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飞，陈晓丹/文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研究方法，以林语堂“闲适文学”之东冷西热现象为借鉴启示，对武术修身在清末民初、民国迄今所遭遇的历史境遇和今天所迎来的时代发展机遇进行论述。旨在呼吁新时期社会条件下，修身将作为武术之一重要价值的彰显，以促进武术未来发展之路更加宽广。主要结论：1)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而非林语堂“闲适文学”的优劣，决定了其“东冷西热”现象的发生，及其独特的历史命运和遭际。2)修身在武术研究中地位的历史演绎，经历了清末民初作为提升武术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抓手，到民国迄今伴随“科学”彰显对武术修身的理论忌讳及掩蔽这样两个历史节点。3)当今社会语境下修身又迎来了适宜的成长土壤；武术研究者应紧扣时代脉搏，关注修身这一武术理论研究新动向；既是武术之理论研究跟随历史演进步伐，更广层面、更深层次地造福于人类生活，也是武术自身能够在当今社会获得更广阔发展空间的一条重要途径。
关键词：林语堂;闲适文学;武术;修身;研究范式
1林语堂之“闲适文学”及其所发生的东冷西热现象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他早年留学国外，在美国哈佛大学获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获语言学博士，对西方社会与文化具有较深的了解。1923年，林语堂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等职。与此同时，林语堂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有“林氏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等小说行世，《吾国与吾民》、《生活的哲学》、《老子的智慧》等散文杂文集，《桃花源记》、《浮生六记》、《齐物论》、《兰亭集序》等中文经典被翻译成英文，向西方社会传播、弘扬中华文化；此外，他还著有人物传记《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编纂过《当代汉英词典》等辞书。
对于林语堂的评价，学界可谓褒贬不一。这其中，既有历史性因素，如在林氏所生活的那样一个战乱频仍(包括民族抗战和国内战争)的年代，其所提出“闲适文学”、“幽默文学”的口号，因不合时宜而遭到批判、攻击；而这一文学形式，在时过境迁近一个世纪的今天看来，却似乎又变得恰逢其时。也有超历史性因素，如不管人们对林语堂的文学倾向和趣味做出过如何“不敢恭维”、甚至是“臭名昭著”的评价，但对于他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其“汉译英”的工作，将中华文化向当时的西方社会进行推介、传播与弘扬，使后者藉此加大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则被公认为是卓有成效、功不可没的。正因为此，鲁迅先生曾为林氏做出过这样的设想：“我并不主张他(林语堂——笔者注)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著，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是有用的”(鲁迅《致曹聚仁》)。林语堂本人在其自传中也自诩道：“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1]83。
本文并非想介入文学界对林语堂的评价之辩，只就林氏所提出“闲适文学”在当时东西方所得到的截然不同待遇，以及在斗转星移后的今天又被国人所接受、欢迎，这样一个具有历史“吊诡”性质的事件切入(这样的案例其实并非限于林语堂一个，像胡适、梁实秋等人的作品，也都程度不一地经受过这样的遭遇，这里仅举林氏作品为例)，对在武术研究界久被忽略的“修身”议题进行借鉴性阐发。
“闲适文学”是对林氏作品题材、趣味的一个归纳性词汇。依笔者管见，文学界有关林氏的所谓“幽默文学”、“性灵文学”、信奉“道家哲学”等说法，只是对其思想主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述方式，而其“闲适”之精神，确是贯穿其文学创作始终。所以，上述诸多作为风格的界定，以其本质论，都可归入闲适文学一脉。
所谓闲适，并无特别的内涵，可因名而取义，指悠闲、舒适之意。它是以道家之自然、无为、飘逸思想为底蕴，以性灵为中介或称方式之一，以“享受生活、完满人生”为目的的一种文学主张。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以道家信徒自居[1]2的原因所在。
任何文学艺术作品均具有时代性特点。时代性，既有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时代性，也包括作品所获评价的时代性。林语堂提倡之“品茗”、“饮酒”、“抽烟”、“食谱”、“赏花”等具体化的闲适文学主张，在当时身处抗战中、并不闲适的中国社会，因与时代需求脱节而显得不合时宜，并遭到作为当时文学主流的，主张“文以载道”、“作文服务革命”的左翼文学派的强烈攻击。迫于来自文学界的“多方围剿”，以及社会各个方面威压，林语堂后来选择出往国外，去了美国。然而，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林氏之学术在当时的美国，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与其在中国相比截然两判的待遇。主要表现在：他在彼时期所翻译的大量以道家哲学为主体的汉语典籍，以及所倡导的闲适文学(代表作如《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因符合了当时西方社会的时代需要，对接了西方人的兴趣口味，而得到西方世界异常热烈的响应。很多西方人正是因为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新的认识；与之相应地，林氏本人也得到了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甚至被赋予了“东方哲人”的美誉。
