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漠河舞厅”里，藏着一群中老年人的欢喜和寂寞
那是一扇略显复古的黑色门，钢化玻璃上隔出木雕花格。
门外，北四环的年轻男女急匆匆赶往三里屯，入夜后那里尽是狂欢；神色疲惫的上班族挤在5号线里，不停划看着手机。
门内，红舞馨舞厅是华丽精致，中老年人细眉红唇烟熏妆，配上各色晚礼服，或深色衬衫搭西裤。运动鞋被放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尖头高跟鞋或商务皮鞋。
“不知道红舞馨，就像填完高考志愿，却不知道还有清华北大一样。”交谊舞论坛里，“老舞泡”如此评论这家位于北京亚运村附近的舞厅。舞友们还称，“南有百乐门，北有红舞馨。”
它的总面积约1400平米。在各色镭射灯下，不少中老年舞伴跳着交谊舞。舞台正前方，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华尔兹国际赛事的录像，电子琴、架子鼓、长号等乐器还在静候乐队成员。
老叶窝在棕红色的皮沙发上念叨：“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中国舞厅的航空母舰’。”他今年也有50多岁了，不知不觉皱纹已经爬上脸了。
自红舞馨2018年从西四环原空军干休所所在地，搬到亚运村附近的诸园文化教育产业园后，老叶只要不用回单位值班，就会抽空过来跳舞。这家舞厅的价位还算亲民，每场2~3小时，收费30~50元。
舞厅总面积约1400平，看上去很宽敞
红舞馨借鉴了上海“百乐门”的设计特色，整体布置是几何块状、曲折线条、石膏墙面、罗马柱体、茛苕叶饰……看上去华丽典雅。舞厅场馆内，背景音乐，木制地板，两边墙上画了9幅油彩壁画。探戈、华尔兹、拉丁、宫廷舞会等，一幅一个舞种或场景。
2018年6月，摩登舞世界冠军迪马和奥佳到红舞馨跳舞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学校包括北大、清华，都有免费开放给学生跳舞的场馆。现在没有了，这是北京最好的舞厅了。”40多岁的周柔说。她和老叶隔开坐，两人是舞友。她扎一束马尾，显得干练，谈话中透露自己在某事业单位工作。“到舞厅来，我能穿漂亮的裙子。跳舞也是锻炼身体，提升气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跳交谊舞的年轻人，现在四五十岁了。他们到舞厅怀念当年的场景：北京有几百个跳舞场馆，它们基本是体育馆、公园、人防工事等地方，免费开放给学生、工人和群众去跳舞。这种社会文化形式能促进交流，解决找对象的问题，他们因此被“集体扫盲”。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年轻人随便就能拉个手，都是到了跳舞的时候，才能牵手摸腰。这有点调侃的意思，但年轻人对接触异性的新奇感与舞厅的神秘感平衡了。”老叶说，他年轻时吸引了很多女生主动邀请他跳舞，“这鼓励了我的虚荣心，我就更努力地去学跳舞了。”
老叶到红舞馨期间，曾想邀请一位看上去30岁左右的姑娘跳支舞。没想到，她随即转向身旁一位看上去50多岁的女士，说：“能带上她吗？”他立马反应过来：那是她的母亲！
他单独请她们各跳了两三曲，但也意识到，那些美好的时光不可复制——迪斯科、卡拉OK、看电影等娱乐方式的相继流行，冲淡了交谊舞的热潮，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少有会跳交际舞的，“甭说90后，就连80后这批人里会跳的都是凤毛麟角。”
两对中老年舞伴在跳国标舞
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有共同记忆的同类。
具有年代感的音乐，一首接一首循环播放。这时候，薛老先生已经坐在舞厅左侧的沙发上，等待舞会开场。他弯腰驼背，由舞友陪伴着来到这里。据舞厅经理马晓红介绍，薛老是舞厅里的“鼻祖级人物”，曾到红舞馨跳舞的所有人当中，他是年纪最大的三人之一。
“我是1932年生人，现在90岁了。我从1948、1949年就开始跳舞。那时候，我的小叔叔去上大学，带着我到社会上去跳舞。我自己上大学、参加工作，时间比较紧张，就不跳了。退休后要活动活动，就早上去东直门那边打保龄球，晚上到这儿来跳舞。”薛老先生表示。
薛老和舞友在跳舞
