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作者:俞敏洪
1980年，历经三次高考，来自江苏江阴农村的俞敏洪进入北大读书。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几乎都被分配到国内单位工作，俞敏洪留在了北大做老师。
1986年以后，出国潮突然兴起，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俞敏洪也想出去深造，便开始准备托福和GRE考试，拿到优异的成绩后，他联系了二三十所美国大学。因为当时工资不高，留学又需要一大笔钱，他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的出国考试教学工作，挣点外快。

再后来，他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托福培训班。但是，当时北大自己也有托福培训班，是英语系老师的业余收入来源。俞敏洪自己开班，等于是在和北大的培训班抢生意。领导知道了，找他谈话说这样不行，年轻气盛的俞敏洪和领导起了争执，北大给了他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那之后，俞敏洪在北大处处落了下风，分房子轮不到他，出国进修也没他的份儿。他想，既然过的不如意，不如自己主动离开。于是，1990年，俞敏洪递交了辞职报告，用一辆三轮车拉上自己所有的家当，搬离了北大。从稳定安逸的舒适区，独自走进了风雨之中。也正是因为离开了庇护，他才有了后来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新东方的缘起。
从北大出来后，俞敏洪打算继续创办培训班。英语培训有很多方向，他观察当时的形势，预测出国考试培训会越来越热门，便决定从自己熟悉的托福、GRE开始，专攻出国考试这一块。

没有了北大老师的光环，“俞敏洪”这三个字当时不值钱，该怎么招到第一批学生呢？靠着朋友帮助，俞敏洪租下了中关村二小的一间小破房子，房子在一条曲里拐弯的巷子里，总共20平米大，一下雨就漏。偶尔有学生来报名，一看这条件，拿着钱转头就走了。
俞敏洪知道，想吸引来学生，必须拿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既然收费的行不通，那就先来免费的吧。他开始仔细研究托福、GRE试卷，摸透了出题规律后，开办了一系列免费的讲座和课程，除了讲题目以外，还讲些别的知识和励志段子。
前几场讲座就在中关村二小的操场上，条件简陋，也没有音响设备，俞敏洪干脆扯着嗓子喊。没想到，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还真管用，第一场讲座就来了上百个学生，听完大家觉得不错，有十个八个留下来报名。
免费讲座一搞就是几十场，在这个过程中，俞敏洪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开始把讲座内容分成不同的主题，包括怎么学托福、怎么学GRE，怎么背单词，还有出国的注意事项等等。他跟学生聊各种问题，还请学生吃夜宵，增加大家对自己的信任。

渐渐地，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学生们上完课口口相传，俞敏洪的名气开始渐渐在周边几所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这样的名校传播开来。就这样，他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越来越低的获客成本，积累了第一批客户。
培训班最初采用的是二十人到四十人这样的小班模式，随着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一时又招不到合适的老师来开更多的班，俞敏洪便托人帮忙租了北大电教中心的大教室，把小班变成大班，同时给近百名学生上课。
没想到，学生们不但没啥意见，学习热情反而更高了，因为这些想出国的学生，很多本来就是学霸，对学习有强烈的自我驱动，大班课激发了他们的竞争心，学得热火朝天。同时，面对上百名学生，老师的讲课热情也被调动起来了，会更认真地备课，提升水平，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所以，在这种双向配合下，大班课形成了教学相长的热烈气氛，渐渐成为新东方独特教学文化的一部分。
随着开课越来越多，俞敏洪开始招聘优秀的老师。为此，他研究了所有课程的教学特点，亲自培养每一门课的老师，分析每位老师讲课的优缺点，引导他们讲得更好。俞敏洪要求自己懂每一门课，除了想把老师带出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发现，如果有哪门课只有一个老师能讲的话，这个老师就会觉得自己特别重要，会高估自己。
当时俞敏洪只有一门课教不来，就是GRE数学逻辑，培训班只招到一位老师能讲这门课，这位老师教了半年后，觉得自己无可替代，就在原有的高工资基础上，要求俞敏洪额外再给他增加收益，把培训班1/4的收入都给他，俞敏洪不同意，这位老师就把学生晾在教室里，不上课了。这件事闹得很难堪，因为没有其他老师能教这门课，最后，俞敏洪只能把这一期的三四个班停课，一半的费用重新退给学生。
所以，俞敏洪从中总结的教训就是，在创业的时候，要警惕公司在某一方面，比如技术、设计或者营销，过度依赖某一个人，一定要留有后手，比如另找一个和他水平相当的人一起做事。如果除了这个人别人都做不了这摊事儿，那要么得给他特别高的薪酬待遇；要么到了一定阶段，这个人可能就会提出更多要求，甚至“造反”，让公司陷入被动局面。

在开办培训班到后来新东方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俞敏洪认为，自己最正确的领悟是：在教培行业里，优秀老师等于一切。因为在当时，出国考试的考题都由国外的出版社或出题机构提供，托福、GRE这些培训，国内没有研发产品的优势，而且互联网也没普及，全靠优秀老师的个人魅力吸引学生，所以，谁能拥有一批优秀老师，谁就掌握了一切。

即便能招来好老师，能进一步把他们培养成新东方的优秀人才，又该怎么留住他们呢？俞敏洪的做法是，采用有吸引力的薪酬体系和好的激励体系。他给新东方的老师开的工资比其他培训机构高出两倍，还设置了奖金体系，根据学生们对老师的评分高低，来给老师们发放奖金。
可观的收入机制保证了人才的聚集和稳定，一大批高素质的年轻老师扎根于此，很快成长为新东方的台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