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席勒：肝胆相照的友谊是怎样炼成的
友谊是件需要不断修补的奢侈品，维持一段友谊是如此之难，以至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根本指望不上朋友两肋插刀的帮助，不得不单打独斗，面对世界上的各种挑战，孤独一世仿佛是我们很多人的宿命，同气连枝、同声相应的爱人或朋友如镜花水月般不可得，正应了那句古语：“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相知相得的“灵魂伴侣”真的那么稀缺吗？可不可以找出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范本作为镜子，让我们对照检省一下自己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或是错失了什么？这个范本现在有了，就是《歌德席勒文学书简》中所展现的两位大诗人之间的友谊。
《歌德席勒文学书简》，歌德、席勒 著，张荣昌、张玉书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1年11月
两人最初交流的障碍
歌德、席勒这对德意志文坛上最为绚烂夺目的双子星，在为期十年的交往岁月里缔结下的深厚友情，堪称人间友谊的范本，一直以来广为世人称道。而直接见证这段光辉友谊的最佳文献材料，莫过于二人之间的来往书信。作为顶级文学家的歌德更是坦言：“书简是一个人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百年来，伟大人物都高度珍视自己的书信、日记这些私密的文字记录，哪怕在乱世的动荡岁月里，也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可能完整保留。
在这本书的《译后记》部分，译者之一的张玉书先生参考了大量传记资料，详细陈述了两位诗人从相识到相知，从互相排斥到互相欣赏，直到后来互相砥砺、精诚合作，进而把德国古典文学推向高峰的全过程。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这两位大诗人的旷世友谊并不是浪漫传奇中常见的“相见恨晚”，“倾盖如旧”，而是充满曲折和痛苦的双向嬗变，尤其是比歌德年轻十岁的席勒，更是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坎坷蜕变，才在思想和灵魂上跟上了歌德高迈的步武。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席勒与歌德最初交流的障碍何在。
歌德（左）与席勒。两人均为德语文学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剧作家。
1791年初，即巴士底狱风暴后的第三年，结识歌德的前三年，席勒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性命不保，极有可能他思想深处的危机加重了他的病情——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幻灭和康德哲学无法解决的分裂问题，使这位年轻诗人对人类幸福的美好幻想和改良世界的计划随之破灭，迫使他重新反思、寻找哲学上能够牢固立足的根基；只有把破碎不堪的哲学基本盘从头改造一遍，才有望在艺术领域收拾旧山河，开创一片新天地。
法国大革命在爆发之初确确实实震撼了当时德国众多的思想者，“自由”“平等”“博爱”的动人口号对他们产生了无可抵挡的吸引力。然而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善于思考的德国人惊骇地发现，以暴力手段为底色的革命非但不能实现一个更好的秩序，相反，只能导致彻底的混乱无秩序；革命不可能创造真正的公序良俗的社会，只能放纵人的原始兽性，造成无法弥合的巨大破坏。对于歌德、席勒、荷尔德林这样的大诗人来说，要实现他们心中的崇高目标，革命根本就不是一件称手的工具。
作为康德的私淑弟子，席勒早年所构想的理想蓝图是建立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思想发展日趋成熟，康德学说的缺陷让席勒越来越感到不能满足。康德哲学把世界分为现象和物自体，并声称：人只能跟现象打交道，不能跟物自体打交道，物自体不可想象。无可否认，康德哲学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成功解决了经验论、唯理论长久以来争吵不休、悬而未决的“知识是否可能”的问题，但也留下了重大隐患，也就是分裂：康德一面信誓旦旦地坚持世界秩序不可少，一面又反复强调终极目的不可知。在康德看来，真理在遥不可及的彼岸，人类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好好利用上帝赋予我们的理性能力、道德自由和反思判断力，对真理进行一种预示与期待。说到底，人跟世界是隔开的，只能自己跟自己玩，在沉浸式体验中用无需怀疑的知识构造一个体系世界，最后把自己封闭在里面，这让我们想起一个成语：作茧自缚。整个操作又好比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吹牛男爵明希豪森，骑在马上揪着自己的头发连人带马地从沼泽地里拔出来。