他穿着坎袖背心，西装背带裤，还搭了一条领带，来怀念年轻时的日子。他的舞友说：“他出来跳舞要穿什么衣服、戴什么款式的领带、配什么颜色的背带都特别讲究。他在家里有100条领带。”舞友原来不会跳舞。薛老正好缺个舞伴，就亲自教。现在他们已经配合得很好了。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当播放到张学友的这首名曲时，场馆两边已经挤进了不少盛装待舞的中老年人。她们大多细眉红唇，穿着柠檬黄、胭脂红、深天蓝等各色晚礼服裙，或亮色上衣加黑色长裤，搭尖头中高跟鞋；他们大多穿着黑色、灰色或褐色的衬衫和西裤，配上深色的皮鞋。而且，基本是带着舞伴，或者已经找到舞伴了。
晚上7点30分，晚场舞会准时开始。中老年人组成的乐队成员就位，同样妆容精致、长裙披肩的中年女驻唱岳茜开麦提醒；原来两边散开的近30对中老年人纷纷携手上场，伴着悠扬的Home On The Range，开始跳起探戈、华尔兹、维也纳华尔兹……
也有人独自舞蹈。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女士和一位头发稀少、肚子凸起的老年男士，各自架着舞姿，忘我地绕着场馆来回滑动、旋转，悠扬而舒缓。他们也许在等待今晚的随机邀约，但即使一直单着，他们也会自信地跳完接下来两个半小时的晚场舞会。
“到这里来的中老年人，有些人每年花几十万元，请专业的老师教跳舞。每天下午，带学员来练舞的老师收费都很高，45分钟一节课，每节课400元、700元或1200元。他们月收入有好几万。”马晓红说，他们跟舞厅没有合作关系，只是带来了一些门票收入。
“And One……到这儿了，手不能倒……向前推，一根杆地走……”舞蹈老师闫岭边做动作，边给身边的学生田军解说道。闫岭一身运动服，头发依旧乌黑；田军深色衬衫加西装裤，而且头发花白。50多岁的老师，正在指导66岁的学生跳国标舞中的旁交叉步。
闫岭指导66岁的学生跳国标舞
“老年人主要是想健身。他们喜欢这种形式的活动。”闫岭说，“国标舞不是说学几年就算完的。它没有‘最好’，只有‘好’和‘更好’。跳舞的人只要还在跳，就还有进步的空间。很多国标舞冠军在比赛后，并不觉得自己跳得有多好。他们会继续练习，每天进步一点点。”
不一会儿，这个大龄男男组合挺直了上半身，头各侧向一边，双臂架起来，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老师右脚退步，学生左脚前进，脚尖着地后落跟；右旋转至135度，老师横左，学生横右，左肩引领右倾斜，右肩引领左倾斜……他们起落起落，形成一个个抛物线。
闫岭带学生一起跳舞
闫岭自1994年开始，师从舞蹈科班出身的老师学跳国标舞。他作为职业选手，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的比赛。“我们获得成绩后，陆续有人找过来，想请我们上课。”他说，“从事舞蹈事业是我一生的追求”，于是2010年退役后，他开办成人培训和少儿教学——这样的职业路径，与多数国标舞职业选手相同。
他周末在自己的工作室上国标课，几十位中老年人一起学；工作日则带学生到舞厅进行一对一的教学。至今，他已有22年教龄。“放，对了，继续放，放下来……”他对着田军鼓了两下掌，说：“这次很垂直。然后，哪里不好呢？Spin Turn（旋转）的时候，上身有点塌了。”
“没有老师带，自己看视频，动作都做得不对，就是浪费时间。”田军说，“我们是退休后才有时间学。身边有朋友跳舞，我们也喜欢，想和他们一起乐。于是我的爱人先学，她带着我加入进来。”他报闫老师的课程，比较优惠，400元/90分钟；平时每周上一节课，每个动作得练几百上千次，才能熟练地跳下来。
在极高舞蹈的创始人、摩登/拉丁舞导师姚若极看来，一对一或小班教学才能照顾到每位学生。他曾和红舞馨有1年左右的合作，“试过给上百人上课，结果只有少数人真正把动作学会，多数人就凑个热闹”。他说，“老师的任务是教学育人，我们还是想把学生教会了。”
出于经营的需要，目前红舞馨仍保留大课，价位是70~100元/90分钟，50~70人一起上课。舞厅每天设五场时间。下午2:00~4:30，若是周日至周四，会有近200个中老年人来跳舞；若是周五、六，会达到300~400人之多，他们在场馆内挤得密密麻麻，跟下饺子似的。
舞厅周日下午的场面
形成对比的是，下午4：50~7：00，场馆里只有近10对“导师和学生”组合在练舞。究其原因，还是舞厅和导师及其背后的舞蹈机构的目标人群不同。前者多是中老年人，以娱乐、健身为主，学东西是次要的；后者多是少儿和中年人，消费水平较高，且想认真学这门艺术。
马晓红指出，到红舞馨跳舞的中老年人和跳广场舞的中老年人，是不同的消费群体。“顾客认知到，并来这儿消费，是对我们经营者的肯定。疫情之前，我们也参加了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给社区街道免费提供场地。但说实在的，我们还是需要政府的支持。”
