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腰斩”下的燕郊
进入燕郊的标志彩虹门。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2018年，燕郊房价“腰斩”。
燕郊在北京正东，它的行政单位是“镇”，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从国贸开车一路向东30公里，过了潮白河大桥便是。进入燕郊，双向六车道的102国道两边，售楼门店一个挨一个，被称为“售楼一条街”。
过去十年里，这里每新开一个楼盘，就如同小镇里驶来一列火车，从其他城市过来的数千号人，一股脑被搬运到这里。“原先开一次盘涨价三五百元，到了2016年一涨就是五六千。那也疯抢，跟抢大白菜似的，只剩朝北的了，买，马上订！”这是售楼一条街上人们的共同记忆，百度百科在2016年更新了燕郊人口的数据——120万，比十年前的10倍还多。
如今抢房子的事情已不复存在，街两边的门店冷清下来，但售楼一条街依然连接着燕郊和北京。
这里是32岁的房产经纪许明朗北京梦开始的地方；是65岁的北京老人俞大维最终的归宿；35岁的外资公司职员田宁已经在燕郊生活六年，和许多燕郊刚需族一样，清晨向西黄昏向东；55岁的东北下岗职工王梅，寄希望于投机燕郊房市的涨跌以换取更好的生活。
他们的人生原本没有交叉的可能，但楼盘价格走势图上起起伏伏的曲线，让他们在燕郊共同沉浮。
过山车式的翻滚
10月24日下午，售楼一条街不止一家挂上环形锁，门上的玻璃灰蒙蒙的，屋里地上还有曾经摆放的桌椅落下的灰尘印。
许明朗在这里卖了三年房子。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扫到客户的“京”字车牌，心里猜到七八分，“来看行情的”。一部手机拿在手里，里面能接通不少人。最厉害的是一张嘴，不管刚需的、投资的还是炒房的，都能从这里听到他的“毕生绝学”。
他指着墙上三居室的户型图介绍，“客厅和两间卧室都朝阳，我们叫’三阳开泰’，均价在1万2500到1万3200之间。”靠这张嘴，许明朗依然是楼市严冬下的“金牌”销售。
但两年前，许明朗接待客户从不聊闲天，连嘴上的客气都省了，“你买不买？不买就卖给别人了。” 他到路边吃大排档，有人见他一身西装系领带就凑过来问，“你手里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了？还有吗？”
那时35000元开盘的房子现在18000元没人买，许明朗说，燕郊房价半年前就已经“腰斩”了，“不是不想买，是买不了，你没有本地户口。”
燕郊现在的政策是，非本地户口的购房者，要提供三年及以上社保或纳税证明才能买房。目前在售的新楼盘只有两个，许明朗和街上大多数销售一样，改卖隔壁县大厂的房子。大厂也有限购令，但开发商的策略是，先和购房者签合同交易，三年后购房者拿着完税证明再正式办过户手续。街上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么操作不规范，但现在统一都这么卖的，不然更没人买了。”
四天前的早晨，65岁的北京老人俞大维乘坐公交车816路从售楼一条街经过。拉活的司机嘴里叼着烟卷，在车站上逢人就招呼，“到北京的，走吗？”
老俞顶着灰白的头发，坐在混合着肉夹馍和煎饼味儿的车厢里，看着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一手抓着扶杆随车摇晃，一手端着手机，齐刷刷地低着头盯着看。过潮白河大桥掏出身份证接受进京检查的一刻，他嘀咕，“咱也成了外地人”。
两年前他搬到燕郊，房子也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翻滚，但他并不关心，涨到多少也是住，跌了还得住。他和年轻的刚需族一样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每天80公里，到儿子家照看刚出生的小孙女生活。
儿子家在东二环内的一座老居民楼里，这原本是老俞的房子，儿子结婚，他把房子腾了出来。家里没人，老俞进了屋门就擦起地。儿子请过小时工，一小时40块，他觉得不值，让儿子别再花钱。
同一天下午，55岁的王梅在燕郊的小区里张罗着卖房。一瞅见中介带人过来看房，她隔着老远就问：“租还是买？要几居的？” 中介走到她身前悄声问：“你那套还是卖90呗？” 她含糊地应了几声，最后说，“相中了再细谈吧”。她两年前花110万买的公寓，现在想卖92万到95万，还是没人买。