同一个林语堂之闲适文学，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中，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礼遇”。其中原因何在？这是我们对其进行探讨、引申之目的所在。任何文化形式都是人类需求的产物——文化即是人根据自身需求而创造，正如张岱年所云“文化即人化”，或如高尔基所言“文学即人学”。所以，当一种文化样态符合了人们的需求时，自然会受到追捧；当一种文化样态不符合人们的需求时，即会遭遇冷落。符合与否，主要存在两种情况：1)这种文化样态在本质上就与人的特定需求相悖，它不存在历史性特点，它们之间是注定不能相对付的，如钢铁对之于人的食欲就永不具有相接榫之可能。2)这种文化样态在本质上并不与人的特定需求相悖，只是因为欠缺或是超出了“此时此地”人的需求，而暂时地遭到排斥；但当这种文化样态所适宜的需求土壤出现时，如将其置放于“此时彼地”或是“彼时此地”之中，它们便会产生相互拥抱的可能。
就“此时彼地”而言，由于当时的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然造成生活其中人的需求之有异。具体来讲，彼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战时的水深火热中，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下，人们需要的是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是“文学上的斗士”、“革命中的闯将”、“宣传抗日的旗手”；根本不具有讲究闲适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自然也不会产生足够多这方面的需求——其实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情形并不限于林氏之闲适文学，所有与之具有相同或相似特点的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相同命运。例如，以佛家出世情怀为其文化特色的印度文化，“对于以拯世济民为己任的‘五四’一代文学家来说，印度文化不但不是强心剂，而且是腐蚀剂”[2]94 ；鲁迅先生也曾就此发表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3]。而身处同一时期的西方发达社会，在经济生活上先进中国几十上百年，因而具备了相对丰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与此同时，工业文明的无限制推进，给西方社会中人带来了诸如竞争激烈、浮躁不安、精神紧张、污染严重、人群拥挤等“文明代价”——这些恰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也开始面临到的问题。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闲适有足够的接受条件和心理需求。这正符合马斯洛所提出“需求层次论”的理论阐述。
著名人文学者陈平原在《论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中，对此做出过一段非常精彩的分析：“批评林语堂三十年代在中国大谈‘幽默’与‘闲适’，但不否认他在西方鼓吹‘生活的艺术’的贡献”，因为当时的“东方与西方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民族传统，因而产生不同的文化需求。在东方走向西方与西方走向东方的历史进程中，双方吸取的可能是对方发展中的现代文化，也可能是对方已扬弃的传统文化。若是后者，则可能出现一种奇妙的尴尬局面：在输出者是弃若敝屣，在接受者则奉若神明。这里没有高低贵贱是非曲直之分，关键在于特定民族特定时期的特定需要，很可能‘弃若敝屣’与‘奉若神明’同样正确”[2]90。对于作为林氏闲适文学思想底蕴的道家哲学的作用，他在《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中指出：“道家哲学作为鉴赏自然、享受人生、保持心理平衡的‘艺术’，的确很有魅力，在现代西方社会提倡也不无好处。但道家哲学过于圆熟、短于进取，对现代中国国民性缺陷的形成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在中国变革的热潮中，提倡道家哲学是很不合时宜的”，但，“倘若身处顺世，社会走上正轨，那么‘无为而治’，让其在原有轨道上滑行，不失为上策”[2]60。由此可见，林语堂对当时身处抗战水火之中的中国军民大谈闲适文学和雅致生活，未免“牛头不对马嘴”；而给“美国赶忙人”讲“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消烦涤虑之人生哲学”，讲“恬淡寡欲”、“潜心虚静，息虑无为”，讲“摆脱客观的束缚，实现主观世界之‘精神自由’”，却正好是“对症下药”[4]。
综上所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而非林语堂闲适文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优劣性，决定了林氏闲适文学“东冷西热”现象的发生及其历史遭际。
2修身在武术研究中地位的历史演绎
