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菁2016年参加高考，她超出重庆文史类一本线40多分，被一所位于中部省会城市的211院校录取，调剂入读护理学专业。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她感到错愕，因为数学好，她第一志愿填报了会计学，“不知道护理学是干吗的”。
高考志愿是她自己填的。她的老家在重庆的一个镇上，她从小是留守儿童，初高中住校，父母在外地务工。父母和她之间的交流很少，“他们觉得没什么可以给我指导的”。
后来，班主任告诉她，学护理将来是去医院当护士，又苦又累，收入又不高。这让她想起老家的卫生所，那里的护士都是卫校出身，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和艾菁一样，被调剂到护理学专业的学生不在少数。每当高考录取季，在院校的微博超话里常能看到提问：“被调剂到护理学能不能转专业？”“转专业有什么条件？”
由于不少高校护理学的录取分数不高，而学校在转换专业申请条件上，可能会要求“总分高于拟转入专业在当地招生录取最低分”。这也意味着，大多数被录取到护理学专业的学生可能不符合转专业的条件，将至少与护理学牵绊四年。
然而在“调剂”和“转专业”背后，大众是否对这个专业和职业有着某种偏见，它又是怎样的存在？
被调剂的人
升入大学前的暑假，艾菁在不安中度过。
父母埋怨她：“读那么多的书有什么用？浪费资源。”那个暑假，每当有亲戚问起艾菁考到哪里了，她父亲都会抢着回答，“考上重点大学，就是专业不太好。”如果旁人继续问，“医学类的”、“有点冷门”，成了家人对护理学的指代。
慢慢地，艾菁也不愿意提自己的专业，有人再问起，她就报高考分数，迎来的总是赞誉。
高中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一直做她的思想工作，劝她回去复读。艾菁高考语文发挥失常，只考了102分，换做平常，她能考进年级前五。“他们（高中老师）可能觉得我还有潜力吧。”
艾菁纠结了一个暑假，她亲历过一次高三，清楚地知道复读的难捱，没有退路，觉得重走一遭“一定很难受”。
但高中母校陆续给她开出，奖励一万元奖学金，免除学费、生活费，住在教师宿舍等丰厚的条件，让她有些动摇。此外，她从小胆子小，连恐怖片都不敢看，害怕即将开设的人体解剖学课程，“要是脑袋一片空白，课也学不好了。”
在大一开学一个多月的时候，她去到学院书记办公室递交了退学申请。学院书记劝她把退学申请拿回去，对方告诉她，当她大学毕业以后，就会发现专业并不重要，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最终，艾菁决定留在护理学院，她担心丰厚的复读条件背后意味着“高期待”，而她害怕达不到“期待”。
刘磊的老家在江西丰城，作为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本科生，他一直是家人的骄傲。但作为男生，由第一志愿临床医学被调剂到护理学，入学前的那个暑假，他感到窘迫而无措。因为在他的印象里，护理学是培养护士的专业，而在老家的医院里几乎没见过男护士。
他所在的院校护理专业有81人，只有十名男生。在他看来，女生相比男生更加细心，而护理学是一个对细节要求非常高的专业。
例如针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的口腔护理操作，专业考试上，对于器材摆放、口腔清洁的顺序、更换湿棉球的频次都有明确的要求。“我们用一个嘴的模型练习，但实际上有的人嘴大，有的人嘴小，按照口腔清洁的标准各个地方都摸到，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ICU病人处于昏迷状态，也无法配合操作。”刘磊解释说。
根据他的观察，他所在班级一多半的人是被调剂来的，有50%以上的同学和他一样来自农村。
他称自己和周围同学对于未来的规划比较模糊，在专业选择、估分上面没有来自城市的同学清晰。