王梅住在首尔甜城，这个小区因临近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和地铁站，最贵的住宅开盘时曾抛出将近4万元的单价。公寓北边的高速路今年7月28日正式连通北京，开车10分钟就到东六环。可住公寓的大多没车，从小区走到最近的去北京的公交站得走20分钟。规划中的地铁22号线，在燕郊段也没看到动工的影子。
10月末的售楼一条街上，发传单的大爷背着手，传单捏在手里卷成一个卷儿，凑在街边的小摊子上看人打斗地主。每月拉20个客人进店的指标他还没完成，1500块钱的工资他估摸着拿不着了，不紧不慢地溜达，“现在没人买房，早都不是2012年的好时候了。”
潮白河东岸的“疯狂”
2012年，是售楼一条街热闹起来的年份。
大爷发传单拉一批客人进店，待够20分钟再留个手机号，就能赚100块。每月拉四五十批不成问题，成交了还有提成，月入七八千。像许明朗这样的金牌房产销售，年收入四五十万的不在少数。
但许明朗没赶上。他那时还没到北京打工，在山东老家的一家企业上班，工作是卖煤，“跟爷似的，根本不用出去找客户，价格合适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可是，这份不用求人的工作他越干越没意思，挣三四千块钱的死工资，单位效益一天不如一天，26岁的许明朗既没房，也没车。
2012年从年中到年末，北京二手房均价从24000元涨到3万元，而一河之隔的燕郊，新房平均价格仅在八九千元，售楼传单上打出广告——“北京给不了你们，在燕郊都能给你！”
燕郊的大巴车。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买房送户口的政策吸引了很多“北漂”，30岁的田宁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一家外资汽车公司做技术培训师，正准备结婚。第一次到燕郊看房他开着黄色奇瑞QQ，一下高速路，传单像纸飞机一样扑面而来，往车窗里塞，往后视镜缝里别。
他和女友相恋9年，在北京漂了7年，频繁地在月租1000以内的合租屋换地方住，从北三环搬到北五环。买房时，他优先考虑了东北六环外的顺义，两人的钱够买一套80平的。到燕郊看房发现能买120平，他想了想，选择了燕郊的大房子。
7月下旬的一天，田宁到新买的房子边上咨询租房的事，想搬过来适应适应。下午四五点钟忽然下起大雨，十分钟的功夫，朋友家门前的燕顺路积起好几厘米的水。停在燕顺路两边的车，有不少淹没在这场洪灾里。那次之后，他才知道这条路的排水系统出了名的差，赶紧给自家车办了涉水险。
《南方周末》曾刊文提到“两个燕郊”。“一个燕郊壮志凌云，朝着国际化都市高歌猛进，万人小区林立，高密度楼盘与新兴的商业圈以十余倍的面积包围了旧有的镇中心。而另一个燕郊被困在小镇旧有的脆弱躯壳里，被开发殆尽的土地上，公共设施严重滞后。”
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来燕郊买房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北漂”涌向燕郊，在早出晚归的路途上，盼望着北京地铁有朝一日修到潮白河东岸。媒体人何枫在2013年初搬到燕郊，房管局的小窗口让他印象深刻。办事员盖戳的手快速地一起一落，“啪”一声按到纸上，递出去又接进来一张，“啪”又盖一个戳，不知道每天盖多少个。
开发商把燕郊形容为“北京的后花园”，他认为这个描述不准确，准确的描述是“北漂的容身之地”。在他看来，潮白河隔开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听起来残酷，但很现实”。
那时候，60岁的老俞还住在故宫后墙外五百米远的一个居民楼里，吃完饭一遛弯儿，就进景山东门，横穿出去，又进北海西门。北三环的二哥，南三环的五弟，谁家有点事他骑个自行车过去照应一番，抽几根中南海，再喝两盅二锅头，56度的，低度数的不喝。
从国企食品厂退休后，朋友帮他找了份“肥差”，在家门口的国家文物局盯监控，上一天休两天，除退休工资外每月还多挣两千。老年合唱团里，他是手风琴伴奏，一到星期天就背着琴上景山。
老俞在老年活动中心拉琴。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这把琴跟了他40年。1982年夏天，他跟着启蒙老师去一个音乐教授家看二手琴。教授拉了一首匈牙利舞曲《查尔达什》，黑色风箱一拉开，手指头在黑白键上跳跃。380块，俞大维下了“血本”，那会儿他一个月才挣40来块钱。
他在皇城根脚下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没想过会离开北京，离开出生长大的地方。
刚需与投机
2016年，老俞的儿子要结婚了，娶个北京姑娘。北京全城房价进入4万元时代，老俞家的东二环内，房价也涨到87000元一平。