2.1 修身含义解析
“修身”是一个典型的偏正词组。其中的“修”是修饰词，指修养、修为、修炼之意；而“身”是中心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修身一词所作“指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5]的解释可见，修身之“身”并非指肉体之身，而是指向于心理或精神的层面。
修身所修之心理、精神的层面，实际又包含许多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范畴。譬如，道德品性的完善、思想素质的提高、人生觉悟的启发、审美趣味的升华、胸怀气度的开广等。所有这些方面，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即是“文武双全”、“文韬武略”中“文”的一面。如此说来，人们常挂嘴边的“通过武术习练而达修身之目的”，这“修身之目的”，其实就是提高武者整体的人文素养。或者换句话说，以武而达文(所谓“至武为文”、“神武不杀”)，通过习练武术来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和文明化水平——这也正是武术从古代作为一种战场“杀人术”，自明清以降逐渐蜕变为一种以“人生修为”为旨归的“武学”形态[6]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知，武术之修身其实已经与清末民初拳家所提“拳与道合”、“以武证道，以武弘法”、“武以成人”等对武术修炼价值升华的期许连接了起来；并进而要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致力方向进行深入的研究，最终打破数千年来人们对“武”之粗野、低俗、形而下的刻板认识。
2.2清末民初：武术修身价值的发现和理论构建
我们知道，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对于武术来说，无论是从文化之丰富性还是层次性上，都是一个“集大成”的历史阶段。所谓集大成，除表现在自成体系的各个拳种流派逐渐酝酿成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时人们对于武术价值的认知有了一个较之于以往涉及人群更为广泛、目标指向更为明晰的超越，即是人关于武术的价值天平，更加倾向于沟通哲学境界的修身养性、参禅悟道。
武术之修身价值在此一时期的被提出，相较之于先秦庄子“技以载道”的命题，虽然都承认形下与形上的相连相系、相辅相成，但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多是受社会尺度“丈量”后产生的价值认识调适，而后者则仅是从哲学角度对“器物”和“精神”的关系进行了生动说明——道家的出世本性以及回归自然、淡泊社会性功利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其谈论问题的“去社会性”。具体言之，身处清末民初之际的武人，已经深感当时“重文轻武”社会评判尺度对于武术所造成的不公正待遇[7]，如从孙禄堂、陈鑫等对习拳练武应避免做“赳赳武夫”、“不徒作技艺之末也”的呼吁中，可以看出当时武术界中部分有识之士，是如何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武夫的鄙视。因而提出向以“文”为代表的所谓“雅正文化”、“大传统”靠拢的命题(如孙禄堂之“拳与道合”、陈鑫之“拳虽小技，其大道存焉”等，其中的“道”之所指，正是社会主流文化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对于武学求道目的的价值升华，不无包含着明清以降武学家力图确立武学之文化身份、提升其文化品位的良苦用心。众所周知，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是以文士阶层占据正统地位的，与此相应，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们所倡导的儒、道、理学经典一直是被作为一种‘雅正’文化居于中国文化阶梯的上层，而与之相反的各种‘劳力’文化则被斥之为末流。明清以降武学家之所以将纯技术形态存在的武技视为一种‘末技’、‘小道’，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由此，为使武技摆脱‘末技’之层次，武学家提出了‘拳道即天道’、‘以武证道’的武学终极价值旨归，从而使武学与其他社会上流‘雅正’文化形态具备了平等交流、对话的可能”[6]。为此，当时以孙禄堂等人为代表的武术家通过理论构建的形式，极力打通拳与道合的路径；在《太极拳学》、《八卦拳学》、《形意拳学》、《拳意述真》等理论著作中，论证着拳术的道的属性，并通过将“拳道”与“天道”、“人道”进行互为证会、融通，颠覆武术形而下、奇技淫巧、江湖末技的底层文化概念，打破与社会正统文化的隔阂，跻身其伍。
总的来说，清末民初时期一些武学修为层次较高的武术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理论自觉，即认为文和武作为社会运行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都具有“通圣”之可能性。虽然异曲却可以同工，虽然路不同却可以相为谋。只不过相对而言，文的形式由于因袭之缘故，更容易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而武，要想与文同样做到“条条大路通罗马”，其悟道之关隘必须打通，其修身之价值必须彰显，其形上之追求必须超越。所以，他们为此而做出了虽艰苦卓绝但却卓有成效的努力，使武术之修身养性的功能价值成为该历史时期文献典籍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之一。
2.3 民国迄今：对武术修身的理论忌讳及其掩蔽