同样被调剂到护理学专业的梁春燕，老家在广东韶关，2014年参加高考时，她一心想留在广东省内，选一个不学高数的专业。她考上广东一所医药类的二本院校，以两分之差没被第一志愿的英语专业录取，也没有达到第二志愿传媒类专业的要求，被调剂到护理学。
她记得，刚入学时，班主任开年级大会，问：“第一志愿是护理学的举手。”二百多个人里只有十多个人举手，剩下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她所在的年级共有五个班，她们班有四十多个女生和六个男生，“原本有八个男生，但有两个没来报到，回去复读了。” 梁春燕没有复读的勇气，她原本就不擅长理科，随大流学的理科，复读一次，恐怕还考不上二本。
高考志愿也是她自己填的，对于填报专业时，勾选服从调剂意味什么，她也是懵懵懂懂。她说，父母都各自组建了家庭，从上高中开始，就自己拿主意。
“紧迫感”与“高门槛”
梁春燕印象里，护理学专业处处都渗透着“紧迫感”。
大一上学期，共有13门课程，周一到周五只有一个半天没有课，思政类的公共课程都要被安排在晚上。
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胞的化学与生物学、局部解剖学等基础医学的公共课程，临床医学专业要到大二才开设，护理学在大一就已开设；内外妇儿（指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课程在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大四开设，却是护理学专业大二学生的必修课。
对此，梁春燕解释说，临床医学是五年制的，而护理学四年制，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把课程学完，但可能没有临床医学学得细，“比如说解剖学，我们需要识别哪块骨头、哪一块肌肉、哪个系统、哪个组织，但是临床医学学生可能还要学用刀去切。”
课业负担的沉重，使得护理学专业的学习氛围一直很浓厚。大学里不强制参加晚自习，但每次图书馆闭馆的铃声响起，她都能在图书馆门口偶遇到同班同学。有些大课为了节约时间，一连上近两个小时不休息，实验课解剖兔子、青蛙、老鼠，每次都要半天的时间。“有时太累了，大家就猜拳，谁输了，谁写实验报告。”
考试前的一个月，护理学专业的宿舍灯火通明。梁春燕记得，仅仅外科护理考试的复习资料就有一千多页PPT，打印出来和新华字典一样厚。
但她没有考虑过转专业，在她看来，在医药类的大学里，可选择的专业范围有限，临床医学、药学这样的热门专业，又转不进去。“我只听说过从这种专业放人出来，几乎很少有人转进去。”
此外，梁春燕觉得那时所在院校的转专业制度并不透明，“以前不会公开绩点排名达到多少分以上才可以转专业。”使得一些有想法的同学不敢尝试申请。
沈毅也感受到了“紧迫感”，他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护理学专业读大二。尽管护理学专业是他主动填报的，但他的志向一直是转专业到法医学专业。
沈毅是2021级的上海考生，那年复旦大学面向上海生源招生的很多专业最低录取分数不低于580分，而他以不到540分的成绩考入护理学专业。“因为护理学录取分数低，想进来后好好努力，争取转专业。”
他形容专业课的老师常常流露出一种很迫切的感觉，想要尽快培养出一批有素养的护理学人才。理论课上，有老师讲到护理学的历史、现状，情绪就会有些起伏，指出护理学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临床上很缺护士，“归结到我们有责任，任重道远。”
沈毅拍摄于《健康评估》的课堂。
专业课上，老师举到临床上的案例，经常要强调一句：“如果以后还想做护理的话，这方面要好好学。”
入学之初，沈毅看到专业培养计划书上面的字密密麻麻，特别拥挤。以前放在大三上的卫生统计学，在他们这届大一下学期就学了。学院老师解释称：先学一些护理科研的内容，对参与学院项目，写论文、写报告都有帮助。
沈毅大二下学期的部分课表。
在复旦大学，不少专业有两次申请调转的机会，一次在大一，一次在大二。但每个专业对于转入的人数有名额限制，热门专业的竞争越发激烈，冷门专业却可能无人问津。据沈毅观察，大一结束时，护理学院有二十多人转走，但没有人转进来。而他留下来的理由是，提一提绩点，大二再转。
