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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琴声何来
1. 以美育代宗教
1915年初，上海，那时“洋节”元旦刚过去不久，距旧历新年尚有些时日，但十里洋场，年味已经渐浓。黄浦江畔，在一幢墙漆已脱的半旧写字间内，一群人围坐桌旁交头低语，气氛庄重严肃，但与会者的脸上显露着坚定的憧憬。屋内灯火昏黄，窗外的冬天铅云惨淡。
这是《科学》杂志的创刊时的场景。当时在场者有九位，他们都是庚子赔款留学的青年学生。那是一战爆发的第二年，这些青年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此时聚于上海，讨论国际时势，商论救国方案。因感于“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他们决定创办杂志，醒世救国。
而奇怪的是，在《科学》这本自然科学总论类的杂志里，却刊印着一篇钢琴乐谱：《和平进行曲》。
它的作者，是《科学》杂志的创刊者之一，赵元任先生。这首曲子，是他在美留学期间创作的。也许当时的赵元任并没有意识到，《和平进行曲》的刊印，会被百余年后的后人视为“中国钢琴音乐”诞生的标志。
《科学》创刊不久，《新青年》杂志应声而起，同在上海。1917年，国民政府教务总长兼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于《新青年》刊文，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呼吁“专尚陶养感情之术”，他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可“培育国民性格”，进而塑造“新一代国人”。
国外大炮射得远，车也开的快，国外的文化艺术，难道也比我们优秀？—— 这是新文化运动后新闻报刊的讨论热点。
蔡元培、鲁迅、萧伯纳等在宋庆龄家中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那一代知识精英们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总而言之，东方百事不如西方。
由此，伴随着西方文化艺术的大范围流入，伴随着“以美育代宗教”的呼声，中国钢琴教育就这样跌跌撞撞开始了。
2. “学了一门技术，恨了一门艺术”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钢琴教育情况如何？
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钢琴教育”，回车键按下，这是2019年1月16日一条比较显眼的有数据的新闻：
“目前城市幼儿园学琴比例达 60 %以上，中国琴童总数达 3000 万，并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
——中国音乐学会
在微信内搜索出的新闻则质感迥异，看标题就知道：
“孩子我为什么送你学音乐，真相刺痛无数父母”、“种一棵树的最好时间是现在，xx岁学琴从来不晚”、“xxx的高贵气质养成之路”、“底蕴素养成绩能力，一个都不能少”。
然后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钢琴陪练”四个字，我们会看到一堆和钢琴陪练类似的软件，种类之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学琴，这种曾经居于庙堂之上的“美育”，如今似乎已经触手可及，方便到让人晕眩。不仅线下琴行多了，线上教育更是遍地开花。这种现象背后，是中国早已成群的琴童以及日益繁多的钢琴考试。
真的“美育”了吗？其实关于钢琴教育的负面新闻也不少：
“学了一门技术，恨了一门艺术”，曾经，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教授这样评价中国学琴的状况。
——纽约时报
赵元任那一代人，恐怕做梦也想象不到这种情景。钢琴教育从顶尖精英阶层扩展到寻常中产家庭，这个过程，用了一百余年的时间。我们的教育诉求，也从“美育代宗教”逐渐发展至“素质教育”，而如今，关于“素质教育”的争论又起。
这百年来，钢琴教育在我国经历了什么？
02、艰难起步
1. 利玛窦
《续文献通考》记载：“明万历28年，西洋人利玛窦来献其音乐。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
明万历28年，也就是公元1600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漂洋过海几万里，来到中国。他向明朝皇帝献了无数异域的宝贝，其中就有当时欧洲正风行的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又叫“楔槌键琴”或“小键琴”。
而利玛窦，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钢琴教师，他作为一个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一部分就是传教。维基百科上说，利玛窦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这就是那时钢琴教育在我国传播的源动力：传教士希望借助音乐来敲开中国的文化大门。
