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以来，在制造出涉疆“强迫劳动”噪声后，部分西方国家的政界、媒体界和智库界人士又开始持续炒作涉藏“强迫劳动”议题，妄称“中国以脱贫为由，在西藏系统、大规模地对农牧民进行集中封闭培训，并将其转移到其他地区从事低收入工作”。尤其是自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发布所谓“学者”郑国恩的“新疆军事化职业培训体系来到西藏”报告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迅速跟进，大力炒作西藏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中存在“军事性”的技能培训、“强制性”的政策推进和对藏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永久性”改变等问题，呼吁美国等国家采取行动，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设立特别报告员入藏展开调查。
2021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019年底，西藏自治区已实现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西藏采取的系列脱贫攻坚举措中，农牧民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既是着力点，又是重点，还是亮点，不仅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而且成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2018年至2022年，西藏农牧民每年转移就业60万人以上；2022年，农牧民转移就业63.1万人，劳务收入达55.6亿元。农牧民培训和转移就业举措助力西藏创造了世界屋脊的脱贫奇迹，极大扩展了人类战胜贫困的地域和能力疆界，理应成为人类减贫史上的华丽篇章和值得铭记的重要经验。然而，西方却戴着有色眼镜，将农牧民培训和转移就业政策歪曲为“强迫劳动”，这既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又刻意忽视西藏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和西藏各族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基本事实。
西藏之所以在推进和巩固脱贫攻坚中将农牧民培训与转移就业作为重点举措，有三个基本立足点：
一是立足西藏实际状况。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低于5摄氏度，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氧，土地贫瘠，生态脆弱。西藏曾是中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公认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初，西藏面临着“六多”“四少”的困境，“六多”指“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多、高山峡谷和边远封闭地区多、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多、宗教消极影响多、各种高原地方病多、脱贫制约因素多；“四少”包括具有劳动技能的人少、致富带头人少、科技支撑和科技人才少、有辐射带动能力的企业少。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极大影响了农牧民脱贫致富，因此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扶贫之路，提升技能和转移就业便成了科学和理性的选择。西方所谓的“西藏农牧民被要求恢复20世纪50年代集体经济模式，被迫与其家园和社区割裂开来”等谣言，完全无视西藏实际状况。
二是立足人民发展需求。西藏在历史上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民极度贫穷，社会封闭萎缩。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打破了封闭、停滞和萎缩状态，发展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了面向现代化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发展态势。西藏在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高度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深刻变化，西藏各族人民发自内心希望走出西藏看外面的世界，也希望顺应社会发展潮流，通过辛勤劳动过上幸福生活。然而，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却诬称对农牧民的培训和转移就业是为了“改造藏人思想”“消除传统文化和宗教”“永久改变藏人生活方式”“同化藏族”。这些恶意攻击的背后，是希望现代西藏人民原封不动地保留旧西藏封建农奴制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妄图永远禁锢西藏人民，完全无视西藏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旨在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既不是“同化”，也不是分化，而是为了共同走向现代化。
三是立足党的使命担当。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不懈追求。中国主张“基于发展的人权路径”，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强调政府是“有为政府”，党和政府在人权保障上承担“组织者”和“建设者”角色，以积极的领导者身份履行人权保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强调，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对口支援等一系列推动西藏发展的重大方针举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保障了脱贫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得西藏农牧民培训和转移就业等政策具有了坚强后盾、坚实基础和一以贯之开展的韧性。实施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绝不是西方所说的“侵犯人权”，而是为了更好保障生存权这一首要的基本人权，以及致力于实现人民幸福生活这一最大的人权。
从效果上看，西藏农牧民培训和转移就业政策的实施，成功实现了三个协同：
一是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相协同。西藏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关心和全国支援，也离不开西藏人民自力更生和自我赋能。脱贫必须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注重把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动能，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通过扶志解决思想观念上的失业，通过扶智解决能力上的失业，既富口袋也富脑袋，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正是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有效举措，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西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了脱贫内生动力。
二是按劳分配与基准保障相协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培训和转移就业，西藏农牧民能拥有更好的技能，更广阔的就业市场，获得更高的收入待遇，实现家庭脱贫致富。同时，为加强对农牧民就业的保障，西藏还设有就业补助资金、农牧民培训补助资金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如根据西藏自治区出台的《关于促进农牧民有组织跨区域转移就业的工作方案》规定，对农牧民工跨地市、跨省有组织劳务输出，且年度就业时间累计达到6个月及以上的，分别按照每人500元、1000元标准给予路费补贴，300元、500元标准给予求职创业补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后，农牧民实现了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无工作到保障就业创业，从无固定收入到有稳定收入且多劳多得的转变。西方所谓的“西藏农牧民永久转变为产业工人且大多数最终从事低薪工作”的攻击指责显然不符合基本事实。
三是物质财富的获得与精神财富的享有相协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培训和转移就业政策的实施，不仅让西藏农牧民取得了物质上的硕果，也获得了精神上的硕果。人有恒技，方能有恒业；人有恒业，方能有恒心。技能提升和实现就业使农牧民增添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摆脱了宿命论，精神世界得到充实和升华，人生价值得到实现，发生了由内而外的深刻改变。西藏农牧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享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机会以及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西藏广大农牧民由内而外的深刻改变是主动、正面、积极、向上的，绝不是部分西方人士所称的“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强制改造思想和观念”。
部分西方人士在涉藏“强迫劳动”议题上大做文章，绝不是为了关心西藏人民的发展和人权。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涉疆议题占据了美西方涉华攻击炒作的核心，但其从未放弃“以藏制华”图谋。由于在涉疆问题上的炒作进入“疲软期”，美西方才急于在涉藏问题上重拾热度和加大炒作力度，并将炒作涉疆问题的套路搬至涉藏问题上，“强迫劳动”便是其中一例。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西藏工作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中走进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是加快西藏发展和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利好举措，西藏农牧民对此有切身感受，也最有发言权。美西方的聒噪不值一驳。
（作者：肖武，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边疆与民族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