观念。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保守派建立框架的例子，来自乔治·W.布什于2005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国情咨文里有句话用了一个了不起的隐喻。小布什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举手请准（permission slip）。”“举手请准”是怎么回事？他可以简单地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谁批准（permission）”。但说“举手请准”，意思就不一样了。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你什么时候需要举手请准？什么人需要举手请准？人们会向谁“举手请准”？最后，想一想这几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想理解当代的政治话语，这些都是你需要思考的问题。趁着你正在思考，我再给你提几个其他的问题。

我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就缘于自问的一个问题。那是在1994年的秋天，我正在看竞选演讲，读共和党的“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我问自己：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一定是彼此相关的吗？如果你是保守派，你对堕胎的立场跟你对税收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跟你对环境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外交政策呢？这些立场是怎样彼此融合的？反对枪支管制和支持侵权法改革有什么关系？这种联系的意义在哪里？我搞不明白。我对自己说，共和党可真是些怪人，他们的主张合在一起居然没有意义。但突然之间，我冒出了一个尴尬的念头。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上，我都跟保守派持相反立场。那么，我对各项议题的立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我同样搞不明白。对于一个从事认知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人来说，这简直尴尬透顶。

隐喻的力量

最终，答案还是浮出了水面。它来自一个完全意外的地方——家庭价值观研究。我曾问自己，为什么保守派这么爱谈家庭价值观？为什么有些价值观算是“家庭价值观”，有些就不算？为什么他们的候选人在总统竞选、议员竞选等活动中，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受到核扩散和气候变暖的威胁，却要大谈特谈家庭价值观呢？

此时，我想起我有个学生在几年前写了一篇论文，揭示出人们都喜欢把“国”隐喻为“家”。例如，美国有“开国之父”，有“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³⁾，人们会说“送儿子们”上战场。这样的隐喻很自然，因为我们通常会从家庭与社区等小群体的角度，去理解国家等大型社会群体。

既然隐喻把“国”和“家”联系到了一起，我进而提出下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认识，那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来自对家庭的两种不同认识呢？

我回过头去研究了一番，把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不同立场做了分析。我说：“让我们把它们放进方向相反的隐喻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把对国家的两种不同观点放进去，结果弹出了两套不同的家庭模型：严父式家庭（strict father family）和抚养式家庭（nurturant parent family）。我想你应该知道保守派和进步派各自对应哪个。

我第一次这么思考的时候，正好有人要我去语言学大会做个演讲，于是我打算谈谈自己的这项发现。听众里有两个人既是语言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散会之后，他们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说的这个家庭的严父式模型，它很接近实质，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会帮你把细节理清楚。不过，你应该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一下。你读过杜布森的书吗？”

我问：“谁？”

“詹姆士·杜布森（James Dobson）。”

我问：“他是谁？”

“你是在开玩笑吧。他的节目在美国3 000多家广播电台上播出呢。”

我说：“呃……至少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上没有他吧。我从没听说过他。”

他们笑说：“嗯……大概是因为你住在伯克利⁽⁴⁾吧。”

“我该去哪儿……呃，他写东西吗？”

“噢，”他们说，“写啊！他的书卖了几百万本，他最经典的作品叫《勇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

我的朋友们的建议是对的。我听从他们的指点，来到本地的书店，在那儿我发现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着：严父式模型的一切细节。杜布森在当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拥有价值一两亿美元的生意，在美国各地的报纸上都设有专栏，读者众多。他甚至还有专属的邮政编码，因为写信订购他的书和小册子的人太多了。他教人怎样利用严父式模型养育孩子，并且深刻地理解这与右翼政治、福音派信仰、自由放任经济、新保守派对外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严父式家庭模型

严父式模型始于一整套的假设：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且永远如此，因为外面有魔鬼。世界也很难对付，因为竞争激烈，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错与对都是绝对的。孩子生下来就不好，因为他们只想做自己感觉好的事情，而不愿意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把他们改造好。这样的世界需要强大而严厉的父亲，他能够：

■　在危险的世界里保护家人。

■　在危险的世界里赡养家人。

■　教孩子们明辨是非。

孩子需要做的则是服从，因为严厉的父亲是明辨是非的道德权威。严父式模型进一步假设，教孩子服从（也就是明辨是非）的唯一途径，就是他们一做错事，就给予惩罚，痛苦的惩罚。这包括狠揍孩子，一些保守派的育儿专家甚至建议用棍棒或皮带打孩子的屁股。有些学者建议家长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这么做，但是杜布森算比较开明，他在书里写道：“打15个月或18个月以下婴儿的屁股，是不可取的。”

