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胜专栏】
构建新时代“培训学”刍议
原创作者|孙福胜
摘要:构建新时代“培训学”是人的美好生活获得、人的全面发展和培训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在培训界的长期努力下,学界已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培训理论、培训模式、培训制度等不断丰富、创新、完善,这为构建新时代“培训学”提供了可能。构建新时代“培训学”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化培训主体的培训自觉意识,推进培训“政策—理论—实践”一体化建设。
关键词:培训;“培训学”;人的全面发展
文章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0年04期
作者简介:孙福胜,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培训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事业,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随着社会各界培训工作的大规模实施,国内培训界关于“培训学”构建的呼声愈来愈高涨。“培训在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产业,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并在大量的实践中业已形成了独立的学问。”[1]加快构建新时代“培训学”,努力为社会各界提供专业培训指导和推动新时代培训事业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培训工作者所担负的一项重要的职责、使命和任务。笔者试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视角考察“培训学”构建的意义、可能与路径,从培训理论、培训模式、培训制度等方面积极主动系统梳理和总结已有的各类培训成果,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化培训主体的培训自觉意识,推进培训的“政策—理论—实践”一体化建设。
一、构建新时代“培训学”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任何一门理论或学说的产生都是与其所处的时代主体需要分不开的,也都是与其所处的时代主体发展相适应的。构建新时代“培训学”也是与新时代的发展状况和人的需要密切相联的。新时代迫切需要构建“培训学”,来为人的美好生活获得、人的全面发展和培训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促进人的美好生活获得
培训是人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有效方式。从历史来看,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个体就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艰辛劳作(包括教育、训练)来掌握和发展新的生存技能,以便更好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从现实来看,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即“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2]的“第一个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对精神生活,特别是对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精神生活提出了新需求,对生态文明的需求日益强烈。从未来来看,培训激发着人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发挥人在创造物质、精神、生态、财富的能动作用,是提高人的生存能力,满足人的新需求,帮助人获得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培训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既离不开系统的教育,也离不开专业的培训。从培训工作的受重视度来看,培训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加速器,广泛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采用,如政府、企业、社会和学校等培训主体普遍开展职前培训、在职培训和职务调训等。从培训的具体实践来看,随着培训实践的逐步深入,培训主体对培训的理念、类型、模式、内容、方式、评价、成果等寄予更高期待,现有的包括专题培训、专项培训、常规培训、全员培训等培训类型,集中培训、网络培训、混合式培训、线上线下一体化培训等培训模式,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培训方式,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从培训主体的需要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要更加专业、系统、高效、新颖的培训模式、培训内容与培训方式、培训体验与培训效果的供给。培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应积极引领人的培训需求,并千方百计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三)促进培训事业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各界的培训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看到成就的同时,更要看到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培训的整体发展上看,培训面临“尚无培训学科和专业;尚无培训学教授;尚无培训职业的专业标准(或从业标准);培训行业无学科和专业支撑,导致培训机构的专业权威和专业权力尚显不足”[4]的严峻现实状况。简言之,统一地整体地上升到学科范畴层面的“培训学”还没有建立。从培训的个体实践来看,虽然国内社会各界所开展的各项培训工作是在遵循培训政策的前提下,从本地和本行业实际出发来考量的,却还没有彻底生成培训的“系统观”。从培训工作者来看,培训工作者需要直面因“培训学科和专业”缺失所带来的培训的科学性、专业性、规范性、创新性等方面动力不足的严峻问题,协同各方积极构建新时代“培训学”,促进培训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新时代“培训学”的可能