“这个舞厅的租金、水电费、员工工资等支出加起来，每年需要400万。”她说，当初花了近800万的改造装修费，前几年都经营不好，巨亏；疫情期间，没几个人来跳舞，也赔了不少；它靠几个合伙人在其他产业的利润来支撑，才勉强活下来了。
“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事隔多年你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驻唱岳茜唱着52岁歌手潘美辰的经典名曲《我曾用心爱着你》，声音粗犷、豪放。舞厅场馆里近30对舞伴随之跳得深情、热烈又潇洒。
驻唱在台上唱得很有激情
大多数人跳的都是华尔兹、拉丁舞等现代舞，薛老先生跳的却是水兵舞、小舞等旧舞种。跳得兴致时，他还会发出“呦吼~”的声音。周围的舞伴纷纷鼓掌助阵。结束一首歌时，他们意犹未尽，会对着舞台叫“好”，喊“再来！”。岳茜也会和他们互动，“你们故意的！哈哈。”
岳茜是湖南人，今年40多岁了。“我爱唱歌，其他都不感兴趣。成家以后，我把很多事情都丢了，后来还是想把它捡回来。”岳茜说，她之前在深圳待了11年，白天在香港华润南洋酒店打工或帮人卖服装，晚上去荔枝公园的大家乐舞台唱歌。那是个大型的草根舞台，自1986年建立后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外来务工人员。任何人只要够大胆，都可以站上那个舞台。
离开深圳后，岳茜曾回到湖南生活，但不安分的性格让她再次选择到外面寻找更多机会。去年，她经朋友介绍，到红舞馨面试。“我见了老板，觉得他人挺好，才决定来。”岳茜说，她原来只会民通唱法，来回就《我爱你中国》《青藏高原》《英雄赞歌》等几首大气的歌曲；老板觉得不符合舞厅客人的审美偏好，就让她向百乐门的探戈、伦巴、帕斯等舞曲风格靠拢。
到现在，她已经学会了近200首流行歌曲，只是唱腔依旧独具个人特色。她和另一位女驻唱轮流上班，风格是一个激情豪放，一个甜美清柔。此外，她原来就是一套西装上台，“老板说不要穿长裤上去”，现在就只穿裙子了。“我现在能够20天，每天穿的裙子都不一样。”
舞会开场前，她会拿出几张写满歌词的A4纸来默默背记，然后和键盘老师定调，有时候还需要长号手和短号手配合。舞厅会考核每天表现如何，但也给足了她主动学习和自由发挥的空间。“我能感觉到自己哪天状态好，哪首歌没唱好。麦克风不好，我就发挥不好。”岳茜说。
舞台上的短号手和长号手
“没两把刷子，上舞台根本站不住脚，跳舞的人都给他轰下去。我们的长号手是北京军乐团退下来的人。他和短号手的业务水平在全北京是排第一的。”马晓红说，好些人想托关系到红舞馨工作，“只要能在这儿站住脚，以后不想在这儿干了，别的舞厅都疯抢”。
驻唱中间休息时，DJ康泽偶尔会放些劲爆音乐。于是大晚上，在1400平米的舞厅场馆里，会看到一群中老年人在“蹦迪”。当中，有画着浓艳烟熏妆，穿着及膝短裙的女士跳着伦巴，显得热情、性感；有素颜上场，一身便装的男士跳着快四，显得自然、随意……
“舞会开始前，我会调试音乐和灯光。”康泽隐藏在阴暗的DJ房里，说：“播的音乐是我平时听到，觉得好听的。我会刷抖音，抖音上流行什么，晚上就给他们放什么。”有时候，来跳舞的人会反馈喜欢哪个晚上的音乐，不喜欢哪个晚上的音乐，这样他就能调整风格。
他身材瘦小，一头短发，听声音，还有点中性，“我原来是当厨师的，太累了，后来就改干这个了。我学DJ，就学了几个月。酒吧DJ的工资基本1万起步吧，但得会打碟，肢体语言，调节气氛。我不会这些。”康泽说，他在舞厅干半年了，每天上早上、下午和晚上三班，基本都是坐着，月薪也有五六千。
除了键盘老师和长号手，他和乐队其他成员都是外地人。平时，他们很少外出活动，不上班就在舞厅免费提供的公寓里。它位于千鹤家园，整租要9500元一个月。舞厅还提供伙食补助，帮交水电费。对此，马晓红解释道：“现在只给1万工资，不提供住宿，根本招不来人。”
原来是水泥地、废旧厂区、人防工事，年轻人随便有个地方就能跳舞。现在过了几十年，年轻人已经不需要通过跳舞，才能结交到朋友；而且舞厅的成本高，广场舞却是大众免费的娱乐健身形式。如此来看，“跳舞”这种全民运动恐怕要从“舞厅时代”进入“广场舞时代”。
舞台灯光下的键盘老师
“月亮挂在每个想你的夜晚，我也习惯等你的每一句晚安，多么希望梦里也有你的陪伴，让我不再孤单……”，晚上9：45，舞厅里还播放着00后歌手的流行音乐。此时，来跳舞的中老年人已经陆续离开，只剩下两人各自独舞，但斑驳点点的灯光下，键盘老师还在演奏……
（文中老叶、周柔、田军、岳茜、康泽均是化名）
作者丨杨羽婷
责任编辑丨周周&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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