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8口感染，8个不幸与8个“幸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意外一个接一个。离春节还剩3天，魏贝贝的父亲开始发烧，第二天是母亲，初三，轮到了魏贝贝。
初四、初五、初六，公婆、弟弟和两个妹妹接连发烧，本该在圆桌前的一家八口，躺在不同医院的病床上搏命。
2月13日，魏贝贝的丈夫，家中仅剩的健康成年人隐约出现症状，襁褓中11个月大的女儿亦开始咳嗽。
医院说，孩子得了肺炎！
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竟然找不到一个“健康人”来照看孩子。她在各种群里，发求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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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假期，没有意外的话，他们正躺在海边晒着西太平洋的太阳。魏贝贝38岁，儿女双全，同丈夫一起创业、接工程，住在武汉一处欧式装潢的大房子里，一年全家出游3次。
“谁能想到疾病离我这么近呢？”魏贝贝说。
1月29日，一家人住进武汉佛祖岭社区服务卫生中心。2月2日，母亲情况急转直下，处于昏迷状态，被转送至金银潭医院，两次病危。父亲在第二天转至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手机上交，失去联络，小妹跟随转去同一家医院，方便照看。
紧接着，魏贝贝转到湖北省人民医院，需要吸氧治疗。大妹则转院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只有弟弟病情较轻，一直留在佛祖岭社区服务卫生中心。
公公和婆婆先是居家隔离，后来住进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造的方舱医院。那里在年前举办了红火的年货节，如今装进一排排轻症病人。
8口人散落在武汉的6家医院。
母亲的情况最令人担忧。她本来身子就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做过甲状腺手术。她躺在病床上，缩成一团，高烧，全身没力气，一躺下就咳，只能坐起来，继续咳。
转院之前，她虚弱地对孩子说：“求求你，让医生给我打一针，让我快点走，我太难受了。”她的4个孩子同她染了一样的病，老人怕见不到子女最后一面，不情愿地被推上了救护车。一到金银潭医院，母亲开始咳血，第二天咳得更厉害。
重症病房里总有人去世，母亲断断续续地说着，对门的某个人，症状比自己轻，昨天还看见去打水，今天早上就死了。
魏贝贝在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感受着母亲的微弱气息和恐惧，身边是嘈杂的咳嗽声。她想到武汉的李文亮医生去世，“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又是医生，再想想我父母，他们有可能扛不住……”
她每天给母亲打电话鼓励她，不敢视频，怕妈妈见了自己的样子不好受。母亲没力气讲话，魏贝贝就一个人对着听筒说，“你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你。”
每一年，母亲都帮孩子们把年货备好，肉圆子、自己腌制的鱼，分成4份送去各家，“过年要有年味嘛”。
逢年过节子孙围坐，吃完饭母亲从不让孩子们收拾，兄弟姐妹抹抹嘴，坐着聊天。
母亲病危，父亲失去联络，兄弟姐妹困在各自的病床前，难以动弹。“这一家人怎么遭这么大的难？”魏贝贝想。
湖北的城镇一个个封锁，武汉下雪了，魏贝贝睡觉前没什么瑰丽幻想，她的愿望很朴素，只希望妈妈能活着。
春节前，这家人为过年忙碌，买年货，炸丸子。年关底下，魏贝贝的爸爸得了一场普通感冒，母亲陪他去医院看病，没有戴口罩。
那天深夜，魏贝贝接到父母电话，“今天医院怎么那么多人”。57岁的父母排了6个小时队。很可能在那时，他们成了新冠病毒无差别的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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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魏贝贝的手机又响了。丈夫在电话那头说自己“四肢无力，全身酸软”，更糟糕的是，11个月的宝宝也开始咳嗽，到医院一查，宝宝得了肺炎。
当时并不清楚是普通肺炎还是新冠肺炎，但一家8口已确诊，宝宝的状况令人担忧。魏贝贝从母亲家里回来当天抱过宝宝，保姆过年回了家，她跟宝宝的接触最多。
“我哭得啊……无论是哪一种肺炎，都得治疗。”魏贝贝说，“这个病变化很快，孩子肯定不能等。”医院开了药，但没有条件收治。
那天晚上，她四处求人，“我有医院的朋友，但他们自己生病都住不进医院，一床难求。”她又托朋友在网上发帖，直到凌晨2点，才挂掉求助电话。怕吵到同病房的病友，她把手机静音，瞪着眼睛流泪到天亮。
魏贝贝原本一个星期不发烧了，但那天量体温，4次都是37.5℃。她的肺很疼，嗓子眼儿是苦味，每咳一下，扯着身体疼，像跑完百米冲刺。她困在床头，一步也迈不出去，手机是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她盯着屏幕亮起，又暗下，监护仪“嘀嘀”地响，她睡不着。她告诉记者，当时她想起母亲家的桌子是长方形的，上面放一个圆板。每个周末，大家庭的固定节目是去妈妈家吃晚饭，有时外孙要补课来不了，母亲总说，“难得来，还补课，把课停了。”魏贝贝不同意，平日里，学习总比一桌饭重要。
她想起一些快乐的庸常，东湖绿道的风景里，儿子骑车，丈夫拍照，魏贝贝抱着女儿“疯”。配乐轻松的小视频中，哥哥给妹妹拉大提琴，妹妹手拍巴掌，不停扭屁股。
住在方舱的公公和婆婆的病情没有恶化，给儿媳妇打来电话安慰，“你的病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恢复，就是因为每天操心。”
