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快递企业推出“员工可持续发展保障计划”，计划在今后一段时间持续投入5亿元以上，这是响应落实国家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政策的实在举措之一。该计划预计覆盖超过20万名一、二线快递员及其家人，为他们技能学历提升、转岗转型培训和家属福利等提供支持帮助。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的领域都是政府在排兵布阵。前段时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定位，对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期人社部、财政部等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企业新型学徒每人每年补贴标准原则上5000元以上。2020年中央本级公共财政用于高等职业教育支出达到4.56亿元。这些都体现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从表面上看，政府主导的职业培训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具有更高的普适性，然而其背后仍然存在一些改进空间。
首先，政府主导的职业培训给更多的人提供了职业教育机会，然而这种普适性的另一面就是缺乏针对性和差异性。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演进，员工的差异化程度更加明显，专有技术人才变得越来越重要，缺乏行业针对性和技术特点的普适性培训已经开始逐步与实际需求相脱节。其次，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教育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尤其是随着技术迭代演进，这种外部性会越来越大，使得财政压力与日俱增，职业教育的质量也会有所下降。作为这个外部性的最大受益者，企业自身应当负担更多的职业教育成本。
俗话说:“不能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企业在用工端一味抬高学历门槛最终会导致全社会的学历内卷。产业转型和升级对工作人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不能改变，但是如果仅仅是不断提升入职门槛，而不去更多地着手职业培训，那么最终结果只能是社会就业规模缩小，失业增加，人力资源浪费。而且还会造成学历内卷，学生盲目追求高学历，而忽略相应的执行能力。
同时，对于企业自身来说，也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即便企业招收到了更高学历的人才，因为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企业仍然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进行培训，帮助员工跨过书本与现实之间的这道鸿沟。而如果从企业自身的员工着手，则可以充分发挥经济学里“干中学”的优势，在实践中将知识充分结合。
像前述快递企业一样，当前有许多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自己的员工培训，美团建立了职业培训学校美团大学，京东也成立了自己的产教融合中心，这些相关机制和服务体系，保障了从业者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企业加强员工技能、学历培训，给员工一个“公费深造”的机会，是一条双赢的道路。从员工自身角度来看，读书和工作不再是“鱼和熊掌”，而是变得可以兼得。既有收入保障，也为自己打开了长远的发展渠道，不用再陷入两难的选择。而且，企业发展职业教育帮助员工减轻了自身的深造负担。
从企业本身来看，企业通过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可以更好地留住人才，让人才能够更好地融入企业的发展周期，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同时，还可以减轻融合产学研的成本，不再需要进行大量的新员工培训，原有员工对企业的熟悉度更高，这也为企业开展后续的一系列工作创造了条件。
从社会层面来看，政府部门一直在尝试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教育体系，引导人才的多样化分流，这也有助于一个多元教育培训体系的形成，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才发展和市场的差异化需求。
因此，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选择，不仅切实减轻了员工的负担，保障了员工的可持续发展，也为自身凝聚和培养了更高端的人才，减少了产教之间的割裂，同时也丰富了全社会多元的人才培训体系。
(作者:盘和林 刘会娜，分别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