体罚背后的理由如下：孩子做了错事之后，如果他们受了体罚，就能学会不再这么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培养起自律精神，不再做错事，以后会变得更顺从，行为更道德。如果不体罚做错事的人，世界就会下地狱，再也不会有道德可言。

这种内在的自律精神还有一个辅助作用：它是在竞争激烈的苦难世界里获取成功的必需品。也就是说，如果人有纪律，在这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上追求自我利益，他们就会变得成功、独立。就这样，严父式模型把道德与成功挂起了钩。讲究道德，实现成功，靠的是同一种自律精神。两者的连接点是个体责任和追求自我利益。有了机会、个体责任和纪律，追求自我利益应该能够促使你成功。

杜布森很清楚严父世界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纽带是追求自我利益的道德，也是亚当·斯密的资本观的另一版本。亚当·斯密说，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被无形之手推至最大化。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在帮助所有人。

这又与把福祉视为财富的常见隐喻相关。比方说，如果我帮了你的忙，你会说“我欠你一份人情”或者“我亏欠了你”。帮别人做好事在隐喻中就像是给了别人钱，因此他“欠”了你，而且会问“我要怎样才能‘还’你的情”。

把这个隐喻应用到亚当·斯密的“自然法则”当中，就是如果人人都追求自我利益，那么靠着无形之手和自然，所有人的自我利益都将实现最大化。这也就是说，追求自我利益符合道德，而不这么做的人则有一个外号，叫作“空想改良家”（do-gooder）。空想改良家想要帮助别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还挡了那些追求自我利益者的道。因此，空想改良家搞坏了体制。

在这个模型中，“好人”也有定义。一个“好人”、一个道德的人，就是自律、顺从合法权威、明辨是非、知道对错、追求自我利益以实现成功和独立的人。好孩子长大以后就要成为这样的人。坏孩子不学习自律，不能依道德行事，不做正确的事，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自律来实现成功。他们不能照顾自己，因此变得依赖他人。

好孩子长大以后，要么学会自律、走向成功，要么就始终学不会。从这时开始，严父绝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

从政治上来看，这就转换成了不要政府插手。想想这一切对社会福利项目意味着什么。把不是一个人赚来的东西给他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但没培养起自律精神，还滋生了依赖性。这套理论认为，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因为它们养成了人的依赖性。那么，严父式模型对预算有什么看法呢？假设国会里有许多进步派人士认为社会福利项目应该存在，而你则认为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你会怎样阻止那些不道德的人呢？

在严父框架下，这一切变得十分简单。你要做的就是用减税来奖励好人，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因为成功表明他们有纪律、讲道德，而且你还要多多减税，这样政府就没钱留给社会福利项目了。从这套逻辑来看，赤字是一件好事。正如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所说的，赤字“饿死了野兽”。

举个例子，由于共和党人既不答应削减税收漏洞，也不答应提高税收来为之买单，于是2013年的全面削减政府项目“预算扣押”（sequester）得以实施。以下内容来自2013年2月20日《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削减预算的例子：

■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削减16亿美元。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削减约3.03亿美元。

■　启蒙计划（Head Start）：削减4亿多美元，将5.7万名儿童踢出该项目。

■　联邦应急管理局救灾预算：削减9.28亿美元。

■　公共住房支持：削减约17.4亿美元。

■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削减2.09亿美元。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削减8.96亿美元。

■　特殊教育：削减8.27亿美元。

■　美国能源部用于保护核发电站的项目：削减9.03亿美元。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削减约3.61亿美元。

■　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削减6.65亿美元。

■　全球健康项目：削减4.11亿美元。

■　核管理委员会：削减5 300万美元。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削减7 400万美元。

■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削减300万美元。

■　美国国会图书馆：削减3 000万美元。

■　专利和商标局：削减1.48亿美元。

保守派认为这是在削减“浪费性开支”，也就是在暂停“糟糕”的社会福利项目。

保守派反对一切政府管制行为吗？也不尽然。他们不反对军队，不反对国土安全部，不反对减税，不反对税收漏洞，不反对企业补贴，不反对保守的最高法院。政府有许多方面，他们都真心地喜欢，比如他们不反对政府对行业进行补贴。补贴企业、奖励好人（也就是这些企业的投资者）很好，完全没问题。

