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举报、刑拘，号称全国第一的艺考机构发生了什么？

2016年8月，北京某艺考培训机构正在进行封闭式魔鬼训练。 （视觉中国/图）

2022年9月，北京电影学院2020级学生赵韦弦被公开举报，他以帮助朋友做网络测试为名，向多名女生借用网盘账号并偷偷下载私人照片。9月16日，北京电影学院学工部发布公告称，学校已经成立专班调查此事。

三天后，此事牵扯出另一桩更大的丑闻。北京电影学院前学生施子怡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表文章，控诉赵韦弦的艺考老师，也就是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下称“影路”）的创办人杜英哲。

在《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一文中，10位实名和11位匿名当事人共同讲述了自己或身边人遭受杜英哲性剥削的过程。他们均为影路的前学生或前员工，遭遇包括但不限于：杜英哲以面试备考为由，要求学生当众换衣服，并触摸学生胸部；要求学生在不反锁的浴室洗澡，中途闯入；甚至强吻、扒衣服等等。

这些故事跨度长达15年，涉及几十人。集体举报的发起人之一隋宁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事件发酵后，他们收到的举报以百人计，影路的前学生们迅速发起了维权群，很快就满五百人。

2022年9月22日，北京海淀公安通报，经调查取证，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杜某某（男，40岁）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号称“全国艺考成绩第一”的影路站台成立于2002年前后，是业内知名的老牌艺考培训机构，创始人杜英哲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这家机构专门冲击所谓的“五大名校”，即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影路2014-2015学年的招生简章中宣称，“连续七年，影路学生在四大名校通过率超过50%”“平均5.5个影路学生就有1个能被北京电影学院最终录取”“同类机构中，绝对是北电、中戏录取人数最多的”。

据财新传媒报道，2015年，中戏电影电视系影视编导方向招收的学生中，影路学员约占一半；2016年，北电有七个专业超过20%的新生曾在影路培训。

比起一般的艺考机构，影路收费高昂，根据从十天到数月的不同课程时间，价格从9800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多位影路前学生或员工，他们讲述了杜英哲和以他妻子身份活动的影路现法定代表人陈昕，长期实施侮辱、精神打压和敛财的过程。在影路站台的这片畸形土壤中，性骚扰只是冰山一角。

已经离开影路八年的李媛，始终不能忘记那段经历的阴影。直到她看到了针对杜英哲的实名举报，转发并写道：“从这个集中营出来的我们都为我们的沉默感到羞愧。”

事发后，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杜英哲、陈昕，没有得到回应。南方周末记者拨打北京影路站台影视有限公司和几个地区分支机构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10月26日，为了加强艺考机构的管理规范，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作出部署，对面向中学生或未成年人的艺考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11月19日，上海市考试院宣布，2024年起编导类将退出艺术类统考行列。

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影路站台办公室大门紧闭，从门缝往里望去，办公室已经清空，地下还飘着一张“写字楼出租”的广告。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图）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当众羞辱”

2014年，李媛第一次见到杜英哲，是在中部省份家乡的一次招生面试上。当时影路和很多地方的艺考机构合作，在各地选拔“尖子生”。面试中，杜英哲认定李媛能考上名校，让她一定要来北京上课。李媛对杜英哲的印象是，“有些傲慢，但可信”。

当年要进入影路，学生要先参加一个入学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分成几个层次。考到第一个等级只需要缴纳9800元，第二个等级则增加为25800元，第三个等级还要再多交一万元。李媛顺利考入了第一个等级，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感觉自己是被挑中的，是很骄傲和光荣的”。

那年10月，李媛中断了高三文化课的学习，前往北京参加影路的培训。

进入影路后，学生首先会被教育，他们应该告别高中教育造成的呆板、僵化，变得自由、大胆。影路专门设置了一门“开化课”，由杜英哲亲自上课，号称要让这群高中生见识成人世界。

隋宁昕说，在“开化课”上，杜英哲会要求学生分享自己的第一次性经历，还会放映大尺度的涉性电影，例如《索多玛的120天》这样极具争议的“禁片”，该片讲述意大利法西斯将年轻男女关进集中营，用极尽残忍的手段折磨致死。

