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感想,书籍其实就是一种生产的工具和生活的资料,因此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仅自己藏书的内容会发生变化,而且它们的重要程度也是不断变化。我的藏书结构大概分为历史、文学、思想文化、政治理论、科学知识以及一些闲杂书。历史是我的第一专业,当年这类书籍都是摆在最重要最方便的位置;后来从事政治理论工作,它们的位置也就退后;退休后更加关注传统文化,增购了一批新书,原来历史类的书籍又往后摆了。这次调整,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当年的大家著作彻底放在最不好取用的位置,因为估计很少用到。党建类的政治理论书籍,多数研究性宣传性的资料都是很少用到的,但是不能扔掉,于是按照历次代表大会的顺序重新调整,基本价值就是基石,其它的作为辅料,这样,一旦研究需要寻找起来就很方便。
第二点想法,书籍也是朋友,相交越久相知越深,感情也就越是醇厚。诗词类的书籍我用得比较多,不谈了,就说宣言一类的著作,我从来都是高度重视的,认为这类文件对于历史的影响通常都是划时代的。比如《宗教改革宣言》《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解放宣言》《和平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妇女宣言》等,连串起来,就是一部近现代的人类进步历史,这些东西永远不可丢弃。在这些宣言中,只有《共产党宣言》是我进入党建专业的入门书,所以读的最多,不下十多遍,因此很有感情,也深为叹服。现在它们有的藏在《马恩选集》里,有的是单行本,有的是研究本,还有一本1986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翻印的最大开本,不仅舍不得扔掉,反而给它加了一个塑料封面。如此动作基本不是使用需要,而是一种对于阅读情感的珍惜。
第三点想法,所有书籍均有存在的价值,但其价值大小最终取决于人们对它的需求程度。就说现在这批藏书吧,半数以上基本不用,但是它们并不因此失去备用的价值,所以还要藏着,有它们在心里似乎踏实些。另外,我当然也会想到,这些书籍我到底还能用多久,就算上天开恩用到100岁,也就剩下30年了。百年之后呢?儿子是走自己的路,肯定继承不了父业,孙子呢,只能说仅有微乎其微的可能;即便他们侥幸真的走我的老路,还能用得上这些古董吗?几乎不可能,因为我的藏书是按照我的学习经历和研究思路建设起来的,他们的思维一定有自己的特质。所以目前这些藏书的绝大多数最终都是进入旧书市场,其价值再由市场重新配置。有的也就直接化为纸浆,遵循物质不灭的规律重新为新人类利用。总而言之,它们的命运是由我的=自然生命的长短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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