艾菁放弃了提交转专业申请，她所在院校每个专业转出和转入的人数都有名额限制，大一绩点排名年级50%左右的她，担心递交了申请，却没转成功，“给老师留下排斥这个专业的印象”。与此同时，金融、会计类的专业课业难度大，大一就开设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课程，她担心去了也跟不上进度。
“所以我觉得既然不知道要选哪个，不如就读上天替我选的（护理学）。”艾菁说。
在艾菁所在四人寝室里，有一个室友和她一样迷茫，放弃了提交申请。另外两名室友，都坚定地想要离开。其中一个忍受不了熬夜，转去了计算机专业；另一个室友家里有长辈是口腔科医生，提交转专业申请时才发现口腔医学专业这一届不招转专业学生，于是选择退学复读。
每届大一结束，申请转专业的时候，护理学院都要经历一段人心惶惶的波动。艾菁经常听到有同学抱怨：“护理学得好的人，才有资格转专业，学得不好的人反而转不了。可学得好的人为什么要转走？”
“护士不止是打针、发药”
在艾菁原有的认知里，“护士只会打针、发药，像在流水线上工作。”
但在大学里，她不但要学基础医学、组织胚胎学、系统解剖学等专业课，还要学心理学、护理美学、职业礼仪等课程，目的是在临床上达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让病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能得到照护。
在护理职业礼仪实验课上，艾菁要练习站姿、坐姿、走姿，以及化妆。她印象深刻的一次，老师讲了两节课的PPT关于如何画眉毛，并请来化妆达人做分享，直到所有同学画眉毛都过关了才下课。而在插花课堂上，为了培养审美，老师买了很多新鲜的鲜花给学生练习。
尽管到了临床，艾菁很少化妆，插花的技能也很少有用武之地，但她觉得学得越多，能给病人提供的帮助越全面，“护士好像也挺厉害的”。
2019年6月，大三暑假，艾菁去到一家位于深圳与学校有合作的三甲医院实习，并在毕业后被留用。
她所在的医院实行责任制整体护理，每个护士要管六到十名病人。除了最基础的打针、输液、发药，在内科实习时，护士的工作还会涉及给病人输血、化疗、放疗、心电图等。输液泵、注射泵、肢体气压治疗仪，红外线烤灯、微波治疗仪等设备都是由护士进行操作。
艾菁印象最深的，是在血液内科实习时，血液内科病人到了晚期经常有病情变化，半夜突然呼吸困难，多器官功能衰竭，护士需要随时准备配合医生抢救。
而在血液内科，给病人打针、发药、生命特征检测都更加频繁，化疗病人用于输液的中心静脉导管也需要护士来维护。“有些病人（中心静脉导管）置入之后，每天需要换药，要把一个很大的贴膜撕下来要给他消毒。”遇到病人情况不好的时候，这个操作需要一小时才能完成。
“最夸张的一次，我晚上八点下班，加班到凌晨12点才做完自己班上的工作。” 艾菁说。
除了临床上的工作要处理，她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写护理文书，详细记录病人的生命体征，病情变化，填写血运评估、疼痛评估、营养风险评估、皮肤压力受损评估等量表，为医生诊断、治疗提供决策依据。
她记得有一个二十多岁白血病晚期的女孩，对方在医院里住了很久，状态很差。但她每次夜里查房走进去，对方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她——因为她脚步声很轻。
还有的病人和她说：“你打针怎么不痛啊？” “你是我住院这么多天，唯一一个打针不痛的护士。”
艾菁逐渐意识到，可能只需要多花费五分钟的时间陪病人聊两句，帮他拽一下没穿好的衣服，给他倒一杯水，就能带给病人很大的精神慰藉，让对方感受到温暖。
艾菁在护士站。
梁春燕大三实习时，曾去到过新生儿科。值夜班的时候，她需要每隔一两个小时给新生儿冲奶、喂奶。她解释说，刚出生的孩子的胃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喂完一次，洗好奶瓶，又要按照一定的剂量冲奶，再分装到无数的小奶瓶里面。“一个个喂，喂完一波换一波纸尿片，一个晚上都没停的时候。”