但那时候，我天朝上国物博地大，钢琴来虽来了，宫廷中并没几个人对它感兴趣儿。直到明清年间，随着传教士逐渐增多，钢琴教学才在上层人士中逐渐展开。可这时候的钢琴，被长期保存在王宫中，琴音绕不过宫廷大院，普通民众更难听到钢琴演奏。
所以当时，钢琴并未对中国传统的音乐“市场”产生多大影响。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国门大开，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激增，钢琴这时才进入普通民众的视线。他们在中国大量兴办学校，音乐伴奏，唱歌跳舞，都用钢琴。而那时教授钢琴的人，许多也都是传教士。虽然他们的水平不高，但传教热情不减，在他们热热闹闹锲而不舍的演奏中，钢琴这个新奇玩意儿，就这样在我国一部分人群中流传开了。
2. 李叔同
1905，清朝末年，几次变法革新失败之后，官员自救开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于是在湖北钢王张之洞牵头下，《钦定学堂章程》——这部新式教育规章被制定了出来，从此，教授西学的学校在我国越来越多，而钢琴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一部分，也在全国各地慢慢展开。
同是1905年，上海码头，一位长须光头的年轻人拎包与家人挥手告别。这艘船前往日本，他在东京美术高等学校音乐专业经过五年苦读后，听闻民国政府成立，就又即刻动身回到了祖国。
1912年，他去了天津工业学校，担任音乐教师，教授钢琴演奏、作曲等一系列音乐课程。他和“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友梅先生一样，是最早一批从事钢琴教学工作的中国人，我们上下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批本土钢琴音乐师资，就是出自他们门下。
他在中国音乐教育行业中了7年，1918年，他剃度为僧。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他的这首《送别》，相信很多人都耳闻过。
他是李叔同。
李叔同，又名弘一法师
据说，李叔同的课堂严格至极，每次上课前，他都会给学生讲上一堆西洋乐器的知识。在钢琴教学方面，李叔同提出的“宁可生，不可滑，生可以练，滑则很难医””这句练琴准则，至今仍可以在各大幼儿培训琴行中听到。
3. 中国第一家“课外钢琴培训机构”
但是，那时候在中国钢琴教育中有大影响的人，主要还是来自西方。他们中最有名的，要数意大利人梅·帕契。
让我们看看这位老兄都做了什么：
中国最早的钢琴演奏会，由他举办。1921年时，他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支管弦乐队，并亲自担任指挥长达20多年。这个乐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上海交响乐团。
图片来源：Stanford libraries，乐队成立合影
他为20世纪初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音乐家，在他亲自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我们肯定都听说过：傅聪。
傅聪后来的老师周广仁，她也曾师从于梅·帕契
上海交响乐团成立后，中国观众参加音乐会的人数几乎每次都会增加。几年后梅·帕契对一位记者说：“我完全相信中国音乐的未来。中国人有音乐才能，我也很自豪能够教一些非常有才华的学生。”
Mario Paci与意大利驻华大使Francesco Maria de Tagliani，1939
梅·帕契继承了车尔尼、李斯特的教学方法，非常重视手指的独立性训练，这种“高抬指”式的钢琴演奏特点，至今仍可以在各大琴行的教学中见着痕迹。
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的钢琴教育其实是完全西化的，这种文化层面的西学流入，在1919新文化运动后达到了新的高峰。在这段历史中，外籍人士的演出，比如梅·帕契；教会学校的音乐推广，比如上海中西书院；出国学生与知识分子的介绍，比如李叔同和赵元任——这些都促进了我国钢琴教育的发展。
自此，中国一些音乐家就开始接触西方理论，并结合传统音乐的一些素材进行创作了。他们出的曲子，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钢琴教育素材。
图片来源：Stanford libraries，上海市交响乐团与中国独奏家和合唱团合作，于1941年4月演出贝多芬第9交响曲，第四乐章 - “欢乐颂”
4. 中国第一所近代音乐教育机构
1927年，中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音乐教育机构。
1928年5月30日 蔡元培先生为国立音乐院院刊题词并撰写发刊词
后来，它的名字被改成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国第一个钢琴系就开在这儿。自那时起，西方钢琴艺术就在中国正式落地扎根了。
1936年4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庆祝创办人蔡元培院长70正寿摄影纪念
