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培训班的中共地下党部分负责人合影。前排左起：陆志仁、张本、张承宗、马纯古；后排左起：张祺、吴学谦、梅洛、马飞海为编写《一寸丹心图报国——口述上海统战史》，笔者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曾采访上海宗教局离休干部、解放前夕担任中共地下党沪北区委委员的浦作同志，他向笔者介绍了上海解放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采访过程中，浦老提到中共上海局在这一时期曾在香港举办了多期干部培训班，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回去以后，找了不少资料，力图还原这段重要的历史。
干部亟须形势教育与培训
1947年前后的上海，党的各条战线工作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大专院校统战工作为例，据浦老回忆，当时复旦大学章益校长要去台湾，经过学生自治会的劝说，最后放弃去台。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科学家，之前他对革命斗争一直持观望态度，后来在学生的争取下，也向党组织靠拢了，而且在后来的护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教授把自己掌握的实验室钥匙交给学生，尽其所能为学生们的革命斗争提供场所和其他物质条件。这样令人感动和鼓舞的事迹很多，充分说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学校里开展的统战工作是赢得人心的。最后全上海国立大学的校长中只有一人去了台湾，其他的校长都留在了上海……
工作成绩虽然突出，但是短板依旧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各区县、各领域工作开展得不平衡。随着任务越来越重，摊子越铺越大，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面对京沪即将解放的形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所以，当中共上海局收到中央贯彻落实1947年毛泽东主席所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的指示电文后，立即决定组织白区党员认真学习，并根据工作需要加强形势教育与业务培训，特别是如何开展中上层统战工作的培训。
培训地点选在香港
据仇学宝、于炳坤的《魂系上海——刘晓传》等资料记载，当时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局领导，对于如何开展此次学习培训讨论研究了多次，并反复斟酌学习的地点、形式和内容。由于坚持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长期从事秘密地下斗争，几乎很少看到党的书面指示和学习资料，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他们也根本得不到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进行系统的学习。刘晓觉得，如果此次还是采用临时集会口头传达的方式学习，恐怕效果不会很好。综合各方面因素，上海局领导决定把培训班的地点选在香港。有此考虑还因为，一方面，香港在港英当局管制下，虽有国民党特务频繁破坏，但只要不触及港英当局的根本利益，一般我党的活动他们不过问，从环境来看相对安全可靠。另一方面，1947年年初，上海局已经在香港铜锣湾设立了秘密联络点，目的是使上海局领导在国统区形势恶化后可以转移至香港，现在正好这些联络点可以为学习培训提供场地。
讲到这里，得提到中共上海局香港联络点的负责人万景光。万景光是爱国工商业者、民进创始人之一、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的女婿，是中共地下党员。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沪成立，参加大会的26人中有三位是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就是其中之一。1946年，上海局派出万景光、冯修蕙（冯少山女儿）夫妇来到香港，以办“荣记行”为掩护，以位于摩利臣山道的家为联络点，建立中共上海局香港联络站。这个如今靠近香港著名时尚地标——香港时代广场的地点，就是当年香港学习培训班的主要举办地。
后来，万景光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后，万景光经组织安排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还曾短期来沪指导“文革”后的相关工作。
学习班的生活和学习
1948年2月至1949年年初，由中共上海局组织安排去香港培训的学员，有十余期百余名。他们主要是来自上海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科技系统的党员干部，还包括南京、武汉、西南城市及台湾等地部分党员。
刘晓等上海局领导，非常重视学习班的工作，亲自主持参与了其中多期，钱瑛、方方、许涤新等也来作过报告。学习班成员白天一起学习文件、讨论解放及接管等诸多问题。因为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如何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上海，如何接管上海，已成为上海局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时，趁此难得的安定环境，各委负责人还对各系统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利用晚上的间隙，写成书面报告。这些报告，成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关于香港这段宝贵的学习生活经历，记叙的最全面的是培训学员之一、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兼工委书记张祺的回忆录——《上海工运纪事》。他较完整地记载了从上海辗转赴港，并在港学习生活的过程：
我在1948年11月中旬离开上海，同行的除陈公琪外，还有职委书记陆志仁、学委书记吴学谦、百货业党委书记周炳坤。我们扮作去香港做生意的商人，通过在浙赣铁路上海办事处工作的地下党员沈正光的介绍，先到杭州住进了饭店，然后由沈帮忙搞5张从杭州到株州的软席票。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强行收兑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并对商品实行限价。
从杭州到株州，火车整整走了一天一夜，到株州后换车经衡阳、韶关到广州，住一夜，乘船到香港已是11月底了。我们按约定，住进了一家旅社，等人来接头。第2天就有人来领我们去学士台，那是一所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有三室一厅，处在一个半山腰里，环境比较隐蔽。我们这期学习班共有9个人参加。上海地区的有7人，职委的陆志仁和周炳坤，学委的吴学谦和吴康，教委的陈育辛，工委的陈公琪和我。南京地区的有2人，一位是朱启銮，另一位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可惜忘了他的名字。组织上给每个人都编了号，我是l号。那个不知姓名的南京青年是9号。
学习班一共办了两个多月，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主要文件是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检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第二阶段是学习党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政策，研究如何配合解放城市、接管城市的方法和经验。我们讨论过华北和华东几个城市接管中的经验和教训。第三个阶段是研究如何从组织上保证迎接解放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学习的文件虽然大多数是一年以前的，但我们以前在上海只能听到口头的有关精神传达，所以还是感到新鲜。为了辅导大家学习，刘晓、钱瑛、方方、许涤新等同志都来作过报告。
学习班规定，每个学员都要写一份报告。我一到香港，就开始动手。报告分“最近产业情况”“工人生活及其思想情绪”“群众运动”“目前党内状况及其布置”4个部分，近2万字。刘晓读后说，写得不错。但总的来看，思想落后于形势，不适应已经到来的迎接上海解放的决战形势。他嘱咐说，现在所有工作都应围绕解放城市和接管城市这个中心。
1949年1月中旬，在港参加培训的来自各条线的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结束了学习，先后回沪，领导全市人民投入迎接解放的斗争。通过在香港的集中学习，他们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各项统一战线及其他党的重大政策的任务要求，为迎接解放、接管上海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时值上海解放67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重温这段光荣而难忘的历史，更加增添了我们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创新功的决心和信心。
作者：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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