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半，二百多针。自2020年起，安吉开始了“脱敏治疗”——定期向体内注射花粉、尘螨两项过敏原。
这是目前唯一能够阻止过敏进程的治疗方法。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过敏患者需要借助医学手段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过敏低龄化的趋势也愈发明显。就在上周，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特意去了趟门诊护士台，嘱咐给看过敏的孩子们增加一些玩具。用她的话说，过敏的“浪潮”已经来了。
变态反应治疗依然任重道远。在我国，还存在医疗资源缺乏、专科医生培训体系不足、上市的脱敏药物较少等问题。好的一面是，更多过敏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有所提高，开始寻求专业手段治疗，或是力所能及地调整生活方式。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正在出诊。受访者供图
求医与问药
安吉原本光洁的左臂“长”着十多个小包，如果不是包与包之间距离一致、排列整齐，看上去就像是蚊子咬过一样。
近三年的脱敏治疗坚持下来，去医院取药、打针，已经成了安吉的一种生活习惯。安吉从小怕疼，连打疫苗都害怕。针头要扎进去时，她便哼首曲子，转移注意力。
“很难受，时不时胳膊就肿了，有时胳膊上会出现硬块，要再挑个新的地儿打。一开始全部打左胳膊，后来换着打，也会有色素沉淀。”
春季花粉期正是过敏患者们颇为“畏惧”的时节。近年来，需要借助医学手段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过敏患者，不知不觉间已越来越多。
过敏在医学上称为变态反应，它涉及人体不同器官系统的症状，不局限于某一个系统。一个病人可能同时合并哮喘、鼻炎、结膜炎、食物过敏、皮疹、过敏性休克，也可能分别表现出不同症状。
33岁的内蒙古人维维第一次出现过敏症状，是青春期的一次草原之旅。自那年起，每到固定月份，一阵风吹来，维维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鼻涕”不黏稠，像水一样清澈，与感冒似像非像。还有的过敏患者“七窍都痒”；有的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如哮喘；还有人吃了一口原本熟悉的食物，随即因过敏性休克被送进急诊室。
安吉的妈妈就是过敏体质，后来又得了红斑狼疮和哮喘。某次两人出国旅行，刚一落地，妈妈就开始发病，呼吸困难，送到当地医院抢救。安吉遗传了过敏体质，过敏的物质多而杂，包括猫毛、狗毛、各类花粉、尘螨等。她在北京协和医院挂号，选择了两项脱敏治疗，都是生活中最难以回避的过敏原。
常年过敏的人，很多都有个“病友”小圈子。每到过敏季开始前的一两周，李瑶就会收到“病友”间的相互提醒：该吃药了。
西替利嗪，一天2粒，一个过敏季加上提前用药日，大概70天，就是140粒。最近这些年，李瑶感觉自己的过敏越发频繁，春季花粉期也成为需要用药控制的时段。她渐渐觉得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药了。
很多过敏患者选择用药缓解过敏症状，却又畏惧药物的“毒性”。李瑶就很担心身体会受长期服药影响。但减药是不可能的。不用药的时候，李瑶眼角痒、上颚痒、耳朵痒，恨不得“七窍都痒”，头疼，晚上睡觉时鼻子会被完全堵塞，只能用嘴呼吸。
尹佳是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会长。据她回忆，最近十年，在她的诊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求助者越来越多。甚至她自己，都在某天出现了过敏症状。
“过敏的浪潮已经来了。”她说。
低龄的过敏患者
尽管缺乏近期全国性流调数据，北京同仁医院团队在更早之前开展的两次纵向流行病学调查也能一窥趋势。2005年，全国过敏性鼻炎平均患病率是11.1%，2011年患病率达到了17.6%，6年增长了大概6.5%。
这与全球趋势一致。过去数十年间，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升高。自20世纪60年代起，过敏性哮喘和特应性皮炎发病率快速增加。1965年至1980年，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儿童因哮喘住院人次增加了10倍。1970年代起，针对过敏原的IgE和IgG检出率开始增加。目前，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人群中任意过敏原特异性IgE检出率已超过50%。