清末民初武林中人所提出的修身命题，随着当时中国所做从器物到制度改革的努力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衰败不争的颓势，随着西方“船坚炮利”对阵中国“大刀长矛”之横扫千军的冰冷现实(如义和团对抗八国联军的惨败)摆在人们目前；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接连发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视其为救中国于腐朽衰颓困境的“稻草”、“良药”，趋之若鹜而不已。与之相应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极度自卑情绪感染下，物极必反、穷则思变，开始戴着有色眼镜审视、打量自己的文化，对“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产生怀疑、愤怒乃至敌视，逐渐形成了“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的思维定势。这种情形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达到一个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发展至顶峰。
于是乎，科学和民主(即当时所谓“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成为了中国社会最为强势和主流的思潮，借助“启蒙”等教育传播，在中国大多数人的思维意识里固化下来，并开始成为对其他事物进行是非曲直、高低优劣判别的标尺。
于是乎，武术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身份(即所谓“国粹”)，成为了很多人攻击的对象，如鲁迅、陈独秀等人都曾撰文对其进行过恶语中伤。虽然不少武术人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最后结果也令武术得以留存——在民国后期“尚武图强”口号下，甚至产生了自身发展的一个高潮；但其中具有形而上性质的修身价值，伴随着人们对“九天玄女”、“轩辕黄帝”的批判声，伴随着人们对科学概念的狭隘认知以及对所谓非科学事物的“一棍子打死”，伴随着彼时之国家民族、社会人生更需要实而非虚的国情、民情，而“二一添作五”地退隐到了时代发展的幕后。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对于武术修身之历史演绎的时间划分，只具有相对意义。事实上，武术修身在自明清以来整个历史时段中的两种历史境遇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进行一种明确的、绝对意义上的区分。笔者只是立足官方或主流立场，将武术修身在不同历史时期武术研究视野中的不同侧重，进行了一种粗线条式的勾勒。
少林功夫 （孟云飞题写书名 ）
3武术修身研究的觉醒与发扬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代的发展有时就像人生的片段，彼一时此一时。林语堂之闲适文学虽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在一个并不轻松的时代过分追求轻松的笔调，不免因奢侈而显得不合时宜；但却受到身处“共时态”场域中西方社会思潮的广泛欢迎。究其原由，如上所述是因二者社会发展程度的不一，导致了生活其中人的需求层次的有别，进而造成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域中生运命途的差异。如果将这一现象进行一下“历时态”视角切换，我们会发现，当下的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与几十年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相似性。比如，物质基础已经较为富足，人们普遍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中产阶层亦呈逐步扩大之势；又如，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人群的大量聚集，进而产生竞争角逐加剧、生活节奏加快、心理压力加大，情绪烦躁易怒，情感孤独无依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
这些社会问题的实质，在笔者看来，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身心状态问题——在精神的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鉴于此，有关“性情”的东西，“闲适”的格调，“减速”、“沉着”的策略，对于人思想的调剂、心情的放松、精神的慰藉、灵魂的安顿，乃至身心的协调和畅，因具有重要的修身意义和价值，日渐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不仅成功人士需要它，来松弛精神、放空心灵、整顿思绪；落魄人士需要它，来寄放失望、和解蹉跎、勉励前行；中间阶层也需要它，在相对平庸、琐碎而无聊赖的人生旅途中，寻找活着的意义、奔波的动能、情感的着落、倾诉的告慰。总之，时至今日的中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有“劳碌一周，安闲此日”的身心需求，都期待自己的“生活不仅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而且，物质追求之余的精神休闲与调剂，在未来人们的需求比重中会占据愈来愈大份额，当属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而无疑。
