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许国璋英语”所遮蔽的许国璋：其实我是个哲人
20世纪80年代末，许国璋与年轻教师谈话。
被“许国璋英语”所遮蔽的许国璋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1.11.15总第1020期《中国新闻周刊》
许国璋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响亮到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在中国似乎还有一种英语叫“许国璋英语”。这个名字又太陌生，陌生到不同于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查良铮、巫宁坤等，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真人。
而他自己最不愿意被人定义为“英语专家”。他说，专什么呀？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英语学得好就是学问，那英国美国街上走的都是学问家了？
“外人只知我是英语教育家。其实我自认我首先是语言哲学家。我是个哲人。”他如此对自己的弟子说。
“许国璋英语”
“许国璋英语”起源于1961年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
当时决定英语专业教材1~4册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许国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张道真、马元曦、祝珏和张冠林等参与编写第一二册，刘承沛、周谟智、夏祖煃、王晋熙等参与编写三四册。
许国璋从不把文章拿来就用，每一篇都经过反复修改润色，无不带有鲜明的“许国璋特色”。冰心之女吴冰曾写道，北外英语系都知道许国璋编书、写文章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认为无论外国、中国学者的英文都有可改进之处，她敢说即使是莎士比亚把作品送到许老手上，他也会提出若干条修改意见。
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苏州东吴中学读书时的许国璋。
1962年，8册《英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套自编的重要英语教材。教材5~6册由北京大学的俞大絪任主编，7~8册由复旦大学的徐燕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王佐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李赋宁和外交学院的吴景荣担任1~8册的审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流溪1964年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上课用的就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第一册。
当时恰逢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在试验“听说领先教学法”。这是美国40年代兴起的外语教学法，到60年代已山穷水尽，但在中国才刚被引进。因此，这册书很重视入门阶段的语音训练。
周流溪回忆，当时任课老师领会了教材精神且发扬光大，竟给他们开了整整两个月的纯语音课，一天到晚学国际音标，搞发音练习和听写练习，甚至搞nonsense dictation，即听写一些在普通英语里不存在的语音词。经过一个学期，他们的语音语调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学期，刚开始学第二册，毛泽东关于教学改革的“春节谈话”就传达了下来。此后，这套《英语》作为“资产阶级教材”就被撇开不用了。但许国璋所编前四册由于是基础教材，且选材精当、语言地道、结构合理（李赋宁语），适于成年人自学，因此在一些英语爱好者中不胫而走。
1972年，在王宗炎任副教授的广州外国语学院，有人提了一个建议：从南方放一枚“远程导弹”，轰击远在北京的许国璋。这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建议，但问题是谁能拿出一些强有力的批判理由呢？还没等大家冥思苦想出来，“批许”忽然不提了，原来是党委张书记的女儿说：“爸爸，许国璋不要批，因为他的教材编得好，我看得懂，跟得上。”
后来在英语教学界与许国璋以“南王北许”齐名的王宗炎说，这让他想起一句话，公道自在人心。
“文革”结束后，英语专业面临一无大纲、二无计划、三无教材的“三无”局面，用教师们的话来说就是“等米下锅”。《英语》的修订再版被提上了日程。
商务印书馆外语室编辑朱原参加了组织工作。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由商务印书馆承担费用，在西郊一个“阔气”的饭店里租下了两间房子。许国璋指定南京大学的罗长炎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的张永彪做他的助手（后又增加了祝畹瑾），对62版前四册进行了修订。原教材体例不变，只是对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课文和练习进行了抽换。
此时，俞大絪已在“文革”中自杀离世，5~6册未作大的修订，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7~8册的修订出版则转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手中。