杜英哲会布置课前作业，鼓励学生写下猎奇的内容，例如偷窥、性，取得高分的作业往往是伦理禁忌类的故事。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一份列表显示，命题作业的题目包括《出格》《情色日记》等，要求写出“你做过或想做的最出格的事”“完成一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情色故事，可以根据你的性经历、性幻想、性爱观、性审美去构思”等。

作为一个四线城市出生的女孩，李媛在这样的课堂上感到自卑，“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性经验……时间长了，你会觉得自己如果没有类似的事情可以分享，有些丢人”。

张雅是某艺术类高校的教师，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艺术类高校的确存在“解放天性”的课程，个别老师会放映尺度较大的电影或讨论禁忌话题，但是类似的课程应该面向18岁以上的大学生。而且，由于近些年的教学改革，学校对学风和师德管理更严，这类涉性内容现在较为罕见。

在另一门散文课上，有一个环节叫“揭伤疤”，要求学生当众分享自己经历过最痛苦的事。“当分享的内容他们认为不够爆料的时候，会有意地往伦理、被害等等方向引导。当时还在高中，都以为这个对考学有帮助，学生在老师或同学那儿没有隐私可言。”林果曾是影路的学生，后来在那里担任代课老师。

在影路，杜英哲让学生们叫自己杜叔，陈昕则被大家叫做陈姐。直到现在，许多对他们不满的受访者仍习惯性这么称呼。他们营造了一种家庭的氛围，不仅介入学生的学业，也关注他们的生活。但是，如果哪个学生让他们不满意，可能会遭到不分场合的公开羞辱。

杜英哲会点评学生的外貌，强调即使不是考表演系，外貌也很重要。一个前学生回忆，当时她有一位同学来自河北，杜英哲和陈昕经常说她“土”“丑”“村”，这个原本文化成绩突出的女孩后来大幅退步，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陈昕曾在朋友圈公开“挂”学生，指责对方“很蠢”，或者拉黑学生。有人记得，在泰国参加集训时，只有一个同学的作业得到夸奖，其他人全都挨了骂，有人被骂“写得是个智障”。

参加培训时，学生宿舍在快捷酒店，两人一间。有一天半夜，李媛正在房间里和室友讲杜英哲的坏话，不知为什么被经过的杜英哲听到，杜大声砸门，让她们“滚出来”。她和室友害怕地在床上抱在一起，不敢开门。这件事以后，直到培训结束，李媛再没有去上过杜英哲的课。

影路的学生大部分不是北京本地人，还有不少是不顾家人反对来参加艺考培训的。据多位受访者说，到了临近艺考前的一个月集训时，除了吃饭和睡觉，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几乎都在上课，有时凌晨1点才回到宿舍，没有时间和家乡的老师、家长交流。

即便有学生向家人抱怨，杜英哲会对家长解释，拉黑学生、骂学生都是为他们好。“一边打压我们的信心，一边告诉家长是为我们好，最后我们说什么，家长也不会相信了。”影路的前学生艾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如此高强度的学习中，大部分人背负着一定要考上好大学的信念，即使遭遇了不愉快，也选择了压抑，或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李媛后来反思，以她当时的认知，很难认定自己在影路的遭遇究竟算什么。有一次，她和几个同学被叫去影路的阅读室备考，去了之后，才知道杜英哲和陈昕要查看他们为面试准备的着装。

杜英哲说李媛的衣服不好看，让她换上他们准备的白衬衣。那里只有一间房，李媛被要求当众直接换。一番挣扎后，李媛还是拒绝了。“好像他们就像我父母，都是为了我好，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做，反而是我不懂事。”

直到看到“21个房思琪”的举报文章，李媛才发现，换衣服是杜英哲的常规套路。多位女学生都曾被要求在他面前换衣服，之后遭到性骚扰。

“我才意识到当时是多么的危险。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站出来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当众羞辱，好像大家都已经接受这个事情了，没有谁愿意主动说起遭遇的事情，觉得很羞耻。”李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考上大学后，李媛把杜英哲的微信删除了。

2016年2月，北京电影学院艺考复试的现场。 （视觉中国/图）

灌输一种认知，“家里没钱就过不了”

在艺考圈，杜英哲小有名气，在影路的报价单上，他自称“艺考行业传奇人物”。杜英哲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2001级的本科生，2018年再度入校进修硕士课程，担任过动画片《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