当然我们不能说，法国大革命进程中所暴露出的手段与目的的分裂，以及德国庸俗的市民社会里随处可见的分裂是康德的责任，但是康德哲学毕竟分有了这两者共同的缺陷。分裂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惨痛代价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对此康德哲学并没有自愈的能力，就像荷尔德林在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里哀叹的那样：“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民族能像德国人这般撕裂。你能看见手工业工人，可是你看不见人；你能看见从事思想的人，可是你看不见人；你能看见教士，可是你看不见人；你能看见主人和仆人、年轻人和有教养的人，可是你看不见人——好比你来到一片战场，眼见碎裂的手掌、残臂、断肢狼藉地散落了一地，生命的鲜血四下流淌，染红了砂砾……”读者须知，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还处在资本主义文明刚刚起步的阶段，机器大工业还要再等七八十年，分裂之害正不知伊于胡底！
席勒坚定地相信，恢复和保持人的完整和自由是天经地义之理，人类的共同生活配得上统一的总体性，而康德哲学在这一点显得不究竟，不完满，尤其是古代文化中让人们的生活蓬勃发展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此前的康德像一颗恒星一样为席勒提供光和热，而他本人像一颗行星围绕着康德已经运转了多年，现在这颗恒星的光热枯竭了，他必须挣脱这颗星球的引力，重新寻觅一片适合他的星丛。
1788年，在与歌德正式会晤之后，席勒马上意识到他生命中取代康德的那颗恒星已经出现。此时的歌德刚从为期一年的意大利之旅返回不久，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作危机，思想上全面拥抱古典，先席勒一步完成了精神的质变。他的内心已经完全向外部世界敞开。成熟后的歌德比起年轻时代显得更为精力充沛，创造力旺盛，能够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严肃的文学创作以及自然科学研究之间游刃有余地切换，并且每一件事情都完成得很出色，是令所有人称道的“千面艺术家”。尤其令席勒感到耳目一新的是，歌德所理解的自然是一种通透饱满、元气淋漓的生命，就像他在《浮士德》中写下的诗句：
你如能了解到群星的天路，
体会到自然的教谕，
你的灵力就会从胸中醒来，
如同精灵与精灵的对谈。
歌德对明快、富有生气之事物的喜好和向往，最终使他达到了精神与自然合一的境界，生命同时向着自然和精神打开，而且真理就在当下，无需外求。假如歌德懂得中文，有机会读到禅宗里“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的偈语，一定会由衷地击节赞叹。相比之下，康德的观念方式就太生硬太僵化了，按照他的学说，人跟自然、跟生命的源泉都是隔着的，人就是一个纯然的主体，用人为建构的知识一厢情愿地给作为客体的自然立法，强行要求整个自然服从人类知性的安排与调度——康德本人大概永远不会领会歌德说的“神韵葱茏”（Lebensfülle）是什么含义。
席勒向歌德靠近
读者诸君从张玉书先生的导读文章里可以了解到，席勒与歌德的初次会面双方其实都不太愉快，席勒虽然决意要挣脱康德哲学，但思想惯性的力量依然存在，与新生事物的第一次碰撞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排异作用表现得特别强烈，席勒在事后写给亦师亦友的克内贝尔的信中说：
“昨天歌德来看望我们，话题很快转到了康德。有趣的是，他读过的一切，都被他披上了他自己特色的外衣，然后令人惊讶地归还原主；然而我并不想跟他争论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东西。他完全缺少那种皈依某个方向的那种衷心的态度，在他看来，市面上所有的哲学都太过主观，于是一切说服的努力和争论立刻打住了。而他的哲学我也并不十分喜欢：他过多从感性世界拾取思想，而我是从灵魂那里得来我的哲学。总的来说，他的观念方式太感性……”
