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入学40年，我们班迎来退休大潮

文字｜雨净

编辑｜渡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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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净，五年部队生涯；五年公务员；五年欧洲外企；10年美国外企；2年与友创业；3年金融民企的职业生涯；喜欢吃肉并喝两口的六零后大妈。

前两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姚科（著名主持人周涛的前夫）即将退休，最后一期节目录播完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他的本名是姚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主持36年。他的声音是中国播音界的最好声音之一。这本钱绝对是打娘胎里带来的。

姚科拥有中国播音界的最好声音之一。这本钱绝对是打娘胎里带来的。

我侥幸成为姚宏的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因为想留在北京，就愣怂没有回到大美青海，和已经安排好的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工作失之交臂。当年播音员的工作十分拉风，我因为不回去工作而给父母造成的精神负担十分沉重。有学姐闺蜜描述：“你阿达（爸爸的青海口音）坐在扶手藤条都破了的藤椅上，低着头，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一句接着一句说咋办吗、咋办吗”。

我老爸豫东口音“咋办吗”犹如还在耳际，弹指一挥间，几十年就嗖乎不见了。今年是我们大学入学40周年。40年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班同学全国各地都到北京广播学院参加复试。在全国高考的开始之前，我们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年我娘37岁，是四个孩子的娘。知道我要上大学了，一改每天的面条，我娘从舍不得吃的小米缸里舀米的时候，哼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吃饭的时候，42岁的我爹给自己斟上一杯四川的二曲酒。

我们班最大的同学出生于1961年，最小的同学出生于1966年。我们班的退休大潮已到来，由于国家规定男生和女生的退休年龄不同，还有职称、级别的不同，有的60岁退休，有的55岁退休。像我这种把干部身份改成工人提前3年退休的可能不多。闻到退休金的差距，我现在砸胸脯、跺脚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上学的那阵子，北京广播学院规模不大、专业不多。文科类的除了播音系，还有新闻、文编、国际新闻、电视编辑、电视摄影和电视导演。理科有电视播控、广播电视发送、微波等。一个年级大概有400人左右。整个学校里晃着的师生也就1500人左右。

我们上课分公共大课和专业小课。公共大课有政治、历史、古代汉语、古典文学、哲学、心理学等。专业小课就是把同学分在不同的组里，有不同的小教室、不同的老师带领。从吐字发声训练，到各种文章题材的播音表达。

也许是因为公共大课学习过于分散、小课分组学习相对独立、宿舍又自成派别。回顾起来，整个四年的大学与我就是屁滚尿流地对付和自卑中的得过且过。

现在想来当时5岁的年龄差别，男生和女生，有的已经有成熟的性体验，有的情窦初开，有的还傻了吧唧。在视zhen cao为女人生命的传统教育里，即使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在有些话题前面也是浅尝辄止的探索。比如我们宿舍有个夜晚探讨“试管婴儿”的话题，有人就是认为那个婴儿是在试管儿里长大的。我当时想那个玻璃管子需要多粗才能放下一个婴儿呢。

到了宿舍，看见女生们都戴着xiong zhao，我就去买了一个勒在胸前。有一天我们宿舍的二姐看不下去，说你怎么把xiong zhao穿得这么窝囊。说着她就伸手进去把我有点儿启蒙的胸脯扒拉进那个xiong衣的两个小窝里。这个画面被当过话剧演员的、D杯同学看见，她摇着头笑看我的无知和无胸。

我班33个同学，有入学前父亲或母亲离世的。上学期间，也有同学父亲离世的。大多数同学都有兄弟姊妹。我们那时候不大在乎父母都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很难体会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同学成长中情感上都经历过什么。对于一个自小就顽皮，没少挨打的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能够离开父母，逃离家庭。

我班33个同学，有的上学前工作过，有一点积蓄。家境贫苦的可以申请助学金。我记得家里给我寄20元，学校还有14元助学金。我的日子过得并不苦。但确实有饭票用完了，躺在床上扛饿的男生，说睡着了就不饿了。也有同学一度只买一个馒头，躲在床上就着家里给带的稀有的肉松罐头度日。

我们大学的时候，英语学习按考试等级分班，学习的教材是许国璋英文。好像只有三个同学在A班。大部分都在B班和C班。还有学日语和俄语的同学。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上学的时候完全不明白地域、家境的差距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还在"my name is Yujing, this is desk, that is table”的英文程度，我班学霸同学背着英文字典、见了老外侃侃而谈、致爱丽丝的钢琴曲子弹得行云流水。

开篇就说的姚宏同学有一天拿着一幅非常工整的楷书墨宝摊开让我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卷起来说：“这是启襄的字，就是启功他弟弟。”我一脸懵圈。很多年后，我才听说了启功。是的，我也是上了大学，进了广院，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钢琴是什么样子。大学毕业14年后，我36岁在北京望京给自己置办了钢琴。这棵草竟然是在大学同学的一曲“致爱丽丝”时种下了。