朱原回忆，这套教材改编重印后，不仅大学英语专业，很多大学的公共英语课和社会上的英语补习班也都在使用，一时间洛阳纸贵。
1979 年，陈原复出，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一个飞着鹅毛大雪的冬日早晨，他去位于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上班，见大楼门前排着长队，从王府井一直拐进灯市西口。他问队伍中一个青年排队买什么书，对方说买“许国璋英语”，明天电台开播，生怕买不到。
陈原听了二话不说奔进大楼，把发行部负责人找来，让他们在大楼外赶紧摆开几张桌子，齐头卖书。忽又有人嚷道，门市部的书不够了，于是马上调卡车到西郊仓库去拉货。幸好那时没有交通拥堵，书很快拉回来。大约两个钟头光景，几千本书销完，人龙散去。
随着自学考试兴起，“许国璋英语”销量越来越大，到80年代末，年销售量已达30万册。
朱原回忆，发行量高，许国璋的稿费收入也颇为可观。他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另外还在北外成立了一个全国助教培训班，他把相当一部分稿费用在了这些工作上。
朱原说，编教材是集体之作，当年的参加者完全是无偿劳动，80年代有稿费了之后，一些人提出了意见，经1962年参加编写的刘承沛从中做工作，最后商务印书馆另外开了一笔稿费，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教材每一课后面都有注解，朱原曾经向许国璋建议，这些注解非常重要，能不能专门做一个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他还举例说，当时张道真出过一本英语语法，也做过索引，不需要本人动手，可以由出版社找人来做，结果许国璋说“你怎么拿我跟他相比”。朱原感叹，许国璋学问很厉害，人也太高傲了。
新编许国璋英语
90年代初，北外所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急需一些能够真正打开局面的重磅图书。时任外研社常务副社长李朋义三番五次恳求许国璋，希望他能支持本校出版社，将《英语》放在外研社出版。
1993年秋，许国璋在北京怀柔度假村养病，李朋义去探病。许国璋于1994年秋去世。
后来担任了外研社社长和北外副校长的李朋义曾是北外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读书时他没有上过许国璋的课，但常去听他的讲座。许国璋开讲座有一句名言：“Do not come to my lecture without knowing ten thousand words.”（没有一万词汇量不要来听我的讲座）。李朋义一开始只有一两千词汇量，结果去了尴尬地发现，真的是有的地方听得懂，有的地方听不懂。不过，他还是有许国璋讲座必听，因为许国璋英语地道，而且旁征博引，风趣幽默，不管听懂多少都是一种享受。
1980年，国家通过了《高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同年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王佐良担任主任委员，许国璋担任副主任委员兼英语组组长。编审委员会成立了北方、南方两个办公室，当时李朋义刚从北外毕业留校，分在外研社，同时兼做北方办公室秘书。
在外研社，刚毕业的大学生做许国璋文稿的编辑工作还不够格，李朋义主要是做校对。他说，许国璋写文章总是改动很多，说好稿子是改出来的。他的文章红笔改了蓝笔改，绿笔改了黄笔改，有时候很难辨认。有的编辑不敢去问他，怕他反问“你这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做编辑”，李朋义因为跟他比较熟悉，因此敢去问，其实许国璋都会耐心地解答。
对于李朋义的请求，许国璋很是犹豫，商务印书馆毕竟是老牌大社，双方一直以来合作良好。他表示愿意将正在编写的《新编许国璋英语》交由外研社出版，但新编教材周期太长，于是李朋义向他建议，可以在《英语》每一章节前面加上“导学”，后面再附上“自学辅导”，这样就与原版有了区别。
最终，许国璋同意了李朋义的提议，亲自去找商务印书馆协商。他说：“外研社是我任教大学的出版社，现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说，别人是养儿防老，我是要出书防老。”商务印书馆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1992年，《许国璋<英语>》由外研社出版。出版当年，外研社的利润就增长了几百万元，出版三年共发行近100万套，10年发行量达700万套，是外研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图书之一，使外研社迅速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1993年，许国璋花费六年、几易其稿编写的《新编许国璋英语》由外研社出版。
他在自序中写道，此前他主编的《英语》尽管畅销，但时代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已从封闭到开放，从陈规到改革，新编教材自然也应具有面向世界的特点，以传播文化信息为重。要让学生在知识的河海中游泳，而不是整天花在句型分析与交际英语中。
许国璋为每一课写的导学都很有个性。如第二册第二课《新加坡》，他写道：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上的重要性绝不仅仅是一个转口港，它的立国一靠稳定，二靠科技，三靠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每一课的背景知识解析尤其带有许国璋对英语的宽阔视野。他指出，high-rise（高楼）是60年代以后流行的词，原有的multi-storey building、skyscraper现已不常用；access（通道）是现代英语的时髦词；hopefully（希望能够成为）是英语中近30年来时兴的用语，用于口语文体，“保守的文章家拒用之”。