第二天，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打来电话：宝宝可以入院，但需要一位健康成人陪同。
那时，丈夫的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庞大的家族找不到一个“健康人”。医院不断催促，答应保留床位到傍晚。魏贝贝想尽办法，在家政公司挂了需求，请人照顾宝宝，从一天2000元涨到5000元，但无人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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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志愿者汤蒙和崔芝媛分别在不同的群里看到魏贝贝的求助信息。汤蒙24岁，在酒吧学习调酒，摩托车上贴着国旗，胸口也文了一面。崔芝媛29岁，老公和孩子在四川老家，她在武汉做酒品销售。
他们联系了魏贝贝，表示愿意陪护11个月的宝宝。魏贝贝告知实情，孩子可能得了新冠肺炎，家里8人确诊，请他们考虑好。两位志愿者说，“想清楚了”。崔芝媛听到魏贝贝在电话里哭。
“别人舍命来帮你，真的很感动。”魏贝贝说得诚恳，“我要是出院了，也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魏贝贝转去一些钱表达感谢，但二人不收。“收了就变味了。”汤蒙说。
“我们不懂医术，只能当个游击队员，做些苦力。”汤蒙说，自己别的本事没有，只剩一身力气。他加入了十几个志愿者群，从初一忙到现在，“要不然成天躺在家里，心不安。”
但他没敢告诉家人，自己在照顾病人。崔芝媛也不敢说，每次在医院照顾宝宝，她都摁掉家里发来的视频，借口在睡觉或是公司开会。“我们在医院已经习惯，但外界看来，这里非常危险。”
丈夫办理了宝宝的入院手续后，去拿自己的检测结果——一切正常，虚惊一场。两位志愿者轮流陪这个爸爸照看宝宝。
每天早上，崔芝媛在宝宝醒之前把牛奶准备好，再给她穿衣服。护士来挂水、做雾化，他们要抱着孩子四五个小时。一放下宝宝就哭。这时，崔芝媛总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是疫情，她本来可以见到在四川的7岁儿子。过完年后，她几乎全情投入志愿者工作，朋友圈里除了卖酒，就是帮人，很少有时间跟家里联络。
蜂拥而至的求助信息让她脑子一阵发麻，打电话验证信息时，崔芝媛总是担心让别人的希望落空。在深夜的武汉，她送过一件防护服、一个护目镜、一个U盘、一瓶消毒液。有时累得不行，但一想到“我这个东西能救他的命”，她不得不继续跑。
有一次深夜，她正准备睡下，加急的需求传来：需要从汉口运送一个模具到鄂州，路程一个半小时，备注写着“可以给钱，你开价”。
这个模具是方舱医院垃圾桶的配件，外观看着像筷子，没有它，垃圾桶就出不了厂，那么多人在等着。崔芝媛没要钱，路上遇到四五个关卡，工作人员听到她的任务，跟上级汇报后，都放行了。
与崔芝媛开着私家车不同，汤蒙去做“苦力”时，都是骑着摩托，时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平时白天在武汉市区根本不可能。”他在红十字会的接听组做志愿者，起初有各地捐赠物资的电话，后来又是铺天盖地质疑的电话。“如果是私人电话，我早挂断拉黑了。但这是官方热线，我只能解释，不能还嘴。”
汤蒙余下的时间帮忙搬运物资，骑着摩托穿梭在长江大桥上。从全国运来的货品停在武汉的高速路口。沙堆和路障背后，志愿者把它们从大货车上卸下，装进小轿车、面包车、小货车，再运送到医院和社区。
接下照顾小宝宝的任务后，汤蒙忽然变身“暖男”，他找出家里的布娃娃带了过去。每次哄孩子睡觉，他就在音乐App上搜“睡前儿童喜欢听的歌”，播给宝宝听。
两位志愿者时不时拍些孩子的视频发给魏贝贝，“让她心情好点，毕竟20多天没见孩子。”
魏贝贝的丈夫感激志愿者，对汤蒙说以后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汤蒙觉得不自在，说“拐子(武汉话，即大哥)，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功利的东西掺着。”
那天夜里，两个相差十几岁的男人在婴儿病房里聊到凌晨4点，魏贝贝的丈夫吐露心声，“如果我被感染了，孩子没被感染，只要有人照顾我的孩子，我愿意跪在人家面前；如果我的孩子被感染了，我没被感染，我愿意冲到病人面前，把自己也感染了，跟孩子一起隔离。”汤蒙长在单亲家庭，听了既羡慕又感动。
魏贝贝也想开了。以前跟丈夫一起在公司打拼，晚上要应酬，顾不上陪伴孩子，“我这个母亲太失职了。”她决定以后自己带孩子。
她顾不上企业复工，亏钱、工资、房租，这些压力她统统不管了，只想赶紧回家，拥抱家人。
这次春节的全家历险让她明白，大概幸运才是真正拿来安身立命的东西。许多人求而不得的床位，她因为首先选择去社区医院而解决了。那家社区医院始建于1952年，四层楼，配有住院部，能够查血常规和做CT，比一般卫生站设施齐全。在最困难的时刻，有志愿者愿意过来，拉她一把，她觉得一家人运气不错。
武汉的风，冬天里带一点点暖。好消息一个接一个。2月18日，病最重的母亲最先出院。当天，没有音信的父亲正好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停药，很快也能回家。大妹已出院，小妹、弟弟和公婆也进入出院前的倒计时，就剩魏贝贝核酸检测还是阳性，但症状已消失。医生说她“每天操心这个，安慰那个，谁的电话也不要打，才能好得快。”
除夕夜，魏贝贝移栽的盆景都活了。她说她们家是幸运的，城市里有人失去父母和骨肉。“我们一家人渡过这个难关，打算开车去旅游，散散心。”等女儿长大了，她会讲述2020年的春节。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魏贝贝、汤蒙、崔芝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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