与大部分同学毕业后向往走进电影行业不同，还在大学期间，杜英哲和陈昕就一起成立了影路站台。在该机构的宣传页面上，他们自称国内最早的艺考培训机构之一。它成立的2002年，中国电影的年度总票房仅有9亿元。

当时，市面上几乎没有针对影视类培训的艺考机构，考生基本上只能靠平时的积累。和杜英哲同在2001年入学北电的张雅记得，当时很少人知道影视艺术院校应该怎么考，相关资料和信息很少，家人在报纸上偶然看到招生信息，带她去报了名，“面试具有巨大的偶然性……我稀里糊涂地和考官讲了讲我爱看什么书，没想到就通过了面试”。

据报道，杜英哲和陈昕最初的办学地点是在北京天通苑租来的一室一厅民房，他们从艺术类名校的在校生里找老师，拼凑出每个学校的课程体系和老师的好恶，整理出一套涵盖片单、真题和面试技巧的授课内容，有效地保证了一定的名校升学率。

渐渐地，伴随着影视热潮，大众对影视行业产生向往，中国电影总票房在2010年首度突破百亿元，到2019年更是高达642.66亿元。经过十几年的发展，2010年之后，影路站台渐渐闯出了名气，每年五大名校编导类的报考人数仅仅过万，影路却可以保证每年至少三百人以上的生源，巅峰期更是同时拥有五百多个学生。

从那时起，杜英哲和陈昕开始了炫富的生活。不止一位前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人开豪车，购买奢侈品，还号称在海外拥有房产。有人回忆，陈昕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让学生陪她逛SKP（北京一家以贩卖奢侈品为主的商场）。

2016年，高中成绩优异的程林在网上看到了影路的宣传信息，报名参加了培训。

“到了北京，我很快就感到这里的风气不对。”程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影路整体的风气给人一种艺术生就是要酷、要疯狂的氛围，其实不过是一些巧言令色的假装，无非是大家聚众抽烟，口里谈着什么‘装逼’的词汇，内里空空。”

杜英哲专门用一节课教授“装逼词汇”，他总结出一个列表，直接起名为“万能装逼词汇”，其中包含“视角、主线、埋设、误导”等术语，让学生进行剧作分析的时候使用。艾达说，大部分学生不见得懂得这些词的真正含义，只要在考试时加以背诵就可以。

在影路的课堂上，艺考的面试环节比高考成绩还重要。近些年来，杜英哲和陈昕很少参与大课教学，但他们会亲自上面试课，强调如何穿衣打扮才能迎合考官的审美，“男生要装成同性恋，女生要性感，最好还能穿戴一些奢侈品。”李媛说。

艾达总结，装扮的总体思路就是，“让人看起来家境很有钱，灌输一种认知：家里没钱就过不了”。

程林认为，杜英哲确实对艺术类名校非常了解，也能摸准老师的出题喜爱。加上社会上对艺考黑幕的想象，杜英哲总是吹嘘自己的关系和人脉，让一部分学生产生只有靠影路才能考上名校的错觉。“说白了，杜英哲就是在打‘信息差’，利用学生暂时掌握不了的信息来营造一种神话。”

杜英哲不止一次地强调搞艺术必须要有好的家境，会直接询问学生的家庭背景。有些学生家境并不富裕，“最后扛不住尊严的折磨，开始扮演起很富裕的（人），最后有的甚至偷东西，借钱不还。”一位前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杜英哲经常对学生强调，艺术类院校青睐出格而大胆的学生，教他们面试时编造离奇经历、身世。他最爱讲的故事之一就是，某个考生将考官打了一顿，最终通过了考试。

张雅多次担任艺考招生的面试官，打考官的事她的确听说过，但那次其实是考官要求考生表达愤怒，考生进行了一段即兴表演。她认为这只是一次极端个例，“这类出格的事情，模仿肯定会被淘汰的。”

程林身边有很多朋友没参加过艺考培训，也没有奇装异服或特殊背景，依然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她认为，杜英哲利用了学生对艺术类院校的幻想，强化了特别的人才能成为艺考赢家的价值观。

