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村村史馆内打造的生活场景，土灶由老泥水匠现场砌成。
长达村村民在村史馆表演皮影戏。 均 朱雅文 摄
前段时间，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春花刚完成了《杨家村村民家谱》的修订和发放工作，马上又开始计划在杨家村村史馆内设计还原全村村民老宅风貌的沙盘。“沙盘由乡贤王雄豪赞助，准备放在村史馆进门口，未来全村1100户村民的老宅都能从沙盘上找到。”
丰桥村党总支副书记陈小青最近也十分忙碌。在丰桥村村史馆分馆的“鹤邻家”中，不仅摆放着老村民当年开挖大治河的老物件，村民沈根荣开设的翰林社也设立于此，为村里青少年免费教授书法课程，陈小青忙着筹备开课安排。
当下，传统村落日益减少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同时发生，建设村史馆变成一项刻不容缓的乡土记忆抢救工程。去年9月发布的《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中提及，本市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乡村依托特色文化、特色产业建设村史馆，编撰村志。近日，记者走访多家上海村史馆后发现，越来越多村史馆被激活，它们不仅是记录乡村历史、承载乡愁的空间载体，其内涵和外延也愈发丰富，成为沪版乡村振兴最真实的注脚。
如何打造村史馆？
呈现独特风土人情历史文化
青浦重固，章堰泾两岸商铺林立，茶坊、酒楼聚集，章堰人傍水而居，古桥上行人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章堰古镇就已是一派繁荣景象。如今，占地百余亩的古村落实现老村焕新，临河30多栋青瓦小楼，基本按照原来的结构和样式进行了重建。
穿过兆昌桥、途经城隍庙，沿章堰泾一路向西数十米，章堰文化馆映入眼帘。那里原是章家老宅和村史馆，残破严重，唯有外墙风貌保留较好。设计师在固定和保护的基础上，用白色清水混凝土新建部分功能性建筑。远远望去，就像老房子里“长”出了新房子。这座曾入围“2020世界十大博物馆及文化中心”榜单的建筑，已成网红打卡点。“网红”并非建设者本意。章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屠拥军介绍，上世纪60年代以来，原来的政府行政机构逐步搬离，商铺和民宅纷纷空关。直至2017年古村落保护修复项目启动，这座古镇才逐渐恢复生机。
“章堰村最有韵味和价值的就是文化和历史，必须要维护好。”在屠拥军看来，与那些颇具现代感的村史馆相比，章堰文化馆遵循了建筑本身的历史脉络，从外观上保留原汁原味的乡土历史，文化馆附近的古石桥、西边的徽派建筑、东侧的民宅等亦是如此。
在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平养看来，乡村文化是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高度凝练，体现特定地区人与人之间、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本质区别。“无论村史馆还是村志，都要充分凝练本村文化特色，而不仅是打造网红。网红总会消逝，但文化历久弥新，越品越醇。”
不仅是外观，作为活化乡村记忆的场所，沪郊不少村史馆在展陈布置和场景打造上，也呈现了每个村庄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走进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村史馆，记者一下子被“镇馆之宝”所吸引——一块清朝光绪年间的匾额上写着“劳资利济”，是村内张姓人家出资出力疏清河道所得。墙壁上记载着杨氏第三代杨宝田的故事，相传其为人仗义，被称为“杨将军”；土灶系80多岁老泥水匠现场砌成，上面不仅有金山农民画，连“火烛小心”中倒着写的“火”字也被保留下来；墙壁上还印着1992年创作的《杨家村村歌》，据说当时孩子们都会唱。“这里原是村办五金厂厂房，我们将工业遗迹原汁原味呈现，房屋结构、玻璃窗框、20世纪80年代的机器和工业产品都保留了下来。”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春花一边说，一边指了指村史馆墙壁上的12个大字——“抓质量、重信誉、讲效益、保安全”。
瀛东村，崇明岛第一个迎来朝霞日出的乡村，象征“崇明岛精神”的石雕伫立于此。石雕背后，一处场馆内的围垦场景令人惊叹——三四十年前，那里还是一片荒滩湿地，在湍急江流中，瀛东人挽起裤腿，在滩涂上挥锹挑泥，向江海要土地。“垦拓精神”是瀛东村特有的乡土记忆，村史馆将其充分保留并呈现。瀛东村村干部陈柳对村史馆内打造的围垦场景感触颇深。“我从小跟着父母过来，经历过围垦。这4000亩土地，是我们瀛东人用血汗拼来的。村民围垦到哪里，就把环洞舍建在哪里。”