我们上学的时候开始有干部专业进修培训班，简称“干专班”。我记着有个穿着军大衣、开个三轮跨子、高大威猛、戴眼镜的军人模样的人在学校轰轰隆隆地穿梭。那就是后来著名的凤凰台的刘长乐。他曾经托人给我班一个美女捎话：“如果嫁给我小舅子就帮着给整个北京户口”。

那个时候看情书看到眼花缭乱，家教严谨的我班美女不但没答应，心里还涌上三个字：“真恶心”。这事儿搁别人，怎么也算是难得的机遇啊。

当年我们班33个同学，除一个保送上了播音专业的研究生外，大学毕业的分配政策还是哪儿考来的回哪儿去。即使是北京同学能分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工作的也是有限的，只有一个外地男生和姚宏一起分进广播电台。那时候我班有几个北京同学去了部队系统，在隶属部队宣传的演播室做播音、配音的相关工作。我班还有一些同学因为谈恋爱等原因，争取到较之于报考城市更加发达的地区工作。比如开封的同学去了广州；广西的同学去了广东；西宁的同学去了南京；黑龙江的同学去了福建的前线电台。

与时俱进、与机遇周旋，我班同学后来有的从广播电台调到电视台，有的同学出国闯荡，有去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还有从话筒前转道到大学当老师的。当然也有在人生最好的年龄生命戛然而止的。

我们班有官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部级的干部；有从新闻联播退休的“国脸”；有邓颖超的霸屏扮演者；还有从省台退休的“省脸”；也有在法国乡下生了三个大儿子的全职太太。有的只读了本科，有的读了研究生，还有读到博士的。眼下我们班当爷爷的男生还没有，但当奶奶的已经有好几位。

四年大学，我们在学校一直唱着“校园里有排年轻的白杨”。但是毕业，我们又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四散飘落，扎根各方。

同学之间各有各的缘分。有经常推心置腹的、有偶尔推杯换盏的，当然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的。

望着窗外侧柏在风中摇曳，我在回忆改变我命运的四年大学生活。如果不考到北京，我是不是会在青海放羊，嫁给一个酗酒的丈夫，一天打我三顿。

北京广播学院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夏日的炎热和透过阳光照射的斑驳的树影。是夏季傍晚的瓢泼大雨溅起的泥土的香气。多少个清晨，播音系的同学都会在墙边儿、林间、操场上找一个自己的位置立定，嘴里念念有词的训练气息和用绕口令练嘴皮子。

28岁的敬一丹大姐扎着马尾刷，一身红色的运动服在操场上跑圈儿。跑着跑着，她就结婚了，怀孕了，跑进了央视，历练成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大姐。

我和同学在扬州实习的时候，播音系李刚老师和敬大姐都来检查工作和看望我们。李刚老师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在北京八宝山的告别仪式是我见过的最凄凉的。

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大学记忆和同学之间的交往经历。有些道听途说、眼见为实和亲身经历并不那么美好，甚至很冷。

有个至今我想起来都不寒而栗的女生。我和她没有什么来往，但是我会去她们宿舍找别人玩儿。有一次我正站在一个凳子上和上铺的同学聊天，那个女生直接把我踩的蹬子踢走了，我掉下来，一个踉跄＋屁墩儿。踹凳子的女生面无表情，非常冷漠。

还是这个女生，她有次莫名其妙给了宿舍一个女生背上一巴掌，并挑衅地盯着对方。那个被痛楚袭来的女生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就还了回去。她们两个就互相看着对方，狠狠地互相抽打。十多个来回下来，还是那个西北女生败下阵来。

多年以后机缘巧合遇到了这个女生的一个亲戚，知道她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才理解她表现出的残暴和冷酷。也听说她对另一个同学的工作调动进行排挤和谗言。好在我们只是学的播音专业，不是化学专业。不然这种人给谁下毒也是有可能的。

有次进入专业小课教室看到一个女生趴在桌上哭，一个男生铁青着脸坐在不远处。见到来人，女生呜呜着跑了出去。我问男生怎么了？那个男生站起来，牛仔短裤的裆处一片水渍。

“丫说着说着就急了，把暖瓶里刚倒的一杯开水就撒我这儿了。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他妈才不管呢。我也一把拽开丫胸口的衣服，给倒进去了。”一米八的男生跺着脚、晃悠的、抖落痛苦的那个样子还在眼前，时光已经飞越了几十年。

“嗯，我去出差，她请我去她家吃饭。我买了最贵的玫瑰花，赶到她家桌上已经杯盘狼藉。我的玫瑰花如同一把烂菠菜被她扔在桌上。这也就算了。后来她们两个在省台工作的人无视我的存在，一直在说工作上的那些破事儿。我再也不想见到这样的同学”。这是一个舍友多年前和同学见面的伤感。

同学嘛，能尿到一壶就尿。尿不到一壶就算了。继上一次2007年我们班同学聚会，我们班的生活委员、邓颖超的扮演者、聚会主要负责人搞伤心了以后，我估计没有人再张罗全班聚会了。

文中图片均是美国一个80岁老人的起居生活环境。原本是想写一个中美老人生活的对比文章。不小心一竿子戳到陈年往事。依稀的美好或不美都已经不重要了。窗外的侧柏继续在风中摇曳，一如这个日子，想拽是拽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