入读中戏之后，李媛发现，身边大部分老师都很朴素，不会嫌贫爱富，杜英哲描述的风气有失偏颇。

李媛为其他艺考机构代过课，她渐渐发现，影路之所以可以获得较好的升学率，可能并非真有什么教学秘笈。更重要的是，由于名气大，从招生之初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源。从外地远赴北京选择影路的学生，目标往往十分明确，就是奔着名校而去，更容易考出成绩。

2023年艺考即将开始，山东艺考生正在加紧训练。 （视觉中国/图）

利用人性恶让学生成绩更好？

结束影路的课程后，带着对艺术院校风气的失望，程林选择了一所综合性985院校就读。她还在大学期间，由于影路缺老师，陈昕花高价邀请她回来代课。

影路经常聘请曾经的学生回来当老师，甚至要求部分老师五年内不能去其他机构代课，这样既保证了老师对机构的“忠诚”，也确保了他们对这套课程体系的熟悉和认同。

影路的招生简章上写道：“绝大部分老师，都是历年经影路培训考入名校的影路老学员，这样保证了教师队伍基本教学体系的统一，艺术审美的一致……影路教师的责任感不只来自商业操守，更多源自对影路的认同感与荣誉感，面对学生，他们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己在影路学习的时光，不懈怠、不敷衍。”

林果大一那年就回到影路做顾问老师，他刚上大学，想尝试自己赚钱。另一位学生说，他们回来讲课是为了“把花掉的钱赚回来”。李媛也曾收到邀请，但她不敢再面对杜英哲，拒绝了。

相较于其他艺考机构，影路最大的特色就是推出了“顾问制度”和名目繁多的游学项目。这些项目少则收费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所谓顾问，其实就是一种陪伴式的辅导服务，影路招募了名校在读的大学生，让他们对学生一对一地进行辅导，辅助考生的一切需求。

顾问课是影路最贵的课程之一，根据学生的财力和报考院校的难度收取费用，有的高达三十万。而聘请顾问老师，影路只需要花几千到几万不等的酬劳，并且会和顾问签署对赌协议，如果学生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顾问老师几乎拿不到酬劳，而影路往往不会把费用退给学生。

对于这些担任顾问的在校大学生来说，这笔薪资不菲，很多人会费尽心思为学生客户服务，代其押题、总结笔记、套取真题等。程林的一位朋友担任影路的顾问老师后，把学生称为“少爷”。

影路有众多价格不等、名目繁多的班型，很多学生最开始参加的是10天9800元的班型，上了几天后，咨询老师会说他能力不够，需要上更多专业课，推荐39800元的“全包班”，或者98000元的“顾问班”。后来，影路把全包班合并入顾问班，很多课程只有顾问生才能上。

杜英哲和陈昕会想方设法鼓动学生报顾问班，有时面对学生提问，他们只回答“这个去问你的顾问”。如果学生说没有顾问，则会遭到冷嘲热讽。

另外还有一种“保过班”，这个班的学生会签署一份保过协议，影路确保他们能拿到合格证，否则将退还学费。合格证是艺考生通过某家学校的校考后，学校发放的过关证书。通常来说，校考越容易通过的学校，高考分数的要求就越高。李媛发现，影路会极力劝说学生报考那些容易拿到合格证的学校，不顾他们的高考成绩能否考得上。保过班的学生只要拿到合格证，哪怕最终不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影路也就无需退钱了。

“他们一直惯用这个套路，给你制造焦虑。”林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杜英哲会不断给学生和家长施压，让他们报名更多课程。他的父母被杜英哲说怕了，掏了二十多万，影路承诺无后续收费，但在后来的考学阶段，又推销起单独收费的一对一小课。林果劝阻父母不要再报，但杜英哲直接联系他的家人，说这个课程是在挽救他，“不报这个一个证都拿不到”。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一份报价单显示，影路的一对一小课价格从每节600到2400元不等，最贵的是杜英哲本人的一对一课，新生2400元，老生1800元。

不止一位学生感觉到，杜英哲和陈昕在影路划分了非常清晰的圈层，个人能力不是最重要的，交了多少钱才是。他们对交钱甚多的学生称呼亲昵，而如果是学费万元的普通班学生，“他们连名字都叫不出了”。

“我们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来到影路就像来到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所谓的控制从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利益、权力和欲望的交织。”隋宁昕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