如何开展乡土教育？
政府牵头加村民自发参与
1958年的农民识字课本、1959年人民公社生产队食堂的饭菜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证……1500多样老物件，将四五十平方米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这里是浦东新区航头镇丰桥村村史馆，79岁的馆长富宝兴在入口处放了张木桌，成为“守门人”。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村民们纷纷‘上楼’。在他们搬家时，我把老物件一样样收过来。”2002年，檀香村、青龙村和丰桥村合并，富宝兴原是青龙村党总支书记，退休后便四处收集老物件。“社会发展太快，老物件和背后的乡土记忆会流失。”富宝兴告诉记者，他为每一位捐赠者拍照留念，老物件上也用便利贴记下捐赠者姓名。
丰桥村村史馆开馆后，已吸引上万人参观，村里老人最起劲，不仅自己去了一次又一次，还把小辈们也带去。长达村卫生院村医秦阿姨老家在丰桥村，谈起村史馆兴致盎然：“老物件多得很！有些东西我父母那一辈才用，一看到实物就想起自己小时候。”
村史馆这一载体，不仅凝聚了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能开展对村里年轻人的乡土教育。每年寒暑假都是富宝兴最忙碌的时候，小学生成群结队，带着盒饭，在村史馆里一待就是一天，富宝兴就给他们讲解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实物和讲解要配套，这样小孩才记得住、有印象。”
在杨家村村史馆内，村干部黄婉娟对一位名叫杨章褀的小学生印象深刻。2013年出生的杨章褀归属杨家村2组，从出生起就住在新城区。“当时，他略显生硬地读着自家家谱上的人名，喃喃自语‘这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是我的太太（太祖母）’。旁边的同学把头凑过去，他还很骄傲地说，上面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不是这个村的。”
在黄婉娟看来，村史馆是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寻根之处，他们或许听过以前的生活条件如何艰苦，但从没亲眼看过实物。“上周末，一对家住亭林镇的夫妻参观了近1个小时，临走时说下次要带爸妈和孩子一起来。”
“抢救”乡土集体记忆，对杨家村来说刻不容缓。金山区政府、重点医院、商业综合体等集聚在附近，杨家村是典型的“都市里的村庄”，全村九成以上村民已“上楼”成为居民。“村史馆是杨家村人留住乡愁的载体。即使很多村民已不住在这里，但心还在这里，根也在这里。”陈春花说。
村史馆的建设虽由政府牵头，但文化资源的挖掘还需村民们自发参与。当年，得知村里要建村史馆，杨家村村民纷纷拿出压箱底的老物件：山阳中心小学退休校长王永冲捐出1981年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证书；老支书朱金法将珍藏了70多年的土地证送到村史馆；村民周火明曾在村办酒厂上班，他贡献了一瓶50年前的高度白酒，“当时粮食金贵，酒是用秕谷糠和麸皮制成的”。
要建好村史馆，村志作用很大。记者走访发现，村志大多由退休教师或村干部主笔，他们发动全村村民参与修志，凝聚着村民们对乡土的真挚情感。《杨家村村志》先后修订过两版，均由王永冲主笔。村里第一版村志成书于2006年，当时56岁的王永冲尚未退休，寒暑假天天泡在村里的活动室，再把老党员、老干部一个个喊去“记忆接力”。“那时杨家村刚开始动迁，我就想留下来点东西。”20余万字的《杨家村村志》就此诞生。“下一步是将村志继续深化完善，凡是老人记得住的大小事，比如以前造房子的过程、生产队的情况、养猪场的历史等，年轻人都帮忙记成口述。全村339户，如果每家都贡献1000字的话，村志体量又能扩大。”在王永冲看来，日常琐事背后折射的村庄变迁史，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注脚。
如何避免千馆一面？
“文化大餐”拓展村史馆外延
“好大的风，难道是起山风了？不对，怎么还有两只绿绿的大眼睛？老虎真的来了！”浦东新区航头镇长达村6组的张金梅和10组的茹艳华熟练地操作着手上的两根小木棍，她们正在村史馆内排练皮影戏《武松打虎》。皮影戏在南汇地区俗称“皮囡头戏”。据清《光绪南汇县志》记载，皮影戏“兴于浙江海盐之间，颇复及浦东”。长达村的“得秀班”直至解放初期仍在演出，成为家喻户晓的长达村“活名片”。
记者走访后发现，目前村史馆建设也不乏难点，要如何避免“千馆一面”，除了雷同的老物件和模板化的村史介绍，怎么呈现本村特有的风土人情？另外，如何使村史馆从空间载体升级为村民与村庄之间的精神纽带？