还有的孩子需要护士整晚抱着睡觉，因为一放到床上他就哭闹，吵醒周围的孩子。
在梁春燕看来，护士的工作“不是培训三个月就能干的”。在大二外科护理的实验课上，他们要学习给病人插尿管，包括怎么去握阴茎，调整成多少度的角度才能够让管子从阴茎的尿道口插进去。而注射又包括：皮下注射、静脉注射、肌肉注射、皮内注射等，对于注射的角度、部位、力度、针头的大小都有不同的要求。
臀部注射实验课上，老师要求他们用手在模具上比划注射的位置，因为臀部也有很多神经。静脉注射考试，学生们两两一对，互相给对方注射。梁春燕专门去找了血管比较“漂亮”的同学做搭档。
“医生一句顶护士十句”
自从2020年本科毕业，艾菁已经做了几年的护士。但她时常产生一种无力感，感觉绝大部分病人没有那么信任护士，只信任医生。“医生说一句顶护士说十句，这是很多护士的心声。”
艾菁记得，有的时候，医生给病人一次性开很多检测项目，需要多次抽血。护士直接去抽血，病人会拒绝，甚至说他不想做这个操作。但护士反馈给医生后，医生亲自来说一句：“这个检测你还是要做的。”病人就同意了。
有些病情发生变化的病人不愿意上心电监护仪，因为身体有些数值异常时，心电监护仪会一直报警提示。但医生过来说一句：“安全起见，这个东西你还是要上的。”病人就会同意。有时艾菁感到惊讶，为什么自己解释了那么多，都不如医生的一句话管用。
还有的时候，她去给病人打营养液，病人会担心营养液是不是开多了。“但补液都是医生开的，护士只是去执行，医生有的时候也不会跟护士说那么多。”
可如果把医生叫来，她又会担心医生认为自己能力有问题，沟通有问题，所以病人不信任。有时医生在忙，也会很不耐烦。
此外，出现医患矛盾时，不少护士担忧医院会先在护士身上找问题。艾菁解释说，如果发生医患矛盾纠纷，需要打官司，就涉及定性。如果是护士的责任，事故等级更低，医院方面赔钱少一点；但如果是医生的责任，医疗事故等级更高，赔偿也更多。
艾菁和病人交流时，对方经常问她：“你是卫校毕业的吧？”得知她的文凭后，还会劝她“改行跳槽来我公司吧。”她也常听到病人之间的聊天：“护士懂个啥，你去问医生。”对此，艾菁从起初的沮丧，变得有些麻木。
在她看来，尽管护士的薪资也能达到深圳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护士的天花板比较低，“上限就是护士长，但是一个科室20个护士只有一个护士长。”
刘磊和艾菁是同一年毕业的，他在一所中部地区的三甲医院做手术区护士。他形容工作状态是“如履薄冰”。
刘磊提到一起新闻事件：2022年有一位产妇顺产两月后发现体内遗留纱布，后来事发地的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过初步调查认定，是因助产士操作失误所致，暂停该助产士执业。
刘磊称医院领导曾以这件事作为警示案例，要求护士们“引以为戒”。但顺产接生过程当中，不是只有助产士，还有主治医生。在刘磊看来，即使出现事故，助产士能承担的也只是次要责任。“但护士相比医生处于弱势，没有话语权。”
而他所在的医院，有一个将做择期手术的老年病人，具备活动能力，也在有家属陪伴的情况下，在医院花坛边摔了一跤，他的责任护士因此受到处分。
在刘磊看来，很多年纪大的老年人，不管是医生讲，还是护士讲，都能听得进去。但一些学历较高，有社会阅历的人，可能对护士说的话比较存疑。
对此，刘磊有些无奈，“他们只信任医生，因为给他们治病的是医生，决定他们手术效果、治疗效果的也是医生。”
“有多冷就有多暖”
2022年10月，两年的规培期结束后，艾菁被分配到了最后一个实习的科室——骨科。她感到十分庆幸，因为在骨科碰到特重症病人的概率相对偏低，大多数病人是打球受伤、骑电动车摔了，“第一天住院，第二天手术，住三四天就能出院。”
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害怕面对死亡，害怕去看濒临死亡的病人的眼睛。她记得在血液内科实习时，濒死的病人大多数时候都全身浮肿，肤色暗沉，又很苍白。尽管在她的班次上从未发生过死亡，但实习的六个月，她总陷入莫名的焦虑和担忧。
艾菁记得一个身患白血病的癌痛病人，每次疼痛都到了打吗啡（强效镇痛剂）的地步，但吗啡只能管用一小会儿，药性过后她又开始声嘶力竭地喊叫，科室只能把她安排在单独的病房，和其他病人分隔开。直到有一天她没有力气不叫了，意味着她离死亡更近了。