杜英哲还热衷于开办各种海外游学项目，根据所去的国家不同，有的收费高达单期十万元。隋宁昕在影路两年上课加食宿的价格接近三十万，“学艺术是依赖于经济条件的，除了培训班的费用，在英国他们还要带你去逛奢侈品村，花钱的地方就更多了。”

2020年，全国多地暂停了艺考。影路又开发了新了名目，将触角伸向了电影类专业的留学辅导，为有留学需求的学生制作作品集。只要交钱，影路可以组织团队帮学生拍一部短片出来，其中不乏专业院校导演系的学生做枪手。

2022年9月，杜英哲被刑拘前，曾在朋友圈回应举报事件：“我在艺考中的教学方法很有问题，但也很有效果，因为天真单纯的考生在艺考中是没法竞争过接触过成年世界的考生的。”他还认为自己的“重口味”教学和“顾问制度”，根子上是“利用人性恶让学生艺考成绩更好”。

真的是为了所谓的“艺术”吗？

杜英哲事件之后，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北京其他艺考机构，询问对影路的看法，工作人员保证，机构有全职老师，还有退休专家坐镇，管理严格，重视学风的培养，绝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是，如果在社交网络上查询这几家艺考机构的口碑，都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家长留言：“孩子在这里学到很多，包括攀比、贪玩、谈恋爱，唯独没有学好专业……最后只能上专科。”

一位山东地区的艺考生看见对影路的举报后，想起自己艺考培训时，一位男老师曾在课上播放内衣广告，还有文艺片里露出男性下体等镜头，让大家写影评。“站在成年女性的角度往回看，给一群十七八岁的未成年少女少男，在课上公开放这种镜头看，看大家惊慌失措的样子，到底真的是为了所谓的‘艺术’，还是满足自己某种猎奇恶趣味，自有判断。”

一位艺考机构的女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有可能导致剥削。她作为老师，明显感觉到“权力对我的诱惑”，“用老师的权威去压制他们确实是最轻松的方式”。

程林后来陆续在其他艺考机构任教过，她意识到，和影路一样，很多机构都不在乎课程的内容，只要能糊弄住学生就行。她甚至遇到过课程内容都没有想好，就把学生招好的情况。

隋宁昕第一年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第二年复读，再次报名了影路。第一年在影路，他就感觉到氛围不对，第二次报名是为了找到更多受害者，得到代课老师的支持，共同举报杜英哲的劣迹。现在他在南京一所高校摄影系读大三，走出影路两年后，举报终于发出了。

他觉得自己谈不上是影路的受害者，但看到周围很多人的遭遇，让他这些年一直试图平复内心的不安。“我有时候想，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出现了赵韦弦，杜英哲的事情可能不会被揭露出来。”隋宁昕说。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即使毕业多年，他们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修复在影路受到的精神伤害和产生的价值观混乱。

早在2014年离开影路之后，李媛身边就一直有人提议一起举报，但最后都因为担心证据不够而放弃了。艾达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做HR，她现在认同杜英哲传递的部分价值观，“我很明白选人到底选的是什么，能力和气质符合的情况，谁颜值高，看得顺眼就选谁。”

程林干脆反思，编导类艺考就不该存在，考试内容本质上是考察语言文字能力，只要学好高中文科的课程，完全可以应付。

10月26日公布的艺考专项治理行动，主要聚焦于查处无证办学、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严厉打击性侵猥亵、查处欺诈舞弊之类违法违规行为等四个方面。11月，上海宣布2024年将取消编导类艺术考试，有行业专家预测，此举可能将陆续被全国其他省份效仿。

事实上，自从2020年因为疫情暴发后，很多学校曾暂停编导类艺术考试的面试，改用文化课成绩录取。

在影路500人的维权群里，人们一直在等待这件事的后续。整顿艺考的通知出来后，大家既振奋，又担心艺考真的会被取缔。“其实这些年一直有人试图将这些事情揭露出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因此取消艺考。”李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当中有太多人有天赋，但是学不好文化课，艺考曾是我们接近梦想学校唯一的机会。”

2022年12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实地走访了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影路办公室，这里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南方周末记者从业内人士处得知，影路站台中断了2022年的招生，部分此前已报名但没有上课的学生，尚未得到退费。

（应受访者要求，李媛、程林、张雅、林果、艾达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