“像皮影戏这种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文化元素，如果不去挖掘和宣传，是会被遗忘的。”长达村党总支副书记汪磊介绍，2019年村史馆建成后，皮影戏台就被“搬”了进去。村史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相结合，使村民不仅能“经常来”，还能“坐下来”。
54岁的张金梅是“新上海人”，从河南嫁到上海30余年。得知村史馆里能学皮影戏，她二话不说便报了名，如今《武松打虎》《老鼠偷油》《卖盐茶》等节目里都有她的身影。“我想把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前段时间还去川沙演出过。”
以村史馆为核心，长达村还开设了几间文化活动室，秸秆编织、土布制作、阅览室……这些家门口的“文化大餐”参与性十足，拓展了村史馆的外延，提升了村民生活品质。
在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与会展系副教授张琰看来，村史馆让乡村文化业态更多元。根植于乡土文化的、村民喜闻乐见且能体现“在地文化”服务需求的内容是村史馆的核心。“村史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中的第四级——村居级设施，最基本的原则是服务村民。在文化内容选择上要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百姓才会真正爱上它。”比如，章堰文化馆就是强化乡土记忆、振兴乡村文化的典型实践，也是青浦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亮点。无独有偶，丰桥村村史馆开设了练习书法的区域；杨家村村史馆内开设了“乡音微讲堂”，老党员用乡音（山阳话）授课，村民们倍感亲切。
“《长达村村志》这么厚一本，小小的村史馆无法完全呈现，尤其是其中那些接地气的民谣、民间故事等。现在的村史馆更像是纪念馆。”汪磊告诉记者，他计划下阶段在馆内植入更多具有乡土气息的元素，以村民和游客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如何用活村史馆？
成为创新基层治理的抓手
建成村史馆后如何进一步“用活”村史馆？记者发现，在沪郊，不少乡村已将村史馆作为创新基层治理的抓手。
杨家村村史馆内一隅，整齐摆放着9本按组排列的《杨家村家谱》，这是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寻祖”一年的成果。“刚开始村民兴致不高，没想到做出来后反响很好。我们为村民‘私人订制’，他们想写到哪一代都可以。”陈春花介绍，在家谱修订过程中，村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对乡土的认同感进一步加深，开展基层治理更方便。
黄婉娟对此也深有感触。在梳理某家人的家谱时，村干部得知家里两姐妹关系不好，不愿相互联系。“一开始，我们向妹妹了解姐姐的情况，对方表示并不清楚。后来，她俩都拿到了家谱，很感慨，‘大家始终都是写在一本家谱上的人，生活中有点小摩擦，都不要太计较’。”黄婉娟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卷起来的特殊家谱——杨家村6组村民陶金林提出需求，让兄弟四房的家谱合并成一份。“家谱太长，只能卷起来，血缘树形图开枝散叶，颇为壮观。这说明村民对家谱、对家族十分重视，我们不能写错任何一个名字，出生日期要精确到日。有些家庭里，女儿嫁出去了，家谱上没有写，家人也会要求补上去。”
2005年以来，为考上大学的村民发放奖学金、助学金，也成为杨家村的传统。自村史馆建成后，发放仪式便在馆内举行。“现在的孩子只知道住在哪个小区，不知道自己是村里哪个组的。在村史馆举办仪式的意义在于，告诉他们不管未来走到哪里，都要记住：杨家村是你的根。”在陈春花看来，“居住地”和“家乡”有本质区别。强调乡土身份认同感，是村史馆带来的不可估量的隐藏价值。
富宝兴在收集老物件的过程中也有同感。“以前，一些群众与干部似乎有隔阂感。在建馆修志时，这种隔阂感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逐渐消弭，大家奔着一个目标去，兴致都很高，老村民还会带动年轻村民一起参与。”他告诉记者，村史馆建成后，村民们也有了聊天议事的场所。他总在桌上备一盒茶叶，“我每天都在这里，常有老人来喝茶聊天”。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重要内涵是凝聚村民，使其主动参与村里各项事务，村史馆可让新老村民更好地凝聚起来。”刘平养说，“村史馆的一项主要功能在于，对内形成一个乡村共同体，村民能从中汲取文化养分，并助力乡村其他方面的发展”。（本报见习记者 朱雅文 记者 茅冠隽）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