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健/图）
沈子浩经常忘记专业课老师的名字。这个深圳大学大四学生，原本的专业是教育技术学，为了蹭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的课程，他常常翘掉本专业的课。
这一切都是为了“转码”。即通过自学计算机知识，并应聘到码农（程序员）岗位，在过去几年成为一股潮流。入学那年，还赶上互联网大厂红利期，大二实习时，沈子浩就拿到过万的实习工资。
深圳大学蕴含着大厂的基因。它与百度、腾讯、字节跳动、快手等众多大厂只有步行15分钟的通勤距离，学生不需要在早高峰挤地铁，也不需要在科技园租一套月租五千的住房。他们只需每天早上九点起床，从西北门出发，直行，过一个红绿灯，就能到公司。据猎聘《2018-2022年互联网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深圳大学在2022年首次入围互联网人才来源TOP10院校，其他均为985高校。
这里转码的学生自然不少。2022年6月，该校一个学生团队统计发现，634名有大厂实习经历的被调研在校生中，近四成人所学专业与计算机无直接关联。
不过，调研的一年后，包括沈子浩在内的许多学生感受到了变化。2023年2月13日，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2年四季度互联网投融资运行情况》报告显示，中国第四季度互联网投融规模继续下探，同比下跌78%。
拥有五段大厂实习经历的沈子浩发现，几经曲折才进入的大厂，未必是最好的归宿。
非典型文科生
“21世纪是计算机的世纪。”大学报到第一天，文科生沈子浩想到的，是这句印在高中课本上的话。他说过自己出身乡村，直到上大学才拥有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
2001年出生的沈子浩，希望在“计算机的世纪”里博得一席之地。深圳大学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这里的人口和土地只有全市的1/10，却聚集了全市1/3的上市公司，贡献了全市1/4的GDP。这所大学的校友曾创设了一个年收入突破5000亿的数字帝国，而帝国的总部近在咫尺。
开学第一天，沈子浩发现自己所在的宿舍楼南面正对着这家公司，站在宿舍阳台，两座名为腾讯滨海大厦的高楼近在眼前。隔壁宿舍一位高年级学长，就在这里实习。
在沈子浩作为文科生所能报考的所有专业中，教育技术是为数不多涉及C语言、软件开发等课程的专业。
但2021年，一项针对教育技术学发展现状的国家社科基金调研项目显示，与教育技术学相关的岗位大多数为教育行业，占比超过六成。另外，调研还指出，这个仅发展四十余年的年轻学科正在面临“尴尬期”——2019年，全国有13所高校撤销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位居全国撤销专业数量第二。
在沈子浩升学的2019年，深大的教育技术学专业下设教育软件与网络工程、数字媒体技术、师范三个方向。文科生只能去第三类——这个方向最对口的职业是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报到前，大四学长就告诉他，无论哪个方向，转行率都将近一半。
教育学的内容提不起沈子浩的兴趣。学习C语言的时候，他认为课堂上的教材案例陈旧，“里面的插图还停留在旧版系统”。而根据课程安排，这个专业的学生还要学习Flash——2020年末，Adobe公司正式宣布停用Flash，但直到2022年，沈子浩注意到，新一届的教学内容依然包括Flash。
大部分文科生转码都始于偶然的机会。豆瓣小组关于转码的帖子中，有些人仅仅是因为恰好刷到了转码培训班的广告。
沈子浩的转码之路也十分“偶然”。大一时，他进入一个教室，台上的老师打开PPT，显示“程序设计”的字眼，他才意识到自己进错了教室。卡在中间出不去，沈子浩被迫听完了这节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的课程。
如今他只记得听完那节课很兴奋，“感觉思路一下打开了”。他还意识到，他再也回不去原本的课堂了。
2017年5月8日，杭州，一名程序员在咖啡店黑板上解答匿名程序员留下的问题。 （视觉中国/图）
如何成为“大厂人”
蹭来的课上，沈子浩听说了“腾班”。即“腾讯云人工智能特色班”，这个班由一批放弃了985院校的学生组成，是“王牌中的王牌”。