但保守派反对扶持和照顾。他们反对照顾普通人的社会福利项目，如儿童早期教育、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提高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错的，并试图从道义基础上将其消除。许多自由派人士认为他们是卑鄙、贪婪的疯子，实际情况比这可怕得多——保守派是真心相信这一套的。他们相信这是道德的，并且在全美各地都有支持者。持严父道德立场、认为其适用于政治的人，会相信这是正确的国家治理之道。

我们再花一分钟来想想这对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假设你是一个道德权威，你会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你会问他们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吗？当然不，你告诉他们就好了。父亲说什么，孩子就做什么，不准顶嘴。这种沟通是单向的。在白宫也一样，总统不会问你的意见，他说了算。倘若你是能明辨是非的道德权威，同时又拥有权力，那你就会使用它；如果你放弃了自己的道德权威，反而不道德了。

映射到外交政策上，就是你不能放弃主权。保守派认为，美国身为全世界最好、最强大的国家和道德权威，不应该去问其他任何人想要做什么，而应该直接动用军事力量。

这种信念连同它的一整套隐喻，长久以来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班上，流传着一个通俗的隐喻，叫作“理性行为者”。它是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反过来说，它本身又承载着另一重隐喻：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因此，所谓的“无赖国家”“友好国家”“敌对国家”的说法才会出现。此外，国家利益的说法也是基于这个隐喻产生的。

在这一套世界观里，本着你的自身利益行事是什么意思呢？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你按照有利于你自身健康和强壮的方式行事。既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那么出于同样的道理，国家健康（经济健康，有着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又强壮（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一件好事。在一个国家里不见得人人都健康，但每一家公司都应该健康，而整个国家则应该有很多钱。整套概念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自身利益呢？这就是整套概念下外交政策的主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行为者的隐喻认为，每一个行为者、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违背自我利益行事是不理性的。因此，人人都采取行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是理性。接着，再根据国家就是人的隐喻（“友好国家”“无赖国家”“敌对国家”等）说明，世界上既有成年国家，也有儿童国家。成年国家就是工业化的国家，儿童国家则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儿童国家都是落后的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如果你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就告诉孩子们怎样发展，告诉他们应该遵守怎样的规则，如果他们做错了事，你就施以惩罚，比如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操作。

联合国里都是些什么人？联合国里大多数成员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它们都是隐喻意义上的儿童。现在让我们回到国情咨文上面。美国应该在征求联合国的许可之后再入侵伊拉克吗？成年人是不需要举手请准的！“举手请准”这个说法本身就把你放回了小学或中学的背景下，你需要向成年人举手请准去上厕所。如果你是老师或校长，你是执掌权力的人，你是道德权威，就不需要举手请准，相反，其他人需要请求你的许可。2005年国情咨文里“举手请准”的深意就在这里。听众里的每一名保守派人士都立刻听出了话中的弦外之音。

通过四个强大的字眼——举手请准，小布什为其他国家做了成人—儿童的隐喻。他说：“我们是成年人。”他采用了严父世界观。无须强调解释，这根本就是自动诱发的，保守派们一贯喜欢这么做。

最后还要谈到保守派的道德等级观念。正如我们所见，在保守派看来，富人和那些能照顾好自己的人，比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更有道德。但更大范围内的道德优越感，是保守派思想的核心。其基本观念是，道德高尚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你怎么知道谁更有道德呢？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里，有道德者排在前头。保守派的等级顺序是这样的：上帝高于人类，人类高于自然，成年人高于儿童，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我们”的国家高于其他国家。这些就是普遍的保守派价值观。

因此，在美国南方各州，不听话的孩子可能会被学校老师用棍子“敲打”；有意堕胎的女性必须忍受尴尬的医疗流程，还得通知她的丈夫和父亲；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投票权遭到剥夺。简而言之，道德等级是文化战争中隐含的一部分。

抚养式家庭模型

现在，让我来谈谈进步人士对道德的理解以及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体系。它同样源自一种家庭模型，我称之为“抚养式家庭模型”。严父世界观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认为父亲是一家之主。抚养式家长的世界观则是性别中立、不分男女的。