另一个趋势是低龄化。
十多年前，尹佳去日本访问，当时，她在国内接诊的主要是成年人，日本却有很多孩子过敏，令她颇为费解。日本的医生说，日本之前也没这么多孩子过敏，后来突然变多了，这是一个必然进程，“（中国）你们未来也会经历我们的过程。”现在，她果然看到了相似情景，门诊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患特应性皮炎、食物过敏和过敏性哮喘的孩子。
就在上周，尹佳特意去了一趟门诊护士台。她希望给诊室增加一些玩具——诊室没有玩具，只有一台秤，快被好动的孩子们玩坏了。
在尹佳的诊室里，经常能见到霉菌合并花粉过敏的孩子。霉菌在潮湿的空间中生长，不局限于室内外，患者致敏后将出现全年性或全年性季节性加重的症状，和其他过敏原叠加，症状将更加复杂，可能出现哮喘。
如果不治疗，反复哮喘将损害孩子的肺功能；药物治疗要持续终身；进行规范的脱敏治疗，一些孩子能摆脱过敏性哮喘。
关于过敏患者为何不断增加的原因，在学界，卫生假说、老朋友假说、生物多样性假说等试图解释过敏机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微生物、上皮屏障破坏、免疫/炎症性疾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在此基础上，瑞士学者提出了上皮屏障假说，即由工业化、城市化及西式生活方式导致的环境改变使得皮肤、呼吸道及消化道黏膜上皮屏障发生改变，上皮屏障渗漏导致菌群紊乱、微生物移位，激活局部免疫炎症，促进过敏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且上述病理过程会进一步加重上皮屏障损伤，形成循环。
气候变化也是因素之一。尹佳说，今年春季，圆柏过敏期提前了，去年秋季过敏季，往年症状该减轻的时间点，哮喘的患者却变得更多，这是因为气候变暖，雨水充沛，花粉季提前或延长，且产量更高。
被改变的生活
在寻求医疗介入之外，过敏患者的一个共识是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生活方式要不断做出调整。
安吉的家里常年不开窗，取而代之的空气净化器一直运转。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她从不去公园，比如中午。
在养宠的过敏患者张乐家，小猫咪与主人一同改变。张乐发现，给猫洗澡是降低过敏最有效的方式，于是增加了给猫洗澡的频率。猫科动物不喜欢毛发沾水，以前，小猫一洗澡就会狂叫以示反对，现在也习惯了。为了不影响猫的“发质”，张乐会给猫咪抹护毛素，在饮食中增加了鱼油等。
无防护状态下亲近猫咪，张乐依然会有不适感。给猫洗澡时，她戴着两层N95口罩；回家后摸了猫会赶紧洗手。有时猫跳上膝盖求抱抱，张乐会一边撸猫，一边鼻孔朝天呼吸，持续几分钟，鼻子就会开始痒，好在猫咪“吸人”的时间不长，待一会儿就会自行离开。
还有很多患者就医时，会得到“搬家”的建议。理论上，如果新环境不存在过敏原，过敏的确能“不治而愈”。但作为一名资深过敏患者，李瑶对此持保守态度。
“换地方就一定能好吗？而且我们这个病，短期换环境可能好了，长期不一定，很神奇。”某一年，正处于过敏季的她从北京去了一趟井冈山，原本鼻子堵得厉害，到了突然就好了，那几天没有任何反应；可是她从北京去广州，照样过敏。她的孩子出国后过敏症状消失了，但很多朋友在国外好了一阵子，又开始复发。
张乐偶尔会对宠物感到歉意，“其实过敏养它们不太公平，不能亲密接触，不能和它们一起睡觉。在我们家，老公和它们更亲一点。”但人与动物都只能向疾病妥协。她也在进行猫狗毛的脱敏治疗，如果没能达到理想效果，她打算换个房子，重新设计布局，让小动物活动的空间和人日常起居的空间隔离开来。
一名过敏患者戴着防护面具。受访者供图
脱敏的唯一“去根”疗法
过敏很难根治，一旦发病，大概率持续终生。目前，唯一能阻止过敏疾病进程的方式是脱敏治疗。在业界，也有医生将脱敏治疗的药剂称为“疫苗”，因为原理同打疫苗类似——通过定期向患者体内注射过敏原，使人体建立免疫耐受，最终实现症状的减轻或消除。
安吉对整个脱敏治疗的过程已经非常熟悉。根据过敏原浓度从低到高，药剂编号从8到2。从最低剂量的8号瓶开始打，人体耐受，就提高剂量；出现了风团，就维持该剂量注射，直到耐受再进阶。一年不到，安吉打到了最高的2号瓶，并维持至今。
“打针这件事会有些影响生活节奏。哪怕只是离开住地出去旅游，也会断个十天半个月，有的人就放弃了。医生说，如果只断一周没关系，断半个月就建议剂量退后一些。我觉得这件事就看个人坚持。”安吉说。
数据显示，脱敏治疗的成功率在85%左右，且能获得相对长期效果。北京同仁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张媛表示，根据该院近期一项回顾性研究，最长的脱敏患者在停止治疗后能维持13年，而国际上维持最长的案例是12年——缺乏更久的案例，不一定是疗效问题，而是疗法引入国内时间有限以及后续随访难度较大。