老俞和妻子盘了盘家底，选择在40公里外的燕郊买套二手房。在燕郊，像老俞这样从城区搬过去的北京人并不是孤例。问起他们为什么搬到河北，“我城里有房，这不是儿子结婚给占上了么？”
搬家之后，除了买菜老俞几乎不出门。他住23楼，小区里三天两头停电检修，他担心电梯停运，下楼就上不去了。而且他也不想出门，“摩的”在大街上蹿来蹿去，他觉得“乱乱哄哄”；邻居一个也不认识。老俞宽慰自己，儿女要独立就得分开住，“住一块儿，那矛盾多了去了。”
同一年，因为“北京机会多”，许明朗离开山东老家，到北京打工。
他在东四环一家公司做销售，从卖煤的变成卖电梯的，工资涨到4500元，赶上有提成的月份能赚15000元。
2015年2月，他在燕郊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77平的两居室9500元一平，他犹豫再三才买。妻子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毕竟老家的房子才卖5800元，还带精装修。许明朗手里只有4万，找亲戚朋友七拼八凑，才交上首付21万。
那年夏天，通州被正式赋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和通州相邻的燕郊，售楼处里换了地图，通州CBD代替国贸CBD，成为新的坐标原点，燕郊看上去离“中心”更近了。仅半年，许明朗的小区价格涨到15000元一平，他发现燕郊还有升值空间，就把工作辞了，不卖电梯改卖房子。到2016年末，他所在的小区新盘卖到25000元一平。
燕郊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谈论房价，连老俞这样对房价迟钝的人，一天听一点，慢慢也感知到，燕郊的疯狂时代可能要来了。
许明朗卖房子挣着钱了也买房，大厂一套，香河一套，“干我们这行没有不倒腾房子的，就靠这个挣钱。”看楼盘的时候四周都是玉米地，他心里发慌，将近1万的房子，“虽然挨着北京，可它不是北京。”
2016年底，规划中的地铁22号线办了开工奠基仪式。王梅打算在临近地铁站的首尔甜城买一套40年产权的公寓。随女儿进京后没过多久，她在燕郊上上城五期买了一套房，每平米3850元。这个小区号称“河北最高密度楼盘”，63栋楼里容纳了2万多户，将近7万人。
之后，她在东南五环边的建材市场炸油条做烧饼，除了供女儿读研，攒下一点钱就交首付买房。
房价飞涨的时候，燕郊出现很多投机者。他们的钱在北京不够交首付，冒着政策打压的风险，到燕郊的楼市“押房”。他们是购房主力，也助长了房价的持久升势。
她算了一笔账：17500元一平，总价110万。她手里有套房卖95万，老家的房子卖掉20万，正好够买。她完成了交易，但不管买的还是卖的，两套房都只签了买卖协议，没有办正式网签，因为“房本没办下来”。
“看上去有四套房，现在哪套都不是我的”
在价格一天一涨的2017年初春，许明朗不敢再买房了。他经手过单价3万元的交易，看到很多人把钱投进去，“不是觉得房价不高，而是相信还能更高”。
2017年6月2日，廊坊地区正式限制外地人购房，交满三年社保才能买。许明朗心里彻底凉了，售楼大街一夜之间冷清下来。
2018年初，许明朗的小区最贵的房子从35000元跌回17000元。燕郊房价从疯涨到暴跌，只用了不到两年。
新政出台后，王梅的算盘落空。买她房子的小夫妻是外地户口，三年后才能办贷款，尾款拿不出。她的资金链断了，没有钱支付新买的公寓，房主让她卖房抵债。她不想卖，跟邻居抱怨：“我说三年后人家把钱给我，我再给他（上任房主），他不答应，还要起诉我。”
王梅的邻居说，她不是头一次听说这种事，“燕郊房产交易不规范的地方多，纠纷多，限购之后房价直线下降，有人签了合同又不想买了，闹上法庭的不少。”
王梅还有两套房，用其中一套抵押贷出来的钱交了另一套的首付。邻居被她嘴里一连串的数字绕晕了，“哟，你是不是房虫儿啊你？”
“你不倒腾，拿啥买房呀？” 王梅想把这些小房卖了，合一起再买个大房。她曾经是黑龙江佳木斯水泥厂的统计员，90年代下岗，退休工资每月1830块。现在，她在小区里开了个家政公司，有人打电话过来找饭馆端菜的杂工，她报价一小时30元，对方砍到15元。工作日的中午，她去一个孕妇家里做饭，做一顿60元。这些构成了她日常生计的来源。
她盼着解决自己的三角债务，“看上去有四套房，显得挺富有，实际你说哪套是我的？哪套都不是我的现在。”
有“房虫”也在高点买了燕郊的房子，29000元一平。和王梅不一样，他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亏了也无所谓，我北京有4套房子，海外还有几套，其他二线有10多套，不在乎这一套两套的。现在房子3000元租出去，也挺好的啊。” 若不是因为限购没资格，他还想趁现在低价再买。