在培训界的共同努力下,国内培训工作在培训理论、培训模式、培训制度等方面积累了丰厚成果。培训工作者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培训新方案、培训新理念、培训新策略,为培训主体(包括培训参加者、培训举办者、培训规划者等)积极融入“培训共同体”(由社会各界培训主体构成)提供了知识、情感、价值、行动的强大能量。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为构建新时代“培训学”奠定了扎实基础,提供了最大可能性。
(一)培训理论的丰富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培训工作是在一定培训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从传统培训观来看,培训界普遍认为,培训工作是指向成人群体的,成人教育理论和成人学习理论应作为培训工作的基础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已经“在成人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理论成果”[5]。实践证明,成人教育理论和成人学习理论确实为培训实践及培训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视角和方法,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从现代培训观来看,过度放大成人教育理论和成人学习理论,就会造成培训所包含的培训主体窄化(仅限于成人群体),就会削弱培训所面对的对象的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客观特性,不利于扩大培训的普惠面。而现实的培训工作是具有广泛性的,成人不仅要参加培训,各类群体及不同年龄段的人也要因需参训。从培训问题观来看,打破唯成人理论至上的狭隘思维,立足培训的现实问题成为培训工作者的努力新方向。从培训发展观来看,坚持培训问题导向,培训工作者积极探索新的培训理论,从先哲的“因材施教”的智慧中汲取养料,广泛学习借鉴国外的优秀培训理论,提出了个性理论、协同理论、跨文化理论、远程网络理论、数学建模理论等新的培训理论,这些理论探索拓展了原有的成人学习理论,使得培训理论更加丰富,为培训主体提供了多样化的培训理论选择机会,而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尤其是远程网络培训理论的广泛应用,极大助力了培训工作。
(二)培训模式的创新
创新是培训的引擎,社会各界培训实践的主动作为引领着“培训模式”的创新发展。其一,抓到了培训实践创新的“牛鼻子”,要从“培训模式”的探索创新出发,“培训模式是保障培训质量的重要基础”[6]。国内社会各界的培训主体积极开展“培训模式”创新,“培训模式”创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生动气象。以农村中小学校长“培训模式”创新为例,如承担“校长国培计划”——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的培训机构探索了“基于思、行经验融粹与道、器创新升华生成的‘吉林模式’”[7],承担“教育部——中国移动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的培训机构“对理论研修、‘影子培训’、网络研修、送教下乡、进校诊断五段式培训进行了深入实践探索”,构建出了促进“中小学校长成长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培训模型”[8],探索出了“辽宁模式”,等等。这些“培训模式”创新为农村中小学校长培训提供了培训新方案。此外,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校长培训中最高层次的培训班——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对领航班校长采用“个性培养、情景培养、跨界培养、课题培养、精准培养、协同培养”[9]的培训新理念,为中小学校长的高端培训树立了标杆,“培训模式”创新带动了培训主体各方的创新热情。其二,看到了“培训模式”创新所蕴含的强大“新思维”,“培训模式”创新不仅为培训参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助益,也为培训举办者带来了培训工作新视界,更为培训规划者改进培训规划提供了新启迪。“培训模式”创新也在无形中增强了“培训共同体”的整体的培训创新思维能力,培训工作者对“因需施训”的理解更加深刻,尊重和引导培训主体的知识、情感、价值和行动,也成为“培训模式”创新的一个新策略。
(三)培训制度的完善
用科学完善的制度来指导和规范培训工作,这无疑是重要的。从培训工作宏观制度来看,培训工作关涉到培训思想、培训原则、培训管理体制、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方法、培训机构、培训师资、培训课程、培训教材、培训经费、培训考核与评估、培训法律法规、培训品牌等方面。从培训工作微观制度来看,培训的需求调研诊断制度、培训的项目方案设计制度、培训的课程资源研发制度、培训的教学组织管理制度、培训的绩效评估制度、培训的基地建设制度、培训的信息反馈跟踪指导制度等制度构成了培训工作具体实施的微观制度。培训工作的宏观制度是指引,微观制度是保障,这些制度对于规范培训实践和指导培训研究以及推进培训专业化建设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国家层面来看,有统一的培训规划制度,其中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划最为权威,发挥着“总指挥”的作用;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也有区域培训工作规划制度,灵活开展本地的各类培训工作,侧重于服务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培训主体的培训需求,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从社会层面来看,由于不同行业领域的专业属性较强,一般培训制度的专业性也较为明显,如医护人员、法律人员、警察人员等的培训制度专业性显著增强,企业培训制度侧重于企业内部管理和员工专业化发展。
培训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为社会各界、培训对话、培训协作、培训创新等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培训工作的高效运转保驾护航。