深大计软学院官网显示，首届腾班28位同学，过半人进入腾讯、美的和字节跳动等公司就业，40%的人选择海外深造——选择深造的大多数学生，仍有进大厂的意愿。
沈子浩主动结识了不少腾班学生，更加坚定了转码决心。
薪酬待遇是转码的动力之一。米高蒲志发布的《2023中国大陆薪酬报告》提到，互联网大厂开发岗年薪中位数平均高于36万元，如果从事当下前沿领域的算法工程师职业，年薪中位数甚至高达66万。
文科生在招聘中并非毫无胜算。猎聘发布的《2019年全国互联网行业程序员就业大数据报告》显示，2019年一线互联网公司招聘的技术岗位中，专业背景分布TOP5的专业分别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占比23.06%，其次为软件工程专业、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等专业，五个专业总计占比40.8%。
余下的59.2%蕴含了诸多可能。即使非科班出身，转码人也有机会通过自学、报班，甚至跨专业读研的方式弥补与科班选手的差距。
留学转码也曾风靡一时。在转码人常去的“一亩三分地”论坛里，将近八千条转码主题的帖子，一半提到了留学。
一个最知名的案例来自于孙玲，这位前手机电池工厂女工通过报班、考试以及留学的方式，在美国成为一名谷歌程序员。孙玲的经历让一大批人认定转码之路并不难走。
数据也与之相对应。美国公司Celential.ai发布的《硅谷软件工程人才报告2021》显示，硅谷湾区的互联网工程师中，接近10%没有获得大学学位。
沈子浩的转码方式是“蹭课+自学”。他习惯了凌晨两三点还在看网课、敲代码。有时看到对面的腾讯滨海大楼依旧灯火通明，他会在博客上为自己打鸡血：“想睡觉，你看看对面腾讯大楼，凌晨两点都还亮着，你好意思睡觉？”
课余时间也要和转码相关。他加入了学校的电子协会，这是一个“为广大编程爱好者与电子制作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沈子浩说自己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个，在线学习的人从最初的一百多号到后期只剩下十来个，而他没翘过一次课。
转码自学持续了半年，大二时，他获得腾讯技术岗实习的面试机会。
或许是15分钟的通勤时间给了他好运。尽管面试官有意强调“更看重有经验者”，但沈子浩告诉对方：“我们学校过来上班只要15分钟，你招其他人还不如要我，我便宜又肯干活，我还肯学。”他特意强调，如果骑车，通勤时间只会更短。第二天，他收到了录用offer。
前面几段实习往往很关键。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李晓天研究发现，如果求职者长期受雇于小厂，那么他之后进入大厂的概率将远小于已经在其他大厂实习过的求职者。李晓天将这个现象定义为互联网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只有趁早实习才能争抢热门岗位的入场券。
中山大学地质学专业的李琳也曾尝试转码，她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自己的经验：“第一段一定要大厂title，哪怕在这个岗位只是‘螺丝钉’。”两年来，从广告优化、产品运营到游戏策划，她尝试了互联网大厂的各类岗位实习。
大厂标签的“生意”
一个文科生，成为电子协会社团里最早到腾讯开发岗实习的人。沈子浩成了同学眼中的“明星”，他开始在社团内部组织分享会，组建大厂实习内推群，人数很快达到上限500人。
2020年10月，一款付费分享同辈经验的小程序诞生。这是计软学院的伙伴与沈子浩一同创办的项目，沈子浩邀请了往届大厂实习生入驻，用户可以付费咨询大厂实习经验。
同一时期，大厂运营岗位的实习薪资一般在150-200/天，而开发岗高达350-500元/天。
大厂标签在这里很吃香，小程序后台显示，平台上联系方式被转手最多的人是这样的：入职大厂，做过旅游博主，在校期间还有过创业项目。
沈子浩的咨询费用是50元/时。他的其中一个标签，是腾讯技术岗蓝牌实习生。
“蓝牌-绿牌”是腾讯独创的做法。腾讯让大部分日常实习生和腾讯签短期劳务合同，这些实习生的工牌是绿色的。而“蓝牌”一般只发给正式员工、暑期实习通道的优质实习生，或极少数具有转正潜力的日常实习生。