梅·帕契、萧友梅、李叔同以及他们的学生，就是我国钢琴教育第一代主力军。名师出高徒，高徒的徒弟再高一点——此时，我国钢琴教育可以说全部由名师授课。但总的来说，我国的钢琴教育在此阶段质量虽高，名师虽多，但钢琴教学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对于钢琴，大部分群众都只处于“听说过”的状态。
有两点原因。一是没人愿学。军阀混战，活命都难，别说上学，即使有学上，人民也普遍倾向学数化生物，好混饭吃，还可以造飞机大炮原子弹保卫国家。
二是老师少。那时在国内，几乎没有本土私人钢琴培训机构，梅·帕契的钢琴班，带出的学生数量也有限。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之后，1940年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国立音乐院，但上海原国立音乐学院的大批老师已飘零九州各地，钢琴教育的师资严重匮乏。
重庆，国立音乐院，那个时期最著名的音乐学府，也是当今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
03、建国后的百转千折
1. 师从苏联
抗战结束，内战打完，新中国成立。这时的钢琴教育，才终于迎来它第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许多现在知名的音乐学校，就在那时成立，比如中央、沈阳、广州、西安音乐学院。在许多高等师范大学中，也开设了音乐系。这些学校学生毕业后，又去到全国各地大小城市，师资一点点增长，我国的的钢琴教育由上向下渗透。我国第一套自己的音乐教材——《成年人钢琴初步教程》、《中学钢琴初步教程》，也是在这时期编撰。
当时冷战，中国被西方全面封锁，但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在音乐教育方面还是有许多国家给予了中国帮助。傅聪当时留学于肖邦的故乡——波兰；苏联也派了许多老师来到中国教授音乐。兄弟国家的援助，加上政府的扶持，我国的钢琴教育体系总算是慢慢成型了。
1958年春和苏联专家克拉夫琴科在中央音乐学院(天津）开双钢琴音乐会
李民锋、史大正、刘诗昆等著名音乐家，都于这段时间成长起来。
刘诗昆
2. 曲折探索
说起文艺教育，文革在我国是个绕不开的时期。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国文艺发展进入完全政治化的阶段，文艺成了宣传工具。
上海音乐学院样板戏演出大合影
杨韵琳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硕士生导师，她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时是1963年，1966年时候，她正上初三。
据她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西方作品不能弹，中国作品几乎弹完了，唯有样板戏《红灯记》和《黄河》可以练。”
3. “理想主义文青时代”的钢琴热
但历史总在向前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文艺创作重获新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一股学钢琴的风潮吹便我国大江南北，其程度之热前所未有。在这种现象背后，无政策引导也无资本加热，而学钢琴本身，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付出和金钱投入。
为什么那时候大家对钢琴学习如此热情？
那时候火遍大江南北、现在仍流行的外国音乐家，理查德.克莱德曼。1985年，由天津音像出版社发行的《命运》专辑封面
因为八十年代，是一个注定属于“理想主义文艺青年”的时代。这个原因，在现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有点荒唐，但事实的确如此。
让我们审视下“钢琴热”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国走向了崭新的发展道路。然而，改革开放并非一蹴而就，直到1993年11月14日政府颁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体制才被正式确立起来。在文革与彻底的市场经济之间的这段间隙里，全民性的“红色革命理想”逐渐消退，而国外的文化新思潮也先于资本一步涌入国内，所以整个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氛围都相对单纯。
那个时代的人，活在市场经济与红色理想之间的细小夹缝之中，热切寻找着他们在文革十年中匮乏的精神食粮。
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这时已经提高了很多，而且在经历文革十年的单调“样板戏”之后，大家对新的文学艺术空前渴望。现在很多文艺青年都会怀念八十年代，因为听说那时候的社会“文化场”，似乎是为热爱哲学文艺的人们所主导，那时人人会弹琴做诗，畅想未来，尼采、萨特和昆德拉天天有人谈论。
八十年代新华书店抢书