“面对随时可能死亡的病人，护士的责任更大，工作强度更高。” 艾菁在血液内科的六个月，每周都有病人离世，还有三名规培护士被确诊为抑郁症。夜晚，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经常感到很压抑，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还很怕被病人问：“我是不是活不了多久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她接受的训练告诉她: 不能给病人不现实的希望，但也不能消灭他的希望。艾菁通常会询问对方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叫医生看一下，并让对方好好配合治疗。
由于护理人员的流失率比较高，艾菁所在的医院从2021年9月开始，由每班工作时长12小时的两班制，改成了长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的模式，护士每周需要干满40小时。
艾菁对护理专业的认知，由“读书不好的人才做护士”，转变成了未来对护理人才的要求将越来越高。据她观察，医院里年资高的护士大多是专科毕业，其中有一部分人读了成人本科，但最近三年，医院招聘的新人大多是本科学历。而高学历也意味着在护理病人、职业晋升、发表科研论文、参加讲课比赛等方面更具优势。
艾菁有时会羡慕没有从事护士工作的同学，不用承担这么重的责任。艾菁本科时的班级有50多人，大一转专业后，只剩下40人。毕业时，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选择读研，从事护理教育，或跨考法学、新闻学专业，还有的人报考了医院其他的医疗岗位，选择做护士的不到一半。
但她也逐渐接纳这份工作和高压力、高价值感的生活状态。只是过年回家，父母向亲戚介绍她工作的时候，还是习惯说，她在深圳的大医院做医生。尽管她强调过很多遍，自己是护士。
2021年5月，疫情期间艾菁支援核酸检测。
2018年本科毕业后，梁春燕没有成为护士，而是进入了一家医疗公司，担任CRA（临床监查员），即接受药厂的委托，负责临床试验的监查工作。
这份工作是她在秋招活动上误打误撞找到的，她毕业那年，主动选择做CRA的人还比较少，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医疗公司给对口专业的学生一一打电话，才能完成招聘。
没有选择成为护士，梁春燕将一部分原因归结为：缺乏直面人间冷暖的勇气。她在实习期曾到广州一家传染病医院实习，带教老师带他们看过一个艾滋病患者的肛门，已经溃烂感染。梁春燕感到难受，本能地想要回避。她的日常工作是每天给一名梅毒病人测血压、打针注射，接触到对方皮肤后，“心里面会膈应”。
她在肾内科实习时，每天都要给肾病病人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24小时尿蛋白。“早上给病人发一个红色的桶，第二天早上去回收桶，把尿液倒进一个量筒里面测量，再送到检验科。”她觉得自己身上经常有一股尿骚味。而在给男病人插尿管时，她时常要克服“难为情”。
离开护理行业更直接的原因是——她是左撇子。尽管左撇子被允许从事护士工作，但在扎静脉输液针时，传统的静脉输液针柄为右侧固定，“相当于进出地铁刷卡阀门都在右手边”，对于用左手扎针，梁春燕始终觉得不太方便。
尤其是在大四去到急诊科实习，她每周有两三天轮到注射室的岗位，“注射室外面的人排着队，等着我给他们打针，对护士打针的速度要求特别高。”
离开护理岗位的四年，她有时看到各地欢送抗疫医疗队的视频，内心还会涌起一股暖流。但她也喜欢现在的平凡。
刘磊说，护士的工作“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医院是一个见证世间冷暖的地方，但有多冷就有多暖。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