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课外补习班（学習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校外教育市场。在日本，有超过两成的小学生，超过一半的初中生都在参加校外补习。所以，笔者希望通过介绍一些日本的情况，能为业界同行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
众所周知，日本是典型的“学历社会”，这跟日本独特的雇用制度有关。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组织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支持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大重要原因。
其中，在终身雇用制度下，青年学生毕业后入职的第一家公司将是他们干到退休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规模和业绩将对他们一生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信息不对称的人才市场，应聘者的最终学历及其母校的排名是招聘方判断应聘者优秀程度的为数不多的材料。所以，很多高中生宁可选择复读一两年也希望能考入知名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是数一数二的；其次是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这几所国立大学（因其前身是战前创办的帝国大学，所以被称为“旧帝大”）；另外就是被称作“私学双雄”的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
虽然在“少子化”的大环境下，日本的高等教育供给已经过剩，但学生要是想考取这几所大学，竞争还是十分激烈的。另外，日本的各个县都会有一所国立大学，还有以地方财政支持的公立大学。地方的国公立大学的学费要比私立大学便宜很多。学生入读国公立大学的话，在入学时需一次性缴纳28万日元的入学金，此外每年学费大约在54万日元。入读私立大学的话，仅以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专业为例，2018年度本科生的入学金是20万日元，每年的学费在120万日元水平，理工、医学专业的学费会更高。所以，由于学费便宜，教育质量也有保障，即使是地方的国公立大学，其入学竞争也还是存在的。
大学入学考试的相关政策和改革，和基于此的应试需求是推动课外补习班的首要原因
无论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各大学的入学考试都实行自主命题。所以，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大学的试题中难免出现“超纲题”和“偏题”，使得考生备考不得不陷入题海之中。为了给学生“减负”，从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举办的“大学共通第一次学力考试（大学共通第一次学力試験）”。这个考试类似于中国的高考，面向所有希望入读国公立大学的学生，全国统一实施，检验考生基本的学习能力。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理科、社会和英语5个科目。考生根据“第一次学力考试”的成绩，申请国公立大学的相关专业，并参加大学举办的第二次考试。到1990年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和国公立大学联手对考试制度进行改革，开始实施“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大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
现在，越来越多的私立大学也把“考试中心考试”的成绩作为入学选拔的参考。但是，无论国立大学、地方的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各个学校对于如何制定选拔标准有着充分的自主权。比如有些学校单纯依据“中心考试”的成绩选拔；有些学校把“中心考试”的成绩和自主命题的“第二次考试”的成绩加权计算总成绩；也有的学校仅仅在第一次选拔时规定“中心考试”成绩的录取线，而第二次选拔完全依据自主命题的考试的成绩。这就给高中老师出了一个难题——面对全班学生不同的应试需求，老师如何能面面俱到？所以，这必然会催生校外的民营补习学校的发展。
经济影响和“少子化”的影响
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以促进家长对子女校外教育的投入。但“少子化”会从正反两个方向影响校外补习市场的需求。一方面，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可能使得孩子人均可以获得的教育投资增加；但另一个方面，考生数量的减少会缓和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压力，从而减少对应试培训的需求。下图表示的是：从2004年到2017年日本5~19岁学龄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可见，2004年至2017年，日本5~19岁学龄人口持续减少，十四年间人口规模总共缩小了大约180万人。
上图显示的是2004年到2017年之间日本家庭年均教育费支出金额及其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例的变动趋势。这里的家庭平均值，在计算时包含了没有学龄儿童的丁克家庭、老年人家庭等，所以计算出的平均值要低于实际有学龄儿童家庭的支出水平，这一点需要注意。很明显，无论是绝对的金额，还是相对的比例，日本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都在小幅下降。这也许跟日本的育龄夫妇生育孩子数的减少有关，也许跟经济不景气压缩了家庭消费有关。那么，同时期，日本的校外补习班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动趋势呢？
日本校外补习班产业的现状
下表的数据来源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特定服务业统计调查。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04年到2017年，日本校外补习产业的学费收入总额从2,837亿日元增加到4,090亿日元；补习学生人数从945万人增加到1,311万人；从业教师从6.0万人增加到近9.8万人。总之，虽然这十四年间学龄人口在降低，家庭平均教育支出金额也在下降，但是校外补习行业的规模却在持续扩大。
除了整体规模的扩大之外，日本的校外补习领域还呈现出两个趋势。一个是主要客户从高中生下沉到了初中生群体，公立学校的初中生占到校外补习市场消费的将近一半。另一个是从补习率来看，小学生超过两成，中学生超过一半。而且，这个比例近年变化不大，市场也许接近饱和。
日本的校外补习产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小学生教育方面发挥了以下三个重要的作用。
第一、满足了中小学生不同的需求。从课程内容来看，有单纯应试的课程，也有文学、逻辑学、数学这样培养学生表达、思维能力，可以说是“素质教育”的课程。从课程的深度来看，有针对优秀学生的超前拔高班，也有针对后进学生的补习班；从课程规模来看，有30~40人的大班授课，有3~6人的小班授课，也有1对1授课；从课程形式来看，由传统的线下课程，也有线上课程；从课程周期来看，有长达3年的课程，也有几个月的短期课程；当然各种课程的费用也有很大不同，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第二、为中小学生提供了放学后跟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和交流的场所。日本社会还是比较注重对青少年的协作能力、交流能力、竞争心等性格品行方面的培养。所以，一部分补习班，尤其是采取小班授课形式的补习班，也在强化自身这方面的竞争力，力争为家长提供更人性化的教育服务。
第三、组织了全国私塾情报中心这样的组织，为社会提供更充实的信息。比如，该情报中心出版月刊《私塾界》，每年还出版统计白皮书，平时也会面向学生家长提供一些如何选择补习班的意见。这也使的行业发展更加健康。
关于国内校外培训市场的思考
由于消费升级、放开二胎等大环境的影响，大家普遍认为国内的校外培训市场将不断扩大。但我们还是需要从政策、学校教育（包括升学制度）、家庭、企业这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一下。
第一，针对校外教育机构的政策监管最近呈现收紧的态势。在经营资质、经营场所、课程内容、收费方式等方面都划出了“红线”。但总体来说，政策的意图应该是排除劣质的民营教育机构，保护学生和家长的权益。
第二，家庭教育费支出随经济周期变动不明显，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消费能力和价格弹性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收集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第三，高考指挥棒、甚至中考、小升初制度的指挥棒的作用依然明显。中国的高考、中考、小升初考试制度虽然没有日本那么复杂，但是入学考试要求的科目（包括对特长、综合素质的考量）直接影响家长对孩子课外培训的选择。体制内的学校还在很大程度上负担应试教育的责任，尤其是追求重点大学升学率的优秀高中。但随着“减负”，“素质教育”的推行和小升初入学制度的改革，在小学阶段，或中等或中下等水平的初高中，还是会把学生推向校外教育的市场。
第四，近年新进场的校外培训企业数量庞大，良莠不齐，教育产品个性化程度低，教学模式也还在探索阶段。随着营销成本的持续增加，必将有一个淘汰重组的过程。希望企业在打出“人工智能”、“STEAM”等热点作为招牌的同时，能仔细考虑教育产业的本质——提供符合教育规律，结合学生个人特性和需求，能为学生在素养和习惯的养成、学习能力的提高等方面提供帮助的服务。
本文来源于：亿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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