这次的沟通看起来很失败，两人一个坚守自然的王国，一个断然不肯放弃理念的阵地。尽管如此，席勒还是清晰地感觉到，面前这位兄长是一位行走在高处的灵魂，是一个完整而高贵的人；而歌德也并不急于马上解决所有纷争，他已经习惯了被太多人误解，这些年来他的思想日益精进，往昔的好友们因为不理解他纷纷与他渐行渐远，而眼前这位后生明显是个出色的人，在精神上还是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高度的，他相信，两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即便有争吵也无损于我俩结成的共同体，你我其实都不孤独。”
至于两个人之间分歧的实质，歌德作为年长者看得更清楚一些：一直以来席勒在思辨领域里辛苦耕耘、希望从理论上解决的难题，其实都能够在对古典文化的深入沉潜中，在诗歌艺术的创作实践中一一去化解。问题的全部关键只在于：席勒能否突破康德的主客二元论，超越康德一辈子未能摆脱的用知识构造世界、把握世界的沉浸式态度。这个问题实在非同小可，牵涉到精神的品质，以及人对待自然的方式和态度。一旦突围成功，就无异于精神上的涅槃重生，若不能实现此突破，就只能步康德后尘，精神被降低为知性，对自然无感，自然充其量是一堆“死气的质料”——等待人以主人的姿态去征服去奴役。先行一步的歌德站在真理的峰顶，俯瞰着徘徊在半山腰的席勒，耐心地等候他奋力登顶与自己同行。
作为成年人，要想改造积习多年而形成的基本知识框架是极其痛苦的，并且免不了在原有思维定式的惯性作用下本能地自我维护，抗拒新思想。但席勒做到了。他在艰苦的哲学探索中开始犹犹豫豫地离开康德，一点一点向歌德挪近。1793年发表的《优美与尊严》中，他对“优美”的定义是“自由的游戏”，对“尊严”的定义是“对人的力量的伦理性的节制”，主张二者合一。然而书中对“真实尊严”与“虚妄尊严”的区分依然没有摆脱对象性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第二年他与歌德正式订交，这一年发表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本书中已经不见过去那种粗糙的感性和僵化的精神，感性生命与精神、与整个世界获得了和谐，在此过程中，对美的塑造和欣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接下来的1795/96年发表了《论素朴诗与伤感诗》，我们只需要摘录书中的一句话就足以看出，席勒彻底告别了康德，跟歌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的战友：“优美配得上人，人配得上崇高、自由和幸福（den reinen Dämon），因为我们被规定了：在我们整个的感性范围之内，按照精神的律令之书去行动，所以崇高能和优美走到一起，帮助我们达到完整的总体性。”
《审美教育书简》，[德]弗里德里希·席勒 著，冯至、范大灿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
“双向奔赴”，彼此获益
本书的正文开始于1794年6月，席勒邀请歌德给《季节女神》杂志供稿的书信（也是席勒写给歌德的第一封信），可以想见，此时的席勒在歌德的接引下已经打通思想的“任督二脉”，解决了最困扰他的分裂的难题，两人水到渠成地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无限美好的合作前景就此打开。席勒在写给歌德的第二封信中明确坦言：“您的精神的观念……点亮了心中的一盏灯，使我豁然开朗，领悟到了某些我一直拿不准的问题。我有好多抽象观念缺乏对象，缺乏实体，是您引导我获得了寻觅它们的线索……”放下对抽象思辨的执着，打破自我与现实的分离，席勒彻底解除了此前似是而非的知识观对自己的捆绑，自己的才智得以汇集到时代精神的洪流之中，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境界。
读到这些情感热烈的文字，读者诸君切不可忘记，歌德、席勒原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最初他们彼此的精神如隔深渊。通常情况下，“文人相轻”是更为多见的常态，自带光环、顾盼自雄的文学天才很少肯放低身段去承认和欣赏别人的殊胜优越之处，当然也就失去了不断提升自身的机会。尤其是此时席勒的声名日隆，《强盗》《阴谋与爱情》等作品叫好又叫座，歌德自《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后创作的作品都反响平平，下一部重新征服大众的叙事长诗《赫尔曼与德绿苔娅》要等到1796年在席勒的帮助、鼓励下才完成。总之，读者从这本书里直接看到的还是现成的友谊成果，而友谊形成道路的艰辛坎坷不是特别清晰。歌德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
“当你看到冶炼炉上一块通红的铁，你不会想到这块铁在大锤的锻打之前，曾经包含了多少的矿渣。炉火本身还不能把铁块里的杂质自动分离出去，要经过高温的冶炼，矿渣才能经过炽热的铁水和火焰的过筛流淌出去，这时候打铁工人手中的火钳上剩下的才是纯粹的好铁。”