父母双方对抚养孩子负有同等的责任。这里的假设是，孩子天生善良，之后还能变得更好。世界可以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是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双亲的工作是抚养自己的孩子，再让孩子们去抚养下一代。

“抚养”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三件事：共情；承担起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不只为自己，也要为家人、社群、国家和世界做到最好的承诺。如果你有孩子，就必须知道每一声啼哭意味着什么。你必须知道，孩子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需要换尿布了，什么时候做噩梦了。你必须好好照顾这个孩子，因为你有抚养他的责任。由于你不照顾好自己就没法照顾别人，因此你必须对自己有足够的照料，才能照顾孩子。

这一切并非易事，凡是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这很难。你必须坚强，必须努力工作，必须非常能干，必须懂很多。

此外，共情、承担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为所有人做到最好的承诺，这三者背后还直接跟形形色色的其他价值观挂钩。

首先，如果你能跟孩子产生共情，你就会保护他。这在政治上也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你希望保护孩子免受什么东西的折磨？犯罪和毒品必在其列。你还想让孩子不搭乘没有安全带的汽车，不抽烟，不吃到含有有毒添加剂的食品。因此，进步派政治重视保护环境、保护工人、保护消费者、保护人们免受各种疾病的折磨。这些都是进步派人士希望政府对本国公民施以的保护。但对恐怖袭击这一议题，自由派和进步派人士不太擅长从保护的角度谈论它。保护是进步派道德体系的一部分，但尚未得到足够清晰的阐述。对于“9·11”事件，进步派人士也没有准备出一整套说法。这很遗憾，因为抚养式家长和进步派人士都很看重保护，它是我们的道德体系的一部分。

其次，如果你能跟孩子产生共情，你会希望孩子生活圆满，做个幸福的人。如果你本身是个不幸福的人，就绝不希望别人比你更幸福。因此，做个幸福、生活圆满的人是你的道德责任。此外，教育孩子做个幸福、生活圆满的人，让他希望别人也都幸福快乐，也是你的道德责任。这是抚养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照料别人的共同前提。

最后，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抚养价值观：

■　如果你希望孩子生活圆满，就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寻求圆满的生活。因此，自由是一种价值观。

■　如果没有机会，没有成功，你就无法拥有太多的自由。因此，机会和成功是进步派的价值观。

■　如果你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就会希望自己和其他人都能公平地对待孩子。因此，公平是一种价值观。

■　如果你和孩子联系紧密，能和孩子心意相通，你们就能拥有开放的双向沟通。于是，坦诚交流也成了一种价值观。

■　你住在社区里，社区会影响你的孩子的成长。因此，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一个社区内的合作开始变得有价值。

■　要有合作，你必须有信任；要有信任，你必须有诚实、开放的双向沟通。信任、诚实和开放的沟通，是进步派对社区、对家庭的基本价值观。

这些都是抚养式家长的价值观，也是进步派人士的价值观。身为进步派人士，你们都有这些价值观。你也知道自己有，因为你认可它们。每一项开明进步的政治项目，多多少少都是以这些价值观为基础的。这也是进步派人士的含义所在。

进步派人士分为几种类型。以认知科学家（着眼点放在思维模型上）的观点来看，总共有六种不同的进步派，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型。他们都持有进步派价值观，但彼此之间又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

■　社会经济进步派认为，一切问题都与金钱和阶级相关。因此，所有的解决方案最终都是经济和社会阶级的解决方案。

■　身份政治进步派认为，受压迫的群体应该得到自己理应享受的一份利益。

■　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考角度是地球的可持续性、地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保护原住民。而且，他们认为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项重大的道德挑战，在它面前，所有其他议题都相形见绌。

■　公民自由进步派希望保护自由，反对自由受到威胁。

■　精神进步派是披着宗教或精神外衣的抚养者，他们的精神体验来自与他人及世界的联系，他们的精神实践就是为他人、为社区服务。

■　反独裁进步派说，世界上有各种站不住脚的权威，我们必须与之对抗，不管对方是大企业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有这六种人都持有抚养式家长道德。但问题在于，许多拥有上述思维模型之一的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模型只是某种普遍模型的一种特例，并未看出各类进步派人士的共性。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思维模型才是进步派的唯一出路。这很遗憾，它阻碍了持有进步派价值观的人走到一起。进步派必须绕过这些狭隘的想法，因为他们的对立面早已这么做了——茶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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