《新编许国璋英语》第一二册出版后，发行了20多万套。1993年下半年后，许国璋身体不适，加之销路也不如“许国璋英语”好，后两册没有再编写出版。
“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it”
许国璋曾说，“许国璋英语”大行其道只表明英语界的落后，他的旨趣已转向语言哲学方面。
1984年末，69岁的他卸下北外英语系主任之职，组建外国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同时任北外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这虽是一本学术刊物，但发行量最高时达7.5万册。许国璋曾说：“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it.”（我把整个身心投入了进去。）
他为这本刊物撰写了多篇论文和书评。1986年3期上发表了他为金岳霖的《知识论》所写的书评。
《知识论》是金岳霖写成于1948年的70万言煌煌巨著，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当年金岳霖在昆明跑警报时将书稿遗失后来又重写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但真正读过的人少之又少，连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宗炎都说，《知识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但其中有许多专门术语，又有些过时的语法，读者不易懂，如那句著名的话“在这里我们只把语言视为收容与应付所与底工具”简直像“天书”。
而这样的“天书”，许国璋不但懂，而且觉得“如此普世又如此亲切”，让他为之神驰心醉，为之掩卷叹息。在书评中他写道：金先生一生不写时文，不泥于习，不惑于常，是至诚的读书人，通脱的哲学家。他的书是哲学著作，他的语言是哲学家的语言，初看不好懂，细读非常明白。他不需要什么论点编码，也不需要什么树形分析，只用严密的一步不逾的散文来表达，不需其他。
对那句最难懂的句子，许国璋注解说，“所与”是名词，意即given circumstances（给定情境），“收容”是对此的认识和保存，“应付”是对此的反应和处理。王宗炎说，经许国璋加以注释后，便觉得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许国璋多次说，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打通，中文系不要只讲训诂、音韵、汉语语法，外文系不要只讲外国语言学派的论点，把自己局限于小天地之内。
他自己身体力行。为了弄通《说文解字》，他老老实实交80元上讲习班。他说，他要挑战赫赫大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的研究论文《<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发表后，他颇以为傲，认为这是beat them on their own ground（即英语学界在汉语学界的主场击败了他们）。
1992年3月，许国璋在天津主持中国英语教学大会。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曾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沈家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对《马氏文通》不以为然，认为其最多是对拉丁语法的模仿，唯独许国璋经过认真的比较研究后认为，马氏不是模仿者而是一位伟大的原创者，“文通一词，不妨就解作普世语法”。沈家煊说，这样的惊人之语一般人可能难以接受，但确实点出了《马氏文通》为常人所忽视的普世语法观。
许国璋还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撰写了18篇带着浓厚“许氏印记”的“编者的话”。
1988年3月“编者的话”是《祝清华文科新生》。许国璋写道，这所1952年按一个封闭模式剪削出来的工科大学现在又有了文科，让他这个老清华学人感慨良多。他用诗一般的文字写道：
愿曾经是
王国维，梁启超
陈寅恪，赵元任
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
诸先生治学论道的地方看到文科复兴！
愿剪削永逝，文科永存！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在4月的“编者的话”中，许国璋以一位语言学家的独特视角，盛赞南方谈话证明了语言的力量可以“大得惊人”，并能“收言后之果”，即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他提出，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外语界一要自省，二要自强。“五十年代以后第一批外语人才出山，我们不曾听见培养出英国通，美国通，法国通，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国际法专家，海事法专家，保险法专家，只听见培养出翻译干部。”他说，如果不反思“翻译干部万能论”，就是陷于困境而不知自拔，背于时代而不知转身。
曾有一段时间，《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人员有的滞留国外，有的萌生去意。1992年底的一天晚上，许国璋把王克非叫到家中，在谈完编刊的事情后突然对他说：“克非，我要你答应我，不要离开我们这个刊物。”王克非郑重答应了。