沈子浩的第一段实习其实也是绿牌，节假日领不到福利，常被误以为是同为绿牌的外包员工。第二段实习，他拿到了蓝牌，凭工牌自由进出所有办公楼，有更多餐券，“实习薪资几乎翻了十倍”。沈子浩回忆道，“实习期间还能给家里汇钱。”
在小程序里，沈子浩被问及的问题是“怎么转码”“进大厂需要怎样的经历”。
他开始习惯用一套大厂项目运营的思路解决问题。“先评估自己和项目有没有缘，是不是兴趣驱动，然后再据此制定阶段计划，按目标部署解决路径。”
很多深大学生都有“大厂情结”。前述深大学生团队的调查发现，在技术岗实习的学生中，甚至有人原本的专业是小语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心理学教授王静秋认为这是一种“遍在效应”。在他看来，依托互联网成长的年轻一代数字原住民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熟悉的圈层，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视作有能力者的标签。随着越来越多人卷入其中，后来者会进一步合理化前人的选择。
小程序一直运营到2022年3月，后台数据显示，即使在停更两个月后——2022年5月的月访问人数仍然高达7126人，平台总用户量一度近万。
“很久没有新岗位出现了”
然而，自2022年3月最后一篇推送发出后，主打“前人经验”的公众号无限期停更。偶尔有人咨询怎么修改简历，沈子浩经常是一边忙着手头的工作一边帮忙看几眼，发几条语音。
沈子浩感到疲惫。“很多人考虑转码进大厂，纯粹是觉得大厂很光鲜。”但他很想告诉对方：现在行情似乎不如以前了。
这是他在2022年初的第三段大厂实习期间发现的——同一家公司，薪资少了一截，没法再经常给家里汇钱。部门氛围也日趋紧张。两个部门间有时会因为业务问题发生口角，绩效压力有时甚至会转移到实习生头上。
加班，再加班，持续加班。沈子浩不堪重负。他辞去工作，歇了半个月。
2022年之后，大厂裁员的词条频上热搜。阿里巴巴2022年各大季度公开财报显示，裁员最多的上半年，员工至少削减了13000名。这一年，腾讯财报出现了自2004年上市以来首次中期业绩下滑，也是连续四个季度净利润下滑。
2022年2月，调整好状态后，沈子浩又开始一段大厂实习。但新实习的薪资更少，活更多。
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毕业压力，而这个岗位有转正的机会，沈子浩选择留下。
一天夜里，沈子浩在加班，抬头时才注意到同事们也都整齐地坐在工位上。打开打车软件，前面仍有二十多个订单——“这时已经接近晚上11点半”。
粤海街道的办公楼群依旧灯火通明，亮着灯的大厂排列成一座围城。
沈子浩最终放弃了转正。2022年正职的薪资并不理想，提供给他的岗位将以“设计序列”标准发工资，在这个薪酬体系中，技术开发位居首位，设计的薪资较低。
此后，他和同伴尝试创业，想做一个“大项目”。但以失败告终，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还欠下一笔数字不小的债务。
“大学生之间有鄙视链。从分数到专业，从理科到文科，从大厂到小厂，我们很喜欢关注别人的去向、title、单位。”如果用这套标准来审视自己，沈子浩大概率会被定义为失败者。
他最终决定延毕。
实习内推分享群里也悄然发生变化。曾经，群里大厂实习内推信息此起彼伏。但如今，上一次有动静还是在一个月前，至于那条消息包含的内容，与半年前的另一个岗位几无差别——“这意味着，很久没有新岗位出现了。”
越来越少人还会提到孙玲的神话，国外互联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2022年11月以来，推特、Meta纷纷宣布裁员，推特整体裁员比例甚至接近50%。在疫情期间高速扩张，两年内员工增长至5.7万人的微软，在2023年初也宣布裁员过万。
沈子浩终于允许自己停下来。四年僵硬的宿舍关系在他决定延毕之后有所缓和，即将分道扬镳的五个舍友在最后一年破天荒地聚齐看了场电影。
2023年4月，沈子浩到香港观摩了一场技术交流峰会。他更新了一条朋友圈：“理想的工作需要有宽松的环境、扁平化架构、感兴趣的领域、自由度高的工作内容和有创新前沿的东西。”又补充道：“我突然觉得，如果工作有意思，薪资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应受访者要求，沈子浩、李琳系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