这无疑是对两人友谊最形象、最直观的描述。任何良好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友情、爱情和亲情，都必须是“双向奔赴”和正向付出的，而绝非单方面一厢情愿地不停付出，另一方心安理得、毫无所动地坐享其成。《诗经·木瓜》唱诵的就是这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在歌德、席勒的朋友关系中，同样不只是席勒单方面地从歌德那里获益，歌德在《日志和年录》里动情地记录了席勒对他的重大意义：“从第一次接触开始，我在哲学之路和审美行动上的进步就无法停止了，……在我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春天，一切生命都欢乐地、欣欣向荣地从开放了的种子、枝叶中绽放。”
除了张玉书先生在《译后记》中列举的种种合作事迹之外，读者还应该知道，如果没有席勒，我们就看不到《浮士德》这部旷世巨著，正是因为席勒再三“耳提面命”，才帮助歌德鼓足勇气重新拾起放下了二十多年的《浮士德》。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值得一提，《威廉·麦斯特的漫游生涯》里有一段浓墨重彩地描写主人公仰望星空的情景：“一个人怎么能跟这无限的时空相比呢，除非他把分散在多方面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他本人的最深的内心，并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在你自己的心中不是同时也产生某种围着一个真正的中心点旋转的永远活动的东西，你会有权设想自己是这永远有生命的秩序的中心吗?’”了解德国哲学的朋友读到这段文字马上会联想到康德的名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令。”确实，歌德是通过这样的仿写方式在向康德致敬。在与席勒深交之前，歌德一直有点看不起这位独身一生、不懂艺术的老哲学家，直到与席勒深入讨论过康德哲学之后，他痛快地纠正了偏见，并与这位哲学巨人在人性中伦理之善的问题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当然，由于古典遗产的加持，歌德对于“道德律令”的看法比康德走得更远，这是另一个话题。
《浮士德》，[德]歌德 著，钱春绮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6月
弥足珍贵的“德性友爱”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歌德、席勒的友谊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温故一下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一句名言：“没有友谊的生活是不会幸福的”。这句话不仅古希腊的圣哲和近代的这两位大诗人高度认同，我们今天的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并且古今中外的人都一致相信：一切人类活动的目的是幸福。只不过，对于“幸福”的理解，我们和古代先贤以及近代的伟人是不太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幸福的标准并不是主观觉受的舒适、愉悦或快意，而是生存本身的美好和完善，寻常人所理解的“幸福”“快乐”只是这种完善的衍生品。为此，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品级的友谊，即“利益友爱”“快乐友爱”“德性友爱”，第三种友谊才是弥足珍贵的。这与中国儒家的教导不谋而合：“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歌德、席勒这两位大诗人之间完全不存在我们通常人想象的抢夺文坛老大的“竞争关系”，他们是心无杂念的求道者和亲密战友，超越了私己的小格局，面对真理完全开放，故而是“德性友爱”的杰出代表。
我们还容易形成一种错误认知，以为歌德、席勒能发展出如此的友谊，是因为两人都拥有大智高识的卓越头脑。其实不然，友情的含金量归根到底是由彼此向对方的开放程度所决定的。歌德后来在五幕喜剧《市民将军》中表达了这个意思：人和人之间要想实现互相承认，就必须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同时善于发现别人的殊胜之处并向他们学习。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做到尊重对方，成全自己，这样的友情就能天长地久。换言之，缔造歌德、席勒那样的友谊对于我们并非不可能。读者诸君，你们是否准备好了重新试试？
作者/吴勇立
编辑/张进 李阳
校对/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