王克非从小腿有病残，参加1977年高考和之后五次研究生考试体检均未过关，而许国璋却看中他的研究能力，力排众议将他录取为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守着对许国璋的承诺，如今他已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30多年，担任主编已22年。
“许老”
英语界都知道，北外曾有“一老二公”。一老，即许国璋；二公，即王佐良、周珏良。
三人同出一门，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同班同学。
许国璋是1936年秋天从上海交大转学来到清华外文系的。同班李赋宁很快发现，许国璋英语水平高出同学，他词汇量大，口语流利，作文句型和修辞多变化。来时他德语已有一定基础，能读懂歌德的散文原文，学法语后很快能读懂莫里哀和巴尔扎克，能用法文写读书笔记。四年级时，叶公超教翻译课，让学生翻译《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他对许国璋的译文最满意，认为颇似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笔。
许国璋酷爱文学，尤其钟爱雪莱，在同学中得了“雪莱”和“爱俪儿”（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小精灵）两个外号。
谁也说不清，“一老二公”的说法是如何通行起来的。李朋义认为，可能主要因为他们的专业之别，“王公”和“周公”的专长在文学，“许老”在语言学，但是他们三个人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上又是通的，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功底都很好。
北外英语系50级的庄绎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国璋的发音是标准牛津音，说起话来句子很长，喜欢用复句，一个套一个，学生们知道无法模仿，只能深深地佩服。
1951年进入北外英语系的胡文仲说，许国璋对于新鲜事物总是抱有极大的热情，6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在国际学术界刚刚确立地位，许国璋已经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和潜力，率先为研究生开了这门课程。
在1976年进入北外的吴冰眼里，许国璋和她母亲冰心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时刻记着自己是个通晓外语的中国文化人。
许国璋常说，自己教学生，不是“英语教学”，是“英语教育”，是以英语为工具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育心智。他说，你要跟我说话，我首先看你有多少文化内涵，否则我一个教授来陪你练口语？
有一位博士研究生去向许国璋请教，许国璋让他把读过的专业书开一个单子出来，看后说，你是读Ph.D的，怎么居然连一本哲学著作都没有读过？
周流溪有一次在与许国璋聊天时发了一句“狂言”，说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过比某老先生落后十年而已，许国璋听后平静地说，问题不在年龄大小，关键在于是否读大书，只有读大书，才能做大学问。
周流溪记得，许国璋对英语语法“大书”们都有个许氏一字评语：斯维特的书是pioneering（开山有功），克鲁辛加和朴茨玛是schoolmasterly（学究风格），叶斯泊森是versatile（无所不备），寇姆是austere（严谨质朴），赞德沃特是elegant（简洁流畅），夸克的著述taxonomic（类例精当）。
许国璋说，要迎接知识的挑战就要阅读，两万词汇是只少不多的。只有一万二，只能看一般的书，没有两万词汇量谈不上真正高深的研究。
许国璋的阅读习惯始于中学时。1932年淞沪抗战时期，在苏州读中学的他回到上海家中，无处可去，只能看书。
他开始借助词典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这是英国作家兰姆姐弟的经典改写版本。总查词典辛苦又乏味，他就尝试着丢开词典大胆读下去。这样的千古名剧是百读不厌的，一旦读进去就会被吸引，他就这样被神奇美妙的文学故事引上了读书道路。因此他现在看到中小学英语教科书上读来毫无味道的文章，总是心痛。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遇到很多好老师，但并未专门进行过任何听说练习。他说，谢天谢地，当时不兴“听说教学法”。
他曾为《英语世界》杂志撰文《Yes，such inspired scenes did exist》（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在文中，他回忆起1937年秋到1938年春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的情景。
他写道，南岳山上有白龙潭，潭背大石壁，山水下泻。过潭，山凹处，有房几十间，砖木结构，前有草地，可容一二百人，就是文学院上课之地。
教大三英语的英籍教授燕卜荪是剑桥优等生毕业，他讲莎士比亚，经常讲着讲着就弃书背诵。不知不觉地，大家都停下手中的笔记，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些诗句就像是自动从他嘴里倒出，老师和学生都沉醉在莎翁的美妙境界中。
“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