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余来明：取国学之精神以治今世当下社会讲习国学的学习一种路径
20世纪初国学研究的第三种声音
20世纪初，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国学”曾热极一时。其时处于聚光灯下主要是两种声音：一是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整理国故”派，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旧典，准绳是西方的学科体系与学术观念；另一种声音来自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接续传统学脉，力主保存国粹。胡、章二人在当时及后世均有很高地位，其说影响甚广，尽管各自立场迥然有别，但对推动20世纪中国古典研究的兴盛均卓有贡献。
两种声音之外的另一种论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较少受人关注。张树璜(1878—1951年，湖南国学馆创立者)在《国学今后之趋势》文中提出：“今日讲国学，须矫正二者之所蔽，直求我先圣先贤之精义，以振起民族之精神，适应时代，立己立人，发为美善政治，以基我邦家丕基，而树世界大同之风声。”彼时“中学”、“西学”关系紧张，民国以后“西学”逐渐居于主导，“中学”渐次退居边缘。在此背景下声张疾呼以“我先圣先贤之精义”达到“基我邦家丕基”、“树世界大同之风声”的愿景，自然难以得到时人认可。“五四”以后，对照西方文明成为国人观照自身的标尺，追赶西方成为了几代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其间对“国学”的呼唤虽然不绝如缕，然终究抵不过寻求富强的内在需求，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激起了几朵涟漪。
当下国学复兴的历史逻辑
时光流转，历史的车轮早已迈入了21世纪，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现代化追求的弊端日显突出，“国学”一夜间又成了国人聚焦的中心：国学院、国学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高校中国学专业的开设，各种国学著作的纷纷问世，各式的国学培训班也开始变得时兴。“国学”热潮再次袭来，令诸多时贤倍感振奋。其间虽不免杂陈滥竽充数之声，亦足可激起国人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热情。
“国学”之于今人虽是“传统”，是“旧”，但纵观其生成、发展，均有其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均是针对当时历史实际而发，凝聚着前贤“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许多贯穿于中国文化元典的精神，在当代文化构建和文明建设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一直以西方为师，既领受了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也伴随着滋生了各种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其中既有现代工业文明原发产生的弊病，也有中西交汇中出现不适留下的后遗症。以往弃除传统以容纳西方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华传统文明的许多优秀价值理念，在现时背景下正可为建构新时期文明形态发挥作用。
国学精神现代转换的可能及其价值
以儒家而论，其现世关怀历千年而不变。孔子论道，《论语》二十余篇，全在成人与立己。其中如“仁爱”、“亲隐”、“义利”、“理欲”、“荣辱”、“廉耻”等观念，仍适用于今日。先哲们关于德治与法治的论说，在当今司法文明建设中亦有借鉴价值。汉唐经学，虽不乏赘言，杂陈谬见，但各自于解经之中贯注了社会理想和治世观念，对元典精神的演绎也往往蕴藏其中。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立论看似对立，实则都志在建构一种适用于日常的伦理与道德，其中的许多精义之论，若能在当代语境中予以合理阐发和弘扬，对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建设仍有启示作用。当下讲习国学，此为其中一大关键。今日治儒家的学者，尤应注重其在现实中的适用价值。
即便是道家哲思，表面上看起来虽然主张闲适与无为，骨子里也包含着现世关怀和时代忧患意识。老子为柱下史数十年，最后写成的《道德经》，并非发为空言的玄想，只是与孔子采取了不同的言说方式。短短五千余言，“圣人”之说凡数十见，可见其并非“绝圣弃智”，只是要另造一种“圣人”，传达另一种“智慧”。老子关于“知足”、“寡欲”的论述，与儒家的“义利”等说亦可互相参照。庄子之思与言，既有扶摇云霄九万里的“逍遥游”，也有汲汲于世道的“人间世”。不竞无求，方成大道，老庄哲思要传递的是一种不同于儒家的人生态度。儒道相济，进退之间，方能体悟人生真谛，创造和谐氛围。
释家之说，虽源出于泊来之思想，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植根于本土的意识与观念。来世之说，其言固不可信，然则若能因此教人为善，断却多少欲念妄想，亦多能造福苍生，安定社会。
中国传统的史家著述，更是注重以古鉴今、识往知来。司马迁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意在参资时事，借镜治政。诸子立说，对现实的关注是重要的切入点，墨子兼爱，韩非定法，孙子谈兵，立论各有不同，临民治世之旨则是如一。小说家言，在传统观念中属残丛小语，不登大雅，然此类文字，也颇能于无用处见真言。即便是被视作“余事”的文学创作，在传统文化中也并非只用来赏心娱目。以诗言志，为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重要一脉；缘情之作，看似不关治国平天下，然而身心之洗练，性情之陶冶，多由此起兴。先贤所谓“兴、观、群、怨”，其于文学最能见其一斑。
当下讲习国学，研精旧典固然必不可少，开掘新义以为今世之用同样不可或缺。前贤著书立说，甚少徒为无用之言。考究历史，取国学之精神以为建构今日中华民族文化与核心价值的元素，既有可能，也十分必要。而国学要真正实现对当下精神价值建构的资借作用，又应当切入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急一日之功，潜移默运，方能收效于百年之后，真正绘出中华民族复兴的盛世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