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1日，香港九龙红磡，香港理工大学地铁口直通校园。（视觉中国/图）
陈宜会一直记得几个月前的那个午后。粤语和英文混杂的机场广播，繁体中文与英文混杂的指示牌，夏日阳光刺眼，空调冷得哆嗦，室外却炙热又潮湿，她拖着两个大行李箱寻找的士站，到达朋友的住处时已经疲惫不堪。
一切熟悉又陌生，带有不适感。那是2022年8月21日，陈宜第一次到香港，准备攻读香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陈宜本科毕业于集美大学。疫情发生三年以来，像她这样来到香港读研的内地生越来越多，成为显著现象。2022年11月上旬，香港多所高校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申请人数上升的趋势。以香港城市大学为例，每年最多提供5000个授课式研究生课程（M.A.）名额，而在2022/23学年，已收到超过56000份内地生的申请，几乎是两年前的三倍。（相关报道详见《“港校申请大军”：18万人申请某大学系误读，但的确变难了》）
除了学校QS排名高、国际化的教育氛围之外，由于香港的授课型硕士仅需一年时间，不少学生将之视为高性价比、最短时间提升学历的方式。
不过，即便最初为了“刷”学历而来，但一些人还是从这段经历中获得意外的收获，而不仅仅是“打完卡”回内地“上岸”。有人在这里学习真正独立生活，有人在不同的教育环境下变得更为自信，甚至有人决定主动延长学制。
挣脱应试思维
总体数据显示，香港在读研究生群体中内地生占比相当高。以香港大学为例，在2019-2020学年共有13395名硕士生，其中国际生6810人，占硕士生总数约51%；而内地学生有5485人，在国际生中占比约80%。
这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反向留学”的环境，内地生适应起来几无压力。陈宜到香港半年，老师和朋友们都来自内地，除了日常上课和课程展示，英语应用最多的场景是取外卖，因为外卖员有不少来自东南亚国家。
具体到学习，需要适应的是与内地不同的培养机制。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孙冬梅曾比较两地教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她发现，香港高校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为了学生自身能力的提高，内地高校则是为了培养为社会服务的研究型人才；香港高校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内地高校注重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此外，香港高校在设置学科专业上比较自由，学校可以根据学校自身、社会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变化，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的设置。
学生对这些差异深有体会。李歆然2021年6月从厦门理工大学交互设计专业毕业，研究生专业是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与创意实践，读研期间就有不少实践和课外活动，“教授会组织看展，针对性地讲解作品，还会带我们参加一些艺术活动”。
李歆然印象最深的是一门观察某艺术机构授课的课程，这个艺术机构在一所中学教授传统的手工和艺术文化。课程要求学生发掘艺术机构在授课及运营中的优缺点并提供改进建议，李歆然每周从沙田到十多公里外的葵青旁听，之后小组讨论总结。结课时，他们针对艺术机构的课程设计制作了艺术鉴赏手册。
这门课难度很大，作为小组长，既需要和课程老师交流，还需要与艺术机构协商，加上每周的小组会议，这些多方协调和琐碎的流程一度让她焦头烂额。但结课之后，李歆然收获不少，“不仅仅是作品的成就感”，还意识到自己也具备这样的能力。
2021年9月27日，李歆然所在专业的教授带着同学参加大馆艺术展的开幕式，展览名称为“街角巧现”。 （受访者/图）
艾琳也有相似的感受。她本科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读传媒专业，2021年8月底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文化研究专业。和本科偏理论性的课程相比，她觉得香港的课程安排有更多实践机会，比如拍摄纪录片和剧情片。
第一次尝试拍摄纪录片是在2021年9月，刚入学的她对一切都很陌生，但课程设置循序渐进，帮助她一点点克服恐惧。“拍成片之前，老师会让我们先练习拍环境，掌握一点基础知识，再去拍群像。”碰了几次壁后，艾琳慢慢适应，不再害怕被拒绝。