老俞一点都不关心限不限购，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孙女出生了，城里的月嫂每月15000元，育儿嫂1万。请了几个月后老俞和亲家商量，“请不起了，咱自己来吧。” 两家老人轮流照顾孩子，两周一换，他的生活轨迹又一次改变。
早上6点出门，路上花上两小时到儿子家。晚上7点半从儿子家出来，赶8点40分的816路末班车回燕郊，到家10点。妻子夜里要哄孩子在城里住下，换下来的脏衣服老俞背回去。60平米的屋子，小三口的衣服已经晾满了，没地方晾他们的。
他跟儿子商量，想把孙女接到燕郊来方便照顾。商量的结果是，燕郊条件不如城里，儿子儿媳要是住过来上下班也太远，“得，他们不跑，那我们跑吧。”
踏实活着
10月24日清晨5点半，潮白河东岸的楼群零星亮起灯光，睡城逐渐苏醒。一阵风过来，公交车站上衣衫单薄的人跺起双脚。
田宁要到三里屯上班，6点35出门。大巴车来了，他上车找了个座位，打开微信扫一扫头顶的二维码付车票钱，坐着10块，站着7块。潮白河大桥上他等了15分钟，所有车在这里排队过进京检查站。他无聊地打开淘宝，商品图片却刷不出来，网络信号因两省交界突然变弱。
田宁早晨6点35出发，到三里屯上班。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这是田宁来北京的第13个年头。大巴车换公交405路，是最近研究出来的一条“舒适路线”。成本比公交车高，但公交车站站停，还总关不上车门，车里的喊“别上了等下一辆吧”，挂在门上的偏不下去。他在人堆里站着，双肩包背在胸前，用来扛住忽然而至的外力。
到公司刷卡时已经9点5分，历经2个半小时，他还是迟到了。他手里拎着两个香菇包子，一杯豆浆，钻进三里屯的写字楼。
前一阵积分落户的政策下来，田宁的同事填写了申请表格，他没有填，“6000个名额是给人才的，我不算人才。”他现在的房贷还是每月2000元，和六年前一样。再过三个月，田宁也要当爸爸了，他打算把孩子的户口落在燕郊。这种状态，让他剐蹭到一种幸福感，“踏实活着”。
许明朗的很多同事转行了，他没转。
三年里，他积攒下不少客户，有些人被他发展成“下线”，楼市回归平静后帮他介绍新的客源。不过房子的确不好卖了，许明朗把客户们送出售楼中心经常是下午三点，错过午饭时间，他就在建筑工地边上的路边摊扒拉一口饭吃。
今年5月份，许明朗买了第四套房子，他判断这个时间正是低点，拿出30万投资。妻子年初生了对双胞胎，两个儿子的奶粉钱和每月8000元的房贷，是他在楼市寒冬里硬生生扛着的动力。
白天他在售楼大厅里讲政策，“二胎全面放开之后，不流行两居室了姐。” 晚上回去孩子睡了，他到国外网站上看政策。10月7日央行宣布降准1%，他翻出美国副总统彭斯前一天演讲的全文稿，挑和中国有关的研读，试图寻找市场信号背后的蛛丝马迹。
“三年后，第一批交社保的人和到通州工作的人，会让这儿再热闹起来。”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北京市政府过来大概能带动150万人，去掉100万有房有资质的，剩下这50万怎么办？既要服务于北京，还不能脱离到北京。河那边六七万，河这边两三万，你买哪个？”
他不后悔到北京来。如果不来，他现在是一边卖煤，一边还房贷，“我现在有四套房，在燕郊我算中产，回老家我是土豪，在北京，我啥也不是。”
老俞依然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周一次，“天天跑，真跑不动了”。
他觉得燕郊没有刚来时那么乱了。菜比城里新鲜便宜，京秦高速开通后，进城也没有那么堵了。晚上，高楼里灯火闪烁的，显得比城里还热闹些。
又到星期天。景山外面的老胡同里，偶尔几辆红顶子三轮车穿行在青瓦灰砖之间，蹬车师傅哪儿的口音都有：“这里是皇帝选妃子的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免费参观。” 老俞坐在歌友中间，Do、Mi、Mi，So、Mi、Mi，手风琴声响起，苏联诗人阿·邱尔金写的词唱出来：“在遥远的地方……”
搬到燕郊后，他的手风琴没地方放，思来想去，最终只能把琴搁在景山附近的一个超市里，平日里没法练琴，就靠每礼拜天摸一摸，找找手感。
“早了！” 琴突然停了，老俞说歌友拍子不准，“这儿空一拍才进啊！” 第二次，他被歌声围住，脸上红扑扑的，身体跟着节拍微微摇晃。
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编辑陈晓舒 校对郭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