对于武术之理论研究来讲，大的方面，可分为以西方科学理论为致思路径和以武术修身理论为研究方法，这样两种迥然有别但又可以互补互鉴的范型。显然，长期以来，前者占据了武术理论研究的主导方向；而后者则在很多时候被冠以“非科学”之名，彼长此消地走向了武术科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有关修身方面的探究因涉及到人之精神层面内容，隶属形而上学，具有不确定、难把握的特点，往往为人所避讳。表现在：一方面，据笔者检索、查阅的情况来看，武术研究文献中有关其修身方面的成果数量明显偏少。另一方面，研究的层面也较窄较浅，已有的一些成果只是捎带提及、口号式的一笔带过。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有该领域研究因自身特点所导致的研究难度较大的原因；但不能否认，在近现代以来很多人的思维意识中，西方科学“紧箍咒”的限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玄、禅等的排斥，乃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然而，根据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原则，应对过去长期因袭的研究范式进行重新审视、评估。武术之修身价值在近代中国可能像林语堂之闲适文学那样，与当时的主流社会需求不相适合，难以接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文明的推进，它却越来越契合了当今社会语境中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修身养性需求。所以，它应当被作为一个人们(特别是武术学人)所关注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予以认真对待。而不能再用因袭刻板的思维，固执地认为只要是玄的东西就是非科学的东西，或是只有科学的东西才是为人类所需的东西，非科学的内容只能被作为糟粕而扬弃掉。要知道，科学也只是为人类服务的“人文创造物”，人永远比科学既高且大，人的价值尺度才是最根本的价值尺度，而非科学。
那些所谓道、玄、禅的东西，也可以是为人类服务的——“道不远人”；只不过它发挥作用的对象是人的思维/精神领域，不像科学主导的物质那样清晰可见、明确具体。而且，对其运用过头会走向虚无，会使人丧失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进取心和现实努力的抓手。但是，因此而走上极端的路途，完全将其“弃之如敝屣”，则更会使人最终过的像机器人那样，虽或衣食富足、行卧无忧，但却机械沉滞、冰冷麻木，哀哉殆矣。
作为一个同时对物质与精神有所诉求的多向度的人，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物质过剩、精神匮乏的年代，完全令其丧失掉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和浪漫主义的情感冲动，会导致今天及未来之人变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或是尼尔·波兹曼所谓“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因为，“以商品经济为母体的逻辑化、理性化过程，在本质上是反神秘主义、反英雄主义和反浪漫主义的”[8]，而“经济的迅猛发展并没有解决人类和谐生存的精神问题”[9]。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度”的把握。由于自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武术理论研究中对修身价值忽略得太多太久，所以，逢今天这样一个它正得到世人越来越多需求的时代语境，更加大了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进行致力的必要。这也正与当今经济领域中所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相契合。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胸、阔达的气度、高远的视野，迎接这一新的研究侧重的到来，并竭尽所能促成其发扬光大。
4结语
对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林语堂之闲适文学的东冷西热现象进行审视，与明清时期提出但却伴随近现代西方科学思维的流行而掩盖不彰的武术修身相比，虽然它们发生的历史时段不同，造成各自命运的操控主体有异，但二者均因被时代“捉弄”而得到一时不被接受、认可的遭遇。“共时态”(林氏闲适文学之此时彼地)和“历时态”(武术修身之此时此地)作用下，二者均又被新的需求所激活，呈现被推崇、发扬之势，也乃异曲同工、百虑一致。
对于当前武术理论研究所带来的启示，是关注武术修身这个久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以使武术能够在当今及未来社会中，从更多维度、更深层次上融入并造福于人们的生活；反过来说，这也将会为武术自身在当代社会赢得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转自《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9年第2期，原文题目是《修身：一个久被忽略的武术研究领域*——来自林语堂“闲适文学”东冷西热现象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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