不过，脱敏疗法虽然值得尝试，实施过程亦有难度。
首先是时间与经济成本。尹佳介绍，脱敏疗法的总疗程需要持续3-5年，后期效果与治疗长度息息相关。这期间，患者每10周去医院取一次药，头两年，每周要定期注射两次，以后能减到每周一次。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脱敏治疗无疑非常麻烦，在开始治疗之前，患者要进行慎重考虑，“如果无法坚持，还不如不开始。”
尹佳介绍，目前，我国上市的脱敏药物只有两种，尘螨和蒿草。但大多数患者都是对多种过敏原同时过敏，即多重过敏，对这类患者，需要联合脱敏治疗，用一种过敏原进行脱敏治疗，疗效不理想。北京协和医院有针对其他几十种过敏原的院内制剂，但外院或外地患者想要获得这些院内制剂，要么是来北京定期开药，要么由当地医院调剂，前者代价高，后者较难实现。
院内制剂是医疗机构配置自用的处方制剂，并不像上市药物那样可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北京协和医院可调剂给外院的脱敏制剂共有9种，需要走一系列繁杂漫长的手续，该院要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医生要接受相应培训，药物调剂前，北京协和医院要申报北京市药监局批准，外院要申报当地药监局批准，最后再报到国家药监局批准，流程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一次批准可管两年，药物的保质期则是两到三年。
尹佳介绍，在现有院内制剂的基础上，他们正着力进行新药转化。一旦新药产品上市，流通起来将更加方便。
进步与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认识到过敏是一种疾病。两年前，已在北京安家的维维偶然间发现医院有变态反应科和过敏原检测，终于得以确诊——她至少对17种物质过敏。
在她过去的认知里，过敏不是病。在内蒙古老家，蒿草引发了大量过敏性鼻炎，维维的爷爷、爸爸都有类似症状，家中每个房间都放着纸巾，但他们从未因此去医院看过病。
过敏患者对自身的了解也在不断增进。李瑶原本不是个生活精细的人，如今也变得小心谨慎。最近这些年，在呼吸道过敏的基础上，她又出现了食物过敏，以前能吃的一些食物，突然不能吃了，有一次还因食物过敏进了急诊室。
现在，没吃过的食物李瑶几乎不碰。吃过的东西，如果有了点症状，即便不确定是不是过敏，她也宁愿不再碰这一类食材，“想活得大大咧咧是不可能的。”
然而，令尹佳颇为担忧的是，过敏患者的数量“近年来上涨迅猛，人才跟不上了”。
在没有变态反应科的医院，患者需要前往不同科室求助。一些医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建立了MDT联合门诊，把不同科室的医生集中在一起。
近年来，中国医师协会应国家卫健委要求在全国进行摸底调查，发现能独立看所有过敏性疾病的专科医生只有三百多人，其他涉及过敏症状的专科如呼吸科、皮肤科的医生有两千多人。我国治疗过敏的科室或医院只有不到一百家，服务能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美国只有3亿人口，变态反应科医生却有近5000名。
变态反应学科的建设也亟待完善。尹佳告诉记者，很多医学院并没有变态反应专业，变态反应科尚不在国家级专科医生设置之列；也没有针对变态反应的专科培训体系。这意味着该专科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与晋升渠道。
她认识的许多从事变态反应学科的年轻医生，其专业背景五花八门，有的是免疫科、有的是呼吸科。晋升职称时，他们不能作为变态免疫科医生晋升，而要挂靠在其他专科。美国的培养路径就很明晰。年轻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先去教学医院的内科或儿科接受三年规培，然后可考变态反应专科，培训2-3年后就可以独立开诊所。
尹佳指出，希望能有相对成熟的学科培养体系，对已规培的内科医生进行专培，他们成为师资，再散去各个地方、各家医院，逐步扩大变态反应学科的临床和教学网络。
“我自认为我们的水平和全世界是同步的，但专科医生太少了。现在做科普就是教育大众，让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让他们知道病了能找谁。”尹佳说。
张媛也觉得，作为医生，要更多地将专业知识分享出去，让患者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希望患者能重视过敏这个疾病本身，而不是只重视“难受”的临床症状。
（文中过敏患者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