但这种“举国上下谈文艺”的现象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现代人的一种历史错觉罢了。因为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得字，并不是人人都会“谈”。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2.372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5％，其中农村文盲占91％，40岁以上文盲2.1853亿人。
不识字，如何谈文学艺术？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欣赏绘画作品需要纸质媒介，文盲率偏高又阻碍了文学的传播，而音乐作为一门有着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听觉艺术，它超越了民族语言的束缚。当时音乐教育的发展条件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钢琴作为“来自国外的乐器之王”，这时自然受到大众的追捧热爱。从文学中得不到滋养，没关系，我们还有钢琴。整个八十年代，钢琴声流出键盘，流到人们心里。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虽昙花一现，但它注定会被后人缅怀，这种缅怀将持续不断，因为在那短短几年里产生并延续至今的“钢琴热”，作为前挨文革，后接市场经济时代的那个理想主义时期的产物，可以说为我国现代“素质教育”洒下了第一层土壤。
当时距离赵元任先生刊谱已经过去七十余年，当时的大学生们弹琴写诗读小说，而大学外钢琴教育市场春雷涌动。
04、初兴的机遇，混乱的市场
1. 国产钢琴品牌兴起
八十年代过去了，在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的同一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那是1993年2月13日。《纲要》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
《纲要》中“素质”一词被多次提及，并提出了全面提高学生四个方面素质的要求。对于钢琴教培乃至整个艺术教育行业的发展，辛亥革命之后，自国民政府教务总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以来，这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收到来自官方政府的支持号召。
从八十年代起，业余钢琴培训机构就在我国各个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发后，这些教培机构更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各地出现。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军的广东省，钢琴教培行业首先在这里兴起。在这个阶段，中国最大规模的钢琴生产商“珠江”钢琴厂开始飞速发展。
图片来源：珠江钢琴品牌故事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平
珠江钢琴厂制造的钢琴，使中国制造的钢琴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全国第一次业余的钢琴考级和比赛，也都在广东发生。
图片来源：珠江钢琴品牌故事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平
那时的人们想学钢琴，可以去两个地方，一是政府主持的少年宫之类的机构，二是私人公司办的琴行。当时在珠江一带，比较有名的琴行主要有柏斯琴行、通利琴行以及珠江琴行。无独有偶，这三家琴行最开始的业务，都是钢琴生产。
但有需求就有市场，时代大势下，这几家原本“做钢琴”的公司，陆陆续续都展开了“教钢琴”的业务。
市场经济下的钢琴教育，终于开始了。一个市场发展的初期总是艰难的，“钢琴热”虽已经出现，可是它在我国还远未实现“普及”。钢琴在大多普通民众眼里，仍还是个有距离感的东西。即使在那时候较发达的城市里，人们想学琴，首先就面对着这几个老大难问题：不识谱、没人教、难度大、价格高。可以说，这时的琴，仍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
然而改革开放在不断深化，全面市场经济体制即将到来。资本的流入使各个行业飞速发展，文教行业也不例外，专门生产和销售商品化艺术的产业正在中国一步步诞生，随着这种文化工业体系的建设，“钢琴教培”马上就要随着资本流通而渗透进大众的生活，人们的教育方式、理念也正在悄然被资本塑造。
2. 废琴，乱行
经过文革十年摧残，中国所剩的钢琴人才已经不多。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钢琴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琴童的数量也逐渐来到世界首位。
这时，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来了：学生多，老师少——怎么办？
需求强劲而供给不足，于是只有放宽条件，对老师进行扩招。而扩招的后果，就是一些不懂钢琴教学的社会 (兼职 )人员涌入了这个行业。钢琴教育伴随着市场经济进入千家万户，但质量却参差不齐。最能反应这种现象的，就是全国各地证件不完善的小琴行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