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头熊脑”的它 却是“独一份”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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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图案节约(马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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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纹空心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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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熊纹饰有的憨态可掬,有的霸气威猛。
广州中山四路,有一座著名的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它和周边的城隍庙、北京路步行街等景点一道,构成了这一带丰富厚重的文化景观。它依托1995年7月发现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而建。遗址本身,于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期间重点保护的大遗址项目。
南越王宫博物馆的精华很多,比如历代的水井遗迹、曲流石渠遗迹等等,可移动文物藏品方面,可看点也不少。当中,有一种饰有熊纹的空心砖,看着憨态可掬,却是独一无二的宝物。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这种空心砖
应该是台阶的踏跺
1995至1997年,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发掘了南越国宫署遗址,揭露出石筑蓄水池和曲渠等人工园林水景,出土了大量石、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一大批能明确遗址年代和性质的遗物和陶文、石刻。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和论证,一致认为这是南越国宫署遗址的部分御苑遗迹。1995和1997年的发掘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土遗物以建筑所用的砖、瓦、石出土量最大,当中就包括这种“熊饰空心砖”。
这种空心砖呈长条形,中空,两端封闭。大多数朝上的一面模印几何图形,个别两面施纹,纹饰与方砖相同;其余三面拍印绳纹。两端面为立体感很强的范制熊纹。一般长130厘米、宽31厘米、高26厘米、壁厚4.5厘米。
据《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所言,南越国宫署发现的空心砖只有一种用途,“就是阶陛的踏步。这种长条形的踏步秦咸阳宫就已发现,秦汉的建筑遗址也常有,但两端饰熊纹的仅见于南越宫署。”
据《简报》的说法,在南越宫署遗址的范围内,发现为数不少的砖材。但只有1997年发掘御苑的回廊遗迹保存原位及结构,其余几次都是散乱出土,砌砖结构已被后世破坏。有的方砖在东汉时被用来修砌排水沟,还有不少砖块出土于晋、唐文化层之中。宫署发现的砖主要是方形砖,另有长方形砖、长条形砖、三角形砖、空心砖和券形砖等,“就目前所知,空心砖用作阶陛的踏步,扇形砖用于砌井,其他砖主要用来铺地或栏边。”
踏跺具有保护台基、防潮的功能。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具有极强结构逻辑的装饰艺术在散水印花砖、万岁瓦当中也被表现出来。厚重的印花砖保护了台基,万岁瓦当遮挡了梁架檐柱的日晒雨淋。”
在汉代
熊纹饰是特殊地位的象征
据宋人记述,番禺城是个仅“周回十里”的小城,其核心区段就在今中山四路西段,数十年来广州市发现南越国时期的墓葬都在这个范围以外,即城外,这为南越国都城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旁证。
有文博学者指出,在传统礼仪制度系统内,建筑与礼乐重器的装饰同等重要,神秘图案和色彩被赋予了“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的实用礼仪功用。商周时期的宫廷建筑已经发现精美的装饰材料,如商代建筑师设计建筑时,在支撑宫殿的木构件施以雕刻和彩绘,墙壁上进行壁画装饰,在门、窗、槅扇的显著部位用铜、石包装。南越国宫署建筑空心砖踏跺两端的熊饰,也充分说明了建筑装饰在礼仪制度中的作用。
从图案上可以直观地看出,熊纹主体表现了熊头部的图案,熊两眼正视前方,炯炯有神,前后掌紧握、并列相聚、威武有力,活灵活现地塑造出熊的形象,特别突出头和掌的作用。因为卡通影视的宣传,熊这种动物在部分小孩子看来相当“萌”,城市生活中的一些人们也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种攻击力很强的猛兽。在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熊饰空心砖,也有这种两面性,一方面似乎有些憨态可掬,另一方面又比较霸悍威猛。
据《周礼·天官·司裘》记载:“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射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射其鹄。”王之射礼以“三侯”即虎、熊、豹,诸侯射以“二侯”即熊、豹,卿大夫射以“一侯”即麋,士射以犴为侯。学者指出:所谓“侯”者,指不同的兽皮装饰制作的箭靶,实际是田猎时贵族等级的符号标志。熊在百兽之中的突出地位,令它在尊崇尚武精神的汉代成为一种特殊地位与身份的象征。
远古的神话
说明古代人与熊的密切关系
关于熊的装饰,在南越国时期的其他出土文物中也见到不少。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员霍雨丰在《南越王墓的动物世界》中就进行了归纳:“南越王墓西耳室的熊图案出现在节约中,节约是车马器中马饰的饰件,南越王墓的熊形节约主要有两种图案,以及大小不同的式样。两组图案的熊形节约都呈半球形,球面所铸的熊突出熊首和四爪,呈蜷缩状,也像在啃咬的样子。”他指出:“这类熊形节约,和其他汉墓所出的熊形节约基本一致,如河北满城汉墓、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等。此外,南越王宫所出的熊饰砖,和南越王墓节约上的熊形一致。”
此外“西耳室的一件玉珌的一面有一熊浅浮雕熊纹,这只熊双掌拉着螭虎尾,并用口衔咬,作嬉戏搏斗状,表现极为生动。此外,东耳室和西耳室出土的3组共12件铜瑟枘,呈博山形,每一件都有若干动物造型环绕其上,其中就有熊蹲坐着。”
霍雨丰还指出,熊形和熊饰在汉代出土文物中常见,最常见于各类铜、陶用器的器足,此外,也见于镇、节约、砖等器物之上,“这些熊饰表现欢快,似乎反映了汉代生机勃勃的气息。”
有研究者指出,现存的汉代遗物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熊图像,形态各异、配置多样。体现出熊在汉代身份的多重性、地位的特殊性。在汉代之前的古史中,有大熊伏羲氏、黄帝有熊氏、鲧禹化熊等神话,都提示中国上古时代应当有一脉与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且中华文明起源与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山文化等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玉熊、陶熊、熊头骨等,都是与这种文化有关的证据。
具体到汉代,汉代人将熊图像施于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玉器、摇钱树等各种艺术形式之上,配置在不同场景中,有刻画在西王母旁的熊图像;有出现在祥禽瑞兽间的熊图像;有手持鼓槌状物的熊图像;有蹲坐支撑器物的器足熊;有击掌舞蹈的熊图像等等,实际上也是一种远古熊文化的遗风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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