三、构建新时代“培训学”的路径
一定意义上讲,“培训学”是从整体上研究培训的存在、本质、发展及其一般规律的学问,或者把“培训学”规定为:关于作为整体的培训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其内在组织结构不仅包括培训的原理、规则、模式、评价等基本要素,而且包括“培训学”学科的内在规律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等相关因素。构建“培训学”要找到着力点,即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化培训主体的培训自觉意识,推进培训“政策—理论—实践”一体化建设。
(一)确立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理论地位
培训的现实任务是促进人的专业能力提升,以更好适应组织、岗位和个人的工作业务需要,从长远来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培训基础理论的研究上面,必须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纳入基础理论范畴,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下实施培训实践,探究培训理论,开展培训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培训学”的价值取向和科学认识保持高度一致性,这就确立了“培训学”的价值观,即培训是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培训实践体现了“培训与人的发展”的价值认同,人的发展是培训的目的,培训是促进人的发展的手段,“培训与人的发展”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培训具体实践中,也发挥着引导培训主体自觉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提高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因为“终身学习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途径”[10]。
(二)增强培训主体的培训主动自觉意识
构建“培训学”需要发挥培训主体的主动自觉性。一方面,培训是指向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培训主体的人,首先是作为培训的“源动力”出场的,既是培训建立者,也是培训参加者,更是培训推动者。另一方面培训促进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培训主体的人,在培训过程中的培训体验、培训评价、培训需求等是培训实践活动得以改进完善的“创新力”,即提出改进培训的建设性意见,不断推动培训实践的永续更新发展。培训主体通过对培训理论进行新探索,对培训模式展开新探究,对完善培训制度采取新手段,这些主动自觉的批判意识、创新意识和发展意识,不仅有助于培训主体的专业成长,而且有助于在“培训学”构建过程中,少走弯路,绕过盲区,规避风险,这就自然形成了“培训主体—培训客体”的“人—培训”的有效衔接与充分交融。
(三)推进培训“政策—理论—实践”一体化建设
“培训学”构建要走一体化建设之路,切实保证“培训学”的学科性、专业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得以实现。当下,要着力加强培训“政策—理论—实践”交融性一体化建设。其一,全面深入对培训政策进行深度研究,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和国家的培训政策进行研究,并对不同地域性的培训政策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包括企业培训政策、学校培训政策、社会组织培训政策及其他行业领域系统内的培训政策,形成培训政策的“大数据”,为“培训学”建设提供政策依据。其二,系统深入研究各类培训理论,不限于对经典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传统的成年教育理论和成年学习理论的新阐释,更重要的是统合各类培训理论的精华,逐步形成“培训学”理论,从培训的概念、对象、内容、特征、规律、价值等方面系统打造“培训学”理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明确强调:“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11]教育部明确提出:“加强对干部培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推动有条件的高校和干部培训机构探索设立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12]这都为培训工作者加紧开展“培训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创设了培训理论研究的新契机。其三,深入推进培训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推介工作,搭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四位一体的培训实践经验互通共享平台,共建培训协作机制,定期开展培训实践经验交流研讨活动,发现、树立和推广典型培训经验,为提炼培训理论和供给培训政策提供参考。
构建“培训学”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聚合社会各界的共同才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深入汲取古今中外智慧,敢于批判吸收既有培训成果。同时要立足国内培训工作实情,在具体培训实践中明确和丰富“培训学”的定位和内涵,大力促进培训主体的专业能力发展,进而为社会各界人员的培训提供专业指导,也为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尽一份培训工作者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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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N].光明日报,2015-10-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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