她的纪录片主人公是一位西门子前高管。一开始，艾琳觉得采访很难深入，对方“看着非常光鲜，似乎找不到他和普通人相似的地方，或是弱点”。
后来，拍摄小组偶然得知他患有惊恐症，就以征集写信的方式，虚构了三个患有惊恐症的孩子提问，“想让他和我们更亲近一点”。最后，对方讲述了自己的疾病经历，也敞开了心扉。
除了注重实践，由于学制短、时间有限，香港的硕士课程安排紧凑。陈宜体验过三个小时的一节课，“全程英文轰炸”。她刚开始试图用翻译软件实时转换成中文，试了两次后发现准确率并不高，于是开始强制自己认真听讲，先抓能听懂的部分，听不懂的术语立即查。机械专业课程里计算比较多，很多知识点可以依靠图片和公式理解。虽然仍做不到百分百听懂，但课程理解已经基本没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得以与更多元的教育环境碰撞。在艾琳的班上，有工作数年后重返校园的同学，其中有腾讯的高管，而她的纪录片的主人公也是在退休之后一直坚持学习，修了18个学位。这些都带来很大的冲击，“我希望等自己能够独立在社会打拼后，可以不忘初心，记得自己有个导演梦”。
2022年3月，艾琳和同学们在港中文校园里拍摄剧情片。（受访者/图）
“上不上岸？”继续“拉扯”
在身边几乎所有人都“上岸”的背景下，多元文化环境的确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
陈宜在本科时就很想出去看看，认为“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地方”。但疫情之后，她发现周围所有人都去“上岸”了。
“上岸”，在当下的语境里，指考研和考公。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74万。2023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3.7万人，近260万人报名过审，报录比约为70∶1。
陈宜去香港读研的初衷原本也是“上岸”。父母对她的安排是一年之后尽快回家，考个事业编。真正到香港后，她却发现，自己似乎还有其他选择。
一年制的授课式研究生并不需要选导师，直到2022年9月开始上课，其中一门课程有个小组项目，要求为残障人士做产品设计。陈宜所在的小组设计了用于出行的辅助装备，这门课程有趣且具人文关怀，她由此萌生了读博的想法。于是她阅读了授课老师的文献，并约了时间做文献汇报，表达自己的想法。
“新鲜感”也很吸引这个本科四年基本没参加比赛或科研项目的女生。2022年10月中旬，陈宜终于下定决心，忐忑地给导师发出邮件，申请对方当自己的导师。幸运的是，导师就是那位授课老师。
按照原计划，陈宜本将在2023年5月毕业。为了找工作，同年级的同学多在抵达香港一个月后就开始准备秋招。陈宜想多留一会儿，原本被认为是高性价比刷学历的一年学制，这时显得过分局促，“这样的节奏太快，跟没来过一样”。于是，授课型硕士所规定的十门课程之外，她又加选了论文，将学制由一年延长为两年，并为此努力说服了父母。
是否读博仍是未知数，她只是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探索一下自己的可能性，“即使最后不能读博，肯定还是有收获”。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港校内地留学生中，陈宜其实是个例外。更多的现实情况是，看过不同的选择，有了更清晰的目标和自我认知，更多人依然要面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
艾琳回到了北京。2022年6月毕业之际，导师曾给她介绍香港的工作，收入尚可，生活节奏也很合适，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回家。
她也曾非常抵触“上岸”，并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还曾和父母打过包票一定不会选择这条路。但回到北京，朋友和同学不是当老师，就是考公务员，她也感到微妙的变化，被卷入其中。她如今心仪的是某央媒新媒体中心的编导岗位，仿佛能暂时达成稳定与兴趣之间的平衡。
和艾琳一样的学生是大多数。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2021年有37087名内地学生获批到港就读，而在2022年上半年，这个数字便达到了24822人，全年人数将突破4万。通过对内地赴港读研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约六成人会返回内地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陈宜、李歆然、